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论谷书堂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探索

    [编者按]在中国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中国经济改革与中国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关系，是到了好好反思和总结的时候了。然而，该项工作从何着手，对中国经济学理论界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本刊以为，了解中国经济改革前、改革中经济学理论动态的变化及其与经济改革实践的结合，是时下中国经济学理论界的当务之急。鉴于此，本刊从本期开始开辟“名家学术思想”专栏，陆续刊发有关研究名家学术思想的文章。
    第一个推出的是入选《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的名家谷书堂教授的学术思想。谷教授是我国著名理论经济学家，全国高校领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军人物之一。历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等职。长期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在商品经济、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等方面有诸多建树。
    本文作者常修泽教授，1979年初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直接在谷教授指导下从事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研究。期间,参与了谷书堂教授主持的国家“六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依据研究”，出版专著《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特别1990 年在《经济研究》合作发表长篇论文《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论纲》，产生很大社会影响。常修泽教授后来在人的发展理论、广义产权理论和中国转型理论的研究成就与此理论基础有直接关系。在长期学术研究中，常修泽教授对谷书堂教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有比较深切的了解，也掌握不少第一手资料。现将这篇学术思想研究论文在本期刊发,作为本栏的开篇。
    [摘要] 文章认为，谷书堂是中国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较早的学者之一，其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分为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90年代三个阶段。关于物质利益和劳动谋生手段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原因、商品经济是中性生产方式、商品经济与公有制双向调整论是谷书堂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基础。
    谷书堂教授在长期学术研究中，一直潜心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尤其在商品经济理论、价值规律理论、收入分配理论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等方面有诸多建树。其中对于商品经济理论的探索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笔者在北京听到不少学者说，商品价值理论是谷书堂教授的“招牌菜”之一。如果把他的理论体系比作“大厦”的话，可以说，商品价值理论是大厦的“基石”之一。正是由于他系统提出并论证的价值理论、商品经济理论以及物质利益理论,使其较早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
    笔者于1974年9月进入由教育部主办的南开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进修班学习，有幸遇谷书堂老师主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典著作课”（这是他自1964年被迫离开讲坛达十年之后第一次复出(1964年,在当时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谷书堂先生遭遇了1959年“反右倾”后的又一次厄运，被宣布为“三不准”，即“不许上讲台，不许发表文章，不许做讲演和报告”，达十年之久 。)，但尚未落实政策）。学习期间，谷老师私下向笔者谈了经典著作中的“内在矛盾”之处，当时他的比喻是“一根两苗”。所谓“一根”，是指“劳动谋生手段论”。谷认为，从这“一条根”上，本应当长出两个“苗”：一个是按劳分配，一个是商品经济。但是，经典作家为什么只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按劳分配，而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呢？这是一个矛盾。谷老师的这番话，使笔者内心深处受到极大的触动，促使自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毕业后，笔者随即参加了谷老师在天津市主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班”（编写政治经济学）。在这段朝夕相处的日子里，谷老师结合编书，系统阐述了他对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看法，并提及了他在1956年与魏埙教授一起出版《价值规律及其在资本主义各个阶段上的作用》的情况，使笔者对其思路有更多的了解。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谷书堂从经济系调到经济研究所，主持全面工作。笔者也随即于1979年初正式调入经济研究所，直接在谷老师指导下作研究工作。笔者跟随老师从事的第一个研究课题，就是他主持的国家“六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依据研究”，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此后，长期跟随老师在这一领域探索（包括1989年“六四”后，协助老师完成长篇论文《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论纲》，等等）。所以，对谷老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有比较深切的了解，也掌握一些第一手资料。
    现根据三十年来的亲身经历和掌握的史料，并上溯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谷老师的其他学术论著，将谷书堂教授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探索过程及其深层理论思考论述如下。
    一、20世纪50年代谷书堂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探讨
    20世纪50年代，当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在中国尚未得到应有承认时，谷书堂就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探讨。纵观50年代的探讨，有三件大事需要提出（以三篇论著为代表）。
    第一件事：1956年出版《价值规律及其在资本主义各个阶段上的作用》一书
    谷书堂教授曾说，他“对商品经济的关注最早可追溯到1954年，是由于在教学中碰到了垄断价格这个困扰的难题引起的。出于对马列主义的崇拜和信仰，对商品经济的研究最初是从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始的。”
    1955年，在南开大学学术讨论会上，谷书堂与魏埙先生一起发表了《价值法则在资本主义发生与发展各个阶段中的作用及其表现形式》一文，提出了“两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的观点。这是谷书堂与魏埙的成名之作，魏埙先生时年36岁,谷书堂先生小于魏先生6岁，恰好“而立之年”。
    转年，即1956年，以此文为基础，谷书堂与魏埙先生一起出版了题为《价值规律及其在资本主义各个阶段上的作用》的著作。（魏为第一作者，谷为第二作者，是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学科两位学术带头人合作的理论结晶。魏埙、谷书堂：《价值规律及其在资本主义各个阶段上的作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这本著作，从新中国经济史的角度分析，魏、谷的论作是具有创新意义的。但如果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则需要提及一段往事。据笔者掌握的史料，安徽师范大学学者孙膺武先生曾在1949年4月《文汇报》撰文，论述关于“两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的观点。1983年2月在厦门举办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这也是笔者担任讲师后，第一次出席全国性学术讨论会）期间，主办单位举办了《资本论》研究成果展览，笔者曾亲眼看到过孙膺武先生的这篇论文，并且有幸与孙先生作过交流。但是，因1949年4月，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全国尚未建立统一政权，兵荒马乱，加之孙膺武先生的文章很短，未能充分展开论述，故未能引起学术界重视。孙膺武先生对此是认同的。
    今天看，谷书堂与魏埙在《价值规律及其在资本主义各个阶段上的作用》中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依据的。但可贵的是，他并没拘泥于一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词句，而是能够抓住其要害和本质。他认为，商品生产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而是人们之间的一种经济联系形式；商品生产的目的是交换；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对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这些观点为他以后关于商品经济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正是基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对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的认知，他们提出了“两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的理论观点。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提出“共同决定论”是有突破意义的，它实际上指向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向苏联实行后引入中国的传统计划的挑战（或许谷书堂当时并未自觉意识到这一点，否则不会在1963年曾出现过思想反复）。因为强调“共同决定”，必然意味着供求两种因素在价值决定中起同等作用，这就揭示了价值形成的“黑匣子”，其逻辑结果必然要求由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转化（多年后即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青年学者鲜明地提出了“价格双轨制”的命题）。
    可以说，1956年出版的《价值规律及其在资本主义各个阶段上的作用》一书，是谷书堂研究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奠基之作。
    第二件事：1958年在《学术月刊》发表《答王章耀、萨公强两同志》
    “两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这一观点提出后，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实际上，对此书可能会引起的争议，魏、谷是有思想准备的。正如他们自己所言，“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我们提出的另一方面的理解……这个问题是值得争论的，因为它实质上反映了对价值规律这一范畴的理解。不久以前展开的关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作用的讨论中，就曾出现过对价值规律本身理解上的分歧。”（见魏埙、谷书堂：《答王章耀、萨公强两同志》，《学术月刊》1958年第2期。）
    争论很快展开。吴树青等论者撰文赞成，王章耀、萨公强“两同志”等论者表示质疑。应该说，当时讨论的气氛还是比较活跃的。针对王章耀、萨公强“两同志”等的质疑，谷书堂与魏埙联合发表了《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义答王章耀、萨公强两同志》（载《学术月刊》1958年第2期）。文中,谷、魏首先指出，“这一提法并不是我们新的创造，而是马克思早已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的，只是通常不为人们所注意罢了。或者虽然有人可能已注意到，但由于体会不同，从而也可能产生意见的分歧”。
    为了阐述清楚起见，他们大量摘引了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有关论述部分，然后得出基本结论：“某种商品生产的劳动总耗费是否符合社会再生产所要求的社会劳动在各个部门的比例分割也应视为价值规律的要求或‘社会必要劳动’的含义，是商品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必然结果。”(《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义答王章耀、萨公强两同志》，载《学术月刊》1958年第2期)。
    在这里，作者坚持了“价值规律的要求或社会必要劳动的含义”、特别是“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共同决定价值”的“共同决定论”的观点，并强调这是“商品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必然结果”，这些观点是有创新性的。当然，作者这里讲的 “商品生产”、“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等，还是马克思经典著作中所指的“商品生产”、“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其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所区别。
    第三件事：1959年在《经济研究》发表《谈谈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经济研究》是国内经济学界的权威刊物。谷书堂于1959年在《经济研究》第3期发表的《谈谈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有代表性的。这是一篇专门讨论“商品生产”的论文。可以看出50年代谷书堂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探讨的曲折性和矛盾性。
    实事求是的说，在50年代，特别是在1959年(“大跃进”第二年)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谷书堂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思想的研究是受到时代局限的。这在此文中就有所反映。
    此文结论是：“从以上的分析出发，可以看出在我国目前只有在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为了进行交换的那一部分生产才是真正的商品生产，从而在两种所有制之间进行交换的产品不论生活资料还是生产资料都是商品。至于在国营企业内部或公社内部进行调拨的生产资料和一部分消费品，则不能视为商品。因为这些产品的生产即（既）不是为了交换，
    等价原则也不起决定作用。固然为了核算的需要，也许计算价值，但这已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有人认为这些生产资料也是按照等价原则进行交换的，所以也就是商品。我认为讲等价原则时，不仅仅要看到它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它的本质。作为商品生产，一旦破坏了等价的原则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难道说等价原则对国营企业内部调拨的生产资料有如此严重的意义吗？显然是不能如此说的。正因如此，所以可以断定生产资料实质上不是商品。”（谷书堂：《谈谈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9年第3期）
    从《谈谈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以上论断，可以看出谷书堂当时的认识：
    （1）只有在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为了进行交换的那一部分生产，才是真正的商品生产。因而，两种所有制之间进行交换的产品，不论生活资料还是生产资料，都是商品；
    （2）在国营企业内部或公社内部进行调拨的生产资料和一部分消费品，则不能视为商品；
    （3）等价原则，更重要的是它的本质。生产资料本质上不是按照等价原则进行交换的,实质上不是商品;
    （4）计算价值,只是出于核算的需要，只是“形式”而已，其等价原则不起决定作用。
    从《经济研究》发表的上述观点中，可以看到当时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所阐述的传统观点的幽灵。
    综合1956年的《价值规律及其在资本主义各个阶段上的作用》一书， 1958年《学术月刊》第2期《答王章耀、萨公强两同志》，1959年《经济研究》第3期《谈谈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可以看出，20世纪50年代谷书堂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探讨还是带有一定矛盾性的、两重性的：一方面，沿袭了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的某些传统看法;另一方面，又力图摆脱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试图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理论上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实际上也进行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思考和探索。这预示着谷书堂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探讨，需要根据新的社会实践，实现新的突破。
    当谷书堂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研究正处于“爬坡”、并孕育着突破的时候，却受到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的冲击（先是1959年遭到免职，后是1962年被列为“运动对象”，继之是1964年被剥夺教学和科研权利，再后是“文化大革命”挨整），因而不得不中断了他的研究。这不仅是谷书堂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国家和民族在科学研究上的损失。
    二、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探讨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使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也改变了谷书堂的政治命运和学术命运。就在三中全会开过不久，即1979年初，谷书堂到经济研究所主持全面工作。此时，他中断了十几年的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研究迎来新的春天。那么，进入新时期，研究从何开始?出于中国改革的需要，也出于自己的历史积累和偏好，他意识到，如果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质得不到确认，新时期的改革就缺乏明确的方向。所以，他选择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质作为研究的突破口。
    在这一期间，他在商品经济理论体系研究方面取得突出的进展。连续上了四个台阶：
    台阶1：无锡会议：《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1979年4月，经济理论界在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和薛暮桥的家乡无锡召开“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史称 “无锡会议”）。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经济学界举行的第一次大规模高层次的经济理论讨论会。谷书堂应邀出席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
    文章一开始，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他说：“我国建设的实践既然把价值规律的作用突出地提了出来，与此相联系的也就把有关的理论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要求重新加以认识。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国营企业之间调拨的产品是不是商品?另一个问题是，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它与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和国家计划是个什么关系?”
    他接着说，“国营企业之间调拨的产品是不是商品呢?过去我是按照流行的观点来认识这个问题的。可是廿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实践却要求我们做出相反的回答，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则是如何正确解释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保留商品货币关系的真正原因。”
    谷书堂提出，“我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分工只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前提条件，而只有发展不成熟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关系，才是社会主义社会保留商品经济的决定性条件。”他指出：“不发达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还比较低，发展不够成熟。这既表现在公有制的不同形式上，又表现在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劳动者的劳动上，这种劳动还没有成熟到完全的直接社会劳动的程度。就一方面看，它已具有了直接社会劳动的性质（集体所有制内部的劳动暂且不论），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又是劳动者个人谋生的手段，还是一种要求代价的劳动。即是说，这种社会劳动还残存着某些个体劳动的痕迹，它与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社会还存在劳动差别的情况下，劳动者的这种要求报酬的劳动要转化为完全的直接社会劳动，必须通过价值形式。”（引自谷书堂提交给无锡会议的论文）
    谷书堂在无锡会议上发表的上述《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观点，既表明了一位学者对过去传统认识的反思，也表明他对新的理论的探求。
    台阶2：南开学报论文《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调节作用》
    也许是谷书堂对1979年4月在无锡会议所作的“新的理论探求”意犹未尽，所以2个月后，即1979年6月——8月，在东北“辽宁大厦”主持编写北方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期间，他安排笔者到辽宁大学图书馆查阅和整理“关于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调节作用”的学术资料。而后，对此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谷书堂在《南开大学学报》发表了《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调节作用》（谷书堂：《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南开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
    整个写作过程，笔者是了解的。这篇文章的进展，是对无锡会议所作的“理论探求”——“劳动者个人谋生的手段论”作了进一步阐发。
    文章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具有个人谋生手段的性质，是由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特点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所决定的。从生产关系方面看，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消除了按生产资料分配的情况，这时，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所以，从劳动的社会性质看，劳动是个人谋生手段，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特有的现象。从生产力方面看，社会主义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还远没有达到‘充分涌流’的程度，消费品还不可能按照劳动者的实际需要来分配。由这两点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注定要成为取得个人物质利益的手段，同时又是在人们之间分配物质利益的尺度。”
    文章进而指出，劳动作为个人的谋生手段，意味着每个社会成员无一例外地都要参加劳动，以取得领取生活资料的权利，它排斥“不劳而获”的现象存在。它意味着劳动者提供的劳动与获得的报酬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为了“报酬”，而“报酬”多少又直接取决于劳动者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在这里，劳动力虽然不是商品，但在劳动者看来，他的劳动似乎却成了“交换”的对象。它还意味着社会不能不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因为除了社会上残存的旧痕迹还起作用之外，劳动力再生产（包括抚育、培养等）的费用，在不同程度上还是由劳动者个人负担的。”（谷书堂：《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南开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 虽然，在这里，谷书堂还认为“劳动力不是商品”，但他强调的“劳动谋生手段论”，则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商品经济的原因。
    就在谷书堂所著《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在《南开大学学报》发表不久（1979年 10月），在南开大学主楼301教室，举行一年一度的南开大学校庆学术报告会。在这次会上，谷书堂教授抽出文章的部分作报告,题为《公有制条件下商品经济产生的原因》。鉴于在当时这还是一个相当凝重而又敏感的问题，也是一个不大容易说清楚的问题，因此探讨公有制条件下商品经济产生的原因受到关注。与会者不仅对其观点所吸引，而且对这位经济学家的理论勇气和良知表示钦佩。
    据笔者当时在南开和后来在北京接触到的资料，最早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国内有多位学者主张，其中谷书堂应该是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当然，考虑到当时的背景，文章和学术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还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尽管这里尚有“有计划”字样，但其实质上是商品经济，这相对于50年代他的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观点而言，无疑是一个飞跃。
    台阶3：主持国家“六五”重点科研项目研究，出版代表性著作《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
    80年代初，谷书堂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研究方面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主持了国家“六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依据研究”，并完成和上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长篇研究报告，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1979年春，改革开放启动以后，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即到底是继续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或计划经济体制的变形“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惯性运作，还是另辟改革新路？如果走新的体制之路，那么，其理论依据是什么？于是，1980年，国家有关部门下达了“六五”期间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依据研究”的重大课题任务。此课题由谷书堂主持，杨玉川、常修泽二位参加研究完成。
    此后进入课题的探讨和攻坚阶段。核心问题是写什么？写“计划经济”，还是写“商品经济”？这是一个历史性抉择。谷书堂主张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要以商品经济理论作为主线来写这个研究报告。围绕这个主线，课题组从理论到实践，从国际到国内，从历史到现实，从不同维度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进行了系统研究。经过三年的研究，于1983年完成了一篇16万字的研究报告。
    该研究报告除前言外，正文共六章：第一章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第二章，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存在原因和特点；第三章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规律；第四章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转化形态；第五章 ，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和其他经济规律的关系；第六章 ，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
    1983年夏，报告完成后，笔者在同学帮助下，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誊清并复印，作为内部研究成果由笔者送到位于北京建国门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供中央有关部门参阅。
    这此后发生了一段有趣的故事。
    报告上报后，一直没有反馈消息，到1984年6月前后，接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是所送的报告复印件中间缺一页，
    要求尽快补齐。根据谷老师的安排，笔者即把缺页迅速复印上报。当时对此并未多虑。
    事隔28年后，看到张卓元先生主编的《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方知道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围绕是否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作为改革的理论依据问题，高层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一部分同志主张“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薛暮桥先生的观点。 ），但是，这种观点遭到党内另一势力的坚决反对。例如，曾参加过中共十二大报告起草的某部门负责人给中央政治局负责意识形态的领导同志写信说，“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成商品经济”，如作此概括，“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该负责意识形态的领导同志批转了这封信，此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受到批判。
    到1984年起草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就不可避免地遇到这一重大问题。据《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记载，“这一文件的起草于1984年6月开始。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提出了一个提纲，但这个提纲，没有脱离原来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调子，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此很不满意，因此，重新调整了文件起草班子”。[4] 当时起草班子中，就有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马洪同志。据张卓元先生回忆说，当时曾让中国社会科学院搜集有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的研究材料。前面讲到的“缺页”事件恰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谷书堂报告的结论与中央的决定精神“不谋而合”。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发表后，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该报告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为书名，于1985年正式出版（谷书堂、杨玉川、常修泽著：《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在“六五”总结报告中，高度评价此书是“一部带有开创性的学术著作”。
    台阶4：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作为主线编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
    谷书堂作为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著名经济学家，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情有独钟。改革开放后，国家教委决定中国南北两地分别组织编写政治经济学教材。北方本由南开大学谷书堂和辽宁大学宋则行担任主编（辽宁大学章宗炎和南开大学朱光华担任副主编）。经过讨论，"北方本"于1979年12月出版。在整个80年代，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分别于1982、1985和1988年出了三版修订版。因笔者参与了"北方本"修订版的写作过程，故对"北方本"的理论贡献比较了解。
    从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说，“北方本”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突出的有：其一，该书把研究范围限定在中国所处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而不是不切实际地针对所谓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其二，把物质利益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主线，按照生产、流通和再生产的“过程法”，探索社会主义特有的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及其经济规律在各个过程作用的特点和形式；其三，把研究对象锁定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这个生产方式指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也就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谷书堂：《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几个理论问题》，《天津社联通讯》1982年第2期，参见《谷书堂文集》141页~157页。）。
    除上述三条外，与本专题直接相关的，就是书中较早地提出了商品经济的思想，并以此为主线，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谷书堂特别看重这一点，他说，“在过去我们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认识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没有把商品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谷书堂：《关于我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若干思考》，参见《谷书堂文集》494页）
    基于此,在谷书堂亲自执笔撰写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第一版序言中,就明确写道:“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各个生产单位由社会主义劳动性质所决定的物质利益要求，是社会主义存在商品关系的根本原因。无论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还是在全民所有制内部各个企业之间，客观上都要求以商品生产者的资格互相对待，要求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在这里，无论是不同所有者之间交换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还是全民所有制内部各国营企业之间交换的生产资料，都是商品，价值规律对这些产品的生产，都起着一定的调节作用。”（谷书堂：《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第一版序言，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第一版序言）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谷书堂很欣慰地说：“1980年出版（应为1979年12月出版——常修泽注）的由我与宋则行教授联合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北方本）》是少数首先使用这个提法的著作之一。从理论观点上它实际上是对旧体制的一次重大冲击。”（谷书堂：《关于我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若干思考》参见《谷书堂文集》494页。）
    这本书被教育部定为全国文科院校统编教材，后来获国家教委优秀教学成果奖。由此谷书堂也成了全国高校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领军人物之一。
    三、20世纪90年代谷书堂关于市场经济的探讨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谷书堂关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探讨，进入高峰期。这里，既有在逆境中对 “中国改革的商品经济取向”的坚持，也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升和新的探索。
    其一，在逆境中对 “中国改革的商品经济取向”的坚持
    1989年之后，理论界出现了一股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倒退思潮。谷书堂教授曾回忆说, ““六四”风波由于理论界和领导层的思想认识上有反复，在部分领导中对发展商品经济、发展个体经济是否正确产生了怀疑，有的甚至还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在杭州举行的会议就是对如何看待商品经济有关问题进行讨论。我觉得不应回避这个问题，也不能因为“六四”风波而不发展商品经济，所以我就针对这一问题与常修泽同志合作了一篇文章，并请他代表我参加会议。”（引自谷书堂自述。）这篇文章,就是1990年提交“杭州会议”，并在当年《经济研究》发表的谷书堂、常修泽的长篇论文《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论纲》。
    《论纲》的立论依据是“商品经济论”。认为商品经济“不属于某种经济制度所特有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而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或者说‘中性’的生产方式。它的‘中性’特点表现在既可以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也可以和公有制联系在一起。”。（谷书堂、常修泽：《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论纲》，《经济研究》1990年第6期；《新华文摘》1990年第9期。）
    《论纲》指出，“问题的关键是要寻找出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两者结合的方式，妥善处理它们之问的矛盾，既要限制商品经济在发展中的某些盲目性，又要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而充分发挥两个方面的优越性和潜力，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生气勃勃地发展。”（谷书堂、常修泽：《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论纲》，《经济研究》1990年第6期；《新华文摘》1990年第9期。）
    这篇文章，可以看作谷书堂1989年“六四”后及90年代初期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代表作。论文提出的商品经济“不属于某种经济制度所特有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而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或者说中性的生产方式。它的中性特点表现在既可以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也可以和公有制联系在一起”的观点,与两年后即1992年春天邓小平关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观点,不谋而合，从观点到语言都是一致的。（邓小平：《南方视察谈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3页。）
    论文所强调的中国改革必须坚持商品经济取向的基本观点，在“杭州会议”上引起强烈反响。谷书堂教授曾回忆说, “会上，对我们支持发展商品经济的论点有些不同意见。会下有的同志说，你们的胆子太大了，这个时候还敢支持商品经济。然而我觉得这没什么可怕的，我们就应该把真理坚持到底。”（引自谷书堂自述。）
    《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论纲》在杭州会议上引起的争论和反响，得到会议主持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高度重视和强力支持，他们决定将此文作为重头文章在1990年第6期《经济研究》头条发表。此文发表后，进一步引起理论界和社会强烈关注，《新华文摘》1990年第9期全文转载。（谷书堂、常修泽：《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论纲》，《经济研究》1990年第6期；《新华文摘》1990年第9期。）
    在1989年下半年和1990 年“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那种背景下，坚持这种市场取向是有一定政治风险的，其观点不仅在理论界引起强烈共鸣，而且人们对这种理论勇气表示钦佩，而更重要的是，此文对于遏制当时来势迅猛的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倒退思潮，坚持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方向，发挥了有良知的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作用。
    其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升和新的探索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谷书堂不仅在逆境中继续坚持“中国改革的商品经济取向”，而且更明确地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
    本来，早在1988年《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的初稿撰写和《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部分）》的修订中，谷书堂就已经初次使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这与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说法也是一致的，而且要早几年）。在谷书堂看来，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二者没有根本的区别。但当时由于出版及其他方面的考虑，书中没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展开分析。
    1992年中央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 谷书堂陆续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相关文献。如1993年他应《我的市场经济观》邀请，写的《中国从双轨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重点和难点》阐述了他对市场经济的看法。（谷书堂、柳欣：《中国从双轨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重点和难点》，《财经问题研究》1993年第11期。）
    特别是他主持撰写的《中国市场经济的萌发与体制转换》（谷书堂、曹茉莉、曹学林：《中国市场经济的萌发与体制转换》，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更系统阐述了他的市场经济理论。全书共计10章：（1）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范式与当代社会主义实践;（2）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突破;（3）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目标是来自实践的科学抉择;（4）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功能价值判断;（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与市场的结合;（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7）市场经济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变革;（8）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9）市场经济与政府职能的转变;（10）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重点、难点和进程。尽管书中还有诸如“计划与市场的结合”的模糊提法，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思路是清楚的。
    在上述文献中，谷书堂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关于市场经济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联系和区别问题；关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关于社会主义选择市场经济的必要性问题；关于市场经济与计
    划调节的结合问题；关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途径和问题。
    这些观点为中国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四、谷书堂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体系的三大支柱
    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需要有相应的理论观点支撑。前面，笔者从“历史的纵断面”，系统探讨了谷书堂教授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探索过程，阐述他都作了哪些理论贡献：下面，拟从“理论体系的支柱”角度，进一步挖掘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深层的思考，探究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体系的支柱是什么。
    根据笔者与谷书堂教授四十年的交往和自己的认识，主要有三大理论支柱：（1）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原因理论:“物质利益和劳动谋生手段根源论”；（2）关于商品经济自身的性质理论:“中性生产方式论”；（3）关于生产方式的商品经济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耦合理论：“双向调整论”。下面作进一步分析。
    第一大支柱：物质利益和劳动谋生手段根源论，这是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原因理论。
    早在20世纪50—60年代，谷书堂就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物质利益关系作过探讨。1956年，他与蔡孝箴合作撰写了《论物质利益原则及其在解决国家合作社和社员之间的矛盾中的作用》一文（谷书堂、蔡孝箴：《论物质利益原则及其在解决国家合作社和社员之间的矛盾中的作用》，《南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7年第1期。），于1957年公开发表。此文是立足于“作为生产力基本要素的劳动者的积极性的发挥”这一基点来讨论物质利益的。
    文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劳动还没有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它们主要还是谋取生活的手段。换言之，劳动者仍旧需要物质利益的刺激。”基于这种认识，该文提出了“谋求个人物质利益是人们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主要目的，因而劳动者在生产中也需要获取物质利益”的观点。他们把此概括为“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并由此得出结论，“它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根本经营原则”。这可以说是谷书堂物质利益思想的初始萌发，从此他走上了系统探索物质利益的学术道路。
    谷书堂早年探索的物质利益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是受排斥和批判的，直到1978年12月中共11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一思想才被激发起来，并且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原因挂上钩。
    1979年4月在无锡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上，谷书堂在提交的《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中，就从劳动谋生手段进而产生物质利益的角度，深入探讨了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经济的原因问题。但对“劳动谋生手段根源论”阐述比较深刻且系统的，笔者认为，是他在1979年《南开大学学报》发表的《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调节作用》一文。
    文章首先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的性质。指出，社会主义劳动毕竟不是共产主义劳动，这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旧社会中劳动的“痕迹”。文章引用了列宁针对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曾明确写到的话：“大家都明白，我们，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制度，还远不能广泛而真正普遍地实行这种劳动。” （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6页。）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没有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还没有可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一种不计报酬的劳动，劳动是个人谋生手段。
    文章归结说，从劳动是个人谋生手段这一客观要求出发，便决定了劳动报酬是职工的唯一生活来源，其家庭生活水平直接取决于他所提供的劳动。这就产生了企业职工的个人物质利益和他的劳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即是说，当劳动者付出劳动之后，就有权向社会领取相应数量的报酬；而从社会角度来看，在不能实行按需分配的条件下，承认劳动的差别，相应地补偿劳动者的不同的劳动耗费，是体现劳动者切身物质利益，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承认并体现劳动者的个人物质利益原则，是使社会主义生产获得内在动力的一个基本条件。
    文章又进一步分析，社会生产活动是以企业为单位进行的。职工都是被组织在企业中，共同进行生产活动的，企业是他们共同创造物质财富的基地和集体。在这里，他们的劳动只能凝结在共同创造的劳动成果中。一个企业经营的好坏，产品的品种、数量、质量以及盈利等指标完成的情况如何，都是企业职工的劳动状况的直接表现。所以，承认劳动者的个人物质利益，也就不能不同时承认联合在企业中的劳动者的集体物质利益。
    文章最后结论写道：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个人和企业的物质利益原则，决定着在企业中实行经济核算的必要性，即严格核算企业的支出和收入，考核每个职工的劳动耗费和所作的贡献，并根据经营成果来确定企业的集体物质利益和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这种情况就必然要求：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品，不能无偿地调拨，只能进行等价交换。可见，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个人物质利益要求和企业的物质利益要求，是全民所有制中商品生产存在的内在原因。（谷书堂：《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南开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
    由此，这一理论成为“物质利益——劳动谋生手段”根源论的代表性观点。
    第二大支柱：关于商品经济自身的性质:“中性生产方式”论
    商品经济自身的性质问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难度最大的问题之一，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经济体制改革难以回避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
    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界,人们一直是将商品经济自身的性质定义为“私有制”范畴,认为其姓“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就是这种思想。在他们看来，商品经济是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而同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4页。）
    谷书堂对这一传统观点进行了质疑和挑战。在他主持完成的“六五”期间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依据研究”（后凝结为一部专著《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谷书堂、杨玉川、常修泽著《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对这一问题做过初步探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商品经济“并不必然”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而同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可以兼容”的看法。（谷书堂、杨玉川、常修泽著《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如果说，1983年完成、1985年出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已经提出这一观点的话，那么，于1990年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论纲》，则更进一步系统阐发了“中性生产方式”论。
    文章指出：论文指出：“我们之所以坚持实现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对接”，并非出于主观上对商品经济有什么特殊的“偏爱”，而是认为在客观上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并不是一个典型的矛盾统一体，二者是分属于不同序列的范畴，当然也就谈不到有根本性的对立。再说商品经济是在存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通过市场自动组织起来的一种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它存在于出现社会分工之后的几个社会形态中，并与各该社会的所有制联系在一起，它不属于某种经济制度所特有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而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或者说“中性”的生产方式。它的“中性”特点表现在既可以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也可以和公有制联系在一起。可见，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二者不是绝然排斥的关系，它们可以并行不悖地共存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中，既然在现实生活中它们可以同时并存，当然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联系。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为一种新型的商品经济。”（谷书堂、常修泽：《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论纲》，《经济研究》1990年第6期；《新华文摘》1990年第9期。）
    论文发表后，一方面，引起社会关注（如前所述《新华文摘》1990年第9期全文转载）；另一方面，也引起学术界争议（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李义平就曾撰文对“商品经济中性论”进行过批评和商榷），但后来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商品经济不属于某种经济制度所特有，而是一种适应性很强或者说是中性的生产方式”的观点是正确的，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第三大支柱：关于作为生产方式的商品经济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耦合理论：“双向调整论”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既存在商品经济，又存在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二者如何协调？在《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论纲》中，提出了两个层次的“双向调整”理论。
    一个层次是，如何“双向调整”商品经济与公有制，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
    鉴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之间存在着差异和矛盾，因而，谷书堂主张，“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在注意巩固、发展其相互兼容一面的同时，应特别注意缓和、克服其差异和矛盾的一面。解决的基本构思是“各自适当调整，互相对接适应”。具体设想下面从两个方面展开。”
    “首先，按照商品经济的要求，调整、改革现行的全民所有制经济，通过分离，重新塑造全民所有制内部结构，使全民资产法律上的所有权，经济上的所有权、实际占有权和经营权关系明晰化，使企业资产具有模拟化的产权边界。这就可以形成一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公有制，从而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开拓广阔的天地。”
    “其次，在改革全民所有制传统模式的同时，还要按照公有制的本质要求，调整，引导商品经济，要明确划定商品的范围，不要使非商品或不宜商品化的东西流入商品交换领域，尤其是要防止“权力商品化”的倾向，使之适合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要求。”（谷书堂、常修泽：《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论纲》，《经济研究》1990年第6期；《新华文摘》1990年第9期。）
    第二个层次是，如何协调商品经济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
    谷书堂主张，“研究社会主义阶段劳动者的收入分配，应把马克思分析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基本思路和现实的实践结合起来。因为实践的发展提示了一种新的可能，即按劳分配原则与商品经济可以并存，在现实生活中也确实已经并存了。不难理解，这种并存将不可避免地对按劳分配的形式乃至部分内容产生重要影响，尽管二者通行的基本上是同一个原则。”（谷书堂、常修泽：《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论纲》，《经济研究》1990年第6期；《新华文摘》1990年第9期。）
    随着“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在体制上和政策上得到社会的认可，现实中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以及非劳动收入性质等问题，也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激烈争议。谷书堂注意到这一问题。
    1995年在北方本修订版中，他就提出注意财富分配的“累积效应”问题（即富者愈富的问题）。此后，又与王璐撰写了《价值创造、产品分配和剥削关系的嬗变》等文章，阐述了他的看法（参见谷书堂、王璐：《价值创造、产品分配和剥削关系的嬗变》，《南开经济研究》2002年第6期。）：在转型时期，虽然从中国社会的整体来看占主导的部分已不再具有剥削的关系，但在非主要部分、在逃避法律制约的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抗的关系并没有完全消除。而且，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基层结构的巨大变化，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确实进一步拉大。建议大力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最低收入水平；从长远看，应扩大中间收入阶层的比重，并重视城乡职业教育等。
    这里，谷书堂教授不仅主张经济市场化，而且注重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体现了一位经济学家可贵的人文情怀。从新阶段中国全面改革战略的高度来研究，两个层次的“双向调整”理论，为21世纪建立“公正的深度市场化经济体制”带来深刻的思想启迪。(常修泽：《包容性改革论——中国新阶段全面改革的新思维》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上面，笔者论述了谷书堂教授发表的经济学论著中的关于商品经济思想。可以看出，为建造商品经济理论这块“基石”，谷书堂教授进行了多么执著的探索。正是在这块“基石”的基础之上，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理论体系才得以建立起来。
    参考文献：
    魏埙、谷书堂：《价值规律及其在资本主义各个阶段上的作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谷书堂、宋则行主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
    谷书堂、杨玉川、常修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国家"六五"重点项目。
    谷书堂主编，杨玉川、常修泽副主编：《中国计划体制改革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国家"六五"重点项目。
    谷书堂：《商品经济与发展中的新体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谷书堂、常修泽：《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论纲》，《经济研究》1990年第6期；《新华文摘》1990年第9期。
    谷书堂主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审计出版社2001年版。
    谷书堂：《谷书堂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逸琴（伏义琴）：《辛勤耕耘 潜心求索——谷书堂学术生涯五十五年》，载熊诗平、徐边主编：《经济学家之路》第四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吴太昌、张卓元等主编：《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第2辑），广东经济出版社2009年9月。
    来源：《改革与战略》201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