梅新育：亚投行是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改良而非颠覆

    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正式签署作为亚投行“基本法”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下文简称“《亚投行协定》”），亚投行朝向正式问世、运营迈出了最关键的一大步。纵览《亚投行协定》全文，可以看出，亚投行是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良而非根本性颠覆，这也充分体现了作为倡议发起国的中国的指导思想。
    毫无疑问，中国之所以率先倡议发起成立亚投行，关键原因是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架构已经不能充分体现国际经济和金融实力的现实格局及发展趋势，不能满足中国和其它一批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当的、有着充分实力基础的权利要求，中国为此不得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之外发起亚投行这样一个新的多边开发银行。对此，从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等美国经济政治头面人物，到英国《金融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都明确承认这一点，伯南克等人也正是基于此抱怨美国国会逼出了亚投行，可能与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分庭抗礼。
    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得以成功发起亚投行，甚至英国、德国、法国等一大批老牌欧洲发达国家也不顾美国的掣肘阻扰而加入创始成员国的行列，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实力，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实践未来前景的看好。毕竟，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第一工业大国、第一贸易大国，经济总量很可能在十年之内赶超美国跃居世界之首，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也早已是遥遥领先的世界最大开发性金融机构。美国头面人物担心中国借此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分庭抗礼，正是认识到了这种力量的现实规模和增长潜力。
    但是，中国并没有意愿与美国全面对抗，没有意愿颠覆现行国际经济政治体系。这是因为现行国际经济政治体系具有突出的两面性：其不公正不平等和效率不足一面固然早已饱受诟病，对其不公正不平等内容的抱怨尤其多，正是这种不公正不平等阻碍了中国的进一步成长，不能满足中国的全部正当权利要求；但它又有体现了国际治理和客观经济规律要求的一面，中国恰恰是经过自我奋斗以基本平等地位进入这一体系之后实现了脱胎换骨般的经济飞跃，创造了世人称羡的“中国奇迹”，成为近三十年、至少是近二十年来现行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下成就最大的受益者。正因为如此，即使不考虑是否具备足够实力，彻底颠覆现行国际经济政治体系对我国也未必有利，却必然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难以估量的不确定性风险。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某些国家、某些势力抱怨的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不公正”之处实际上体现了国际治理和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他们的抱怨只是暴露了他们的道德风险而已，只能进一步恶化现行国际经济体系的效率问题；而作为一个生气勃勃的成长大国，我们对现行国际经济政治体系的抱怨有相当一部分集中于其低效率问题，我们自信能够通过自己的积极参与显著提升国际经济体系效率，把世界经济的“蛋糕”做大，造福世界人民。更有某些势力激进地极力主张中国全面挑战现行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只不过是企图挑唆中国为其野心火中取栗，我们对此应有清醒、冷峻认识，不可入其彀中。
    正因为如此，我们坚决反对把“一带一路计划”称为新的“马歇尔计划”，这不仅仅是因为马歇尔计划以财政资金援助为主，“一带一路”则是一套发展规划，其中的发展项目以商业性项目为主，更关键的是，“马歇尔计划”与全球性冷战紧密相联，世人皆知乔治·凯南以其八千字长电与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共同开启了冷战，结果是导致了形成斯大林所说的“两个平行世界市场”格局，而乔治·凯南同时也是“马歇尔计划”的两位实际主导者之一。今天的中国虽然力推一系列双边和区域自贸协定，但显然并不追求二战前英国的“帝国特惠制”，更不用说重蹈“两个平行世界市场”和冷战覆辙；相反，中国非常清楚只有全球性多边贸易体系才能满足自己对外部市场的需求，因此，中国不断强调多边贸易体系的重要性，强调自己参与、发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多边贸易体系兼容互补，“一带一路”规划覆盖的国家和地区也超出了亚太自贸区的范畴。即使对设计者意图排挤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入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对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唱对台戏的二十国集团全球基础设施中心、世界银行全球基础设施基金构想，中国也表示了兼容并包、共同发展的态度。
    正是在发起国的这种指导思想下，横空出世的亚投行不是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颠覆性挑战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改良者。《协定》开篇前言就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
    “……认识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银行’）通过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开展合作，将更好地为亚洲地区长期的巨额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缺口提供资金支持；
    确信作为旨在支持基础设施发展的多边金融机构，银行的成立将有助于从亚洲域内及域外动员更多的亟需资金，缓解亚洲经济体面临的融资瓶颈，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形成互补，推进亚洲实现持续稳定增长；……”
    《协定》的具体条款一方面赋予了中国对重大事项的一票否决权，并规定亚投行总部设在北京；另一方面规定以美元为股本计价和认缴货币、以英语为工作语言，充分体现了中国对亚投行方向和战略保持主导权、但亚投行应在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下按照现行国际金融规则运营的思路。
    同时，规定采购不得给予特定国家优惠；可在国际金融市场融资；每个成员都在理事会中有代表，理事会授权董事会，不得同时有两名或两名以上董事同属一个国籍；董事、行长、高级职员应为专业人士，以确保效率与技术能力达到最高标准为重要前提；……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了中国和其它创始成员国力推在亚投行内部治理中统一效率与公平的意愿。让我们期待亚投行成功。
    （2015.6.30）
    （发表于2015年7月1日《北京日报》第三版，发表时有删节，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原稿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