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莫干山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及进展——价格改革“放调结合”的提出

    编者按：日前，有关媒体连载了经济学者常修泽教授的《论“莫干山会议”精神》以及《向八十年代和莫干山精神致敬》，引起广泛关注，《人民网》、《光明网》《中国改革论坛网》等媒体全文转载，读者对常文提出的“莫干山会议精神”这一命题及其四点精神特征界定，表示赞赏；同时希望进一步了解“莫干山会议”的来龙去脉、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及其影响。征得《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主持人张卓元先生以及常修泽教授同意，我们将常修泽教授2010年撰写的《1984年“莫干山会议”》原文转载。
    常修泽教授在书中特意注明:“本章撰稿人作为这次会议的参加者，虽然亲历了这一历史事件，但是由于莫干山会议是分组讨论的，笔者只在其中一组讨论。尽管会议过程中代表之间有诸多沟通和交流，但对其他组的讨论情况掌握并不全面。”他希望以此文作为基础征求意见,拟适当时机作进一步修订和补充。
    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国改革所处的关键时期，由中青年经济学者自己发起、组织召开的这次学术讨论会，标志着中国中青年经济学者作为一个有时代责任感的群体历史性的崛起。这次会议不仅为此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某些重要的思路，也为新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和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候，“莫干山会议”一再被提起，并被称作“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件大事之一”。这里根据自己的历史资料和其他与会者的回忆并参考相关文献，作一阐述。
    关于价格改革的战略问题，这是讨论最热烈、也最富有成果的专题。莫干山会议的重大意义就在价格改革的突破，故专门设立一节，叙述会议提出的放调结合两种思路的提出过程。最后一节还将就放调结合两种思路的作用及意义予以阐述。
    一、关于价格改革的背景及其改革的现实迫切性问题
    关于价格改革的背景。
    当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经济体制改革已展开五年。作为改革的主战场，农村已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虽然尚未展开全面系统改革，但企业领域“放权让利”已经开始。随着农村联产承包和企业“放权让利”改革的深化，利益问题随之即来，价格矛盾越来越突出。“由于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品价格太低，加工工业品价格太高，结果基础工业越来越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国务院开了很多次会议，讨论价格改革问题。”“做了多少方案都行不通”。莫干山会议关于价格改革的讨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展开的。
    关于价格改革的现实迫切性。
    有的代表指出，“价格在商品市场中对无数的微观经济单位起引导作用”。 “价格改革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不改革价格，就难以突破这个局面”。
    有的代表更明确提出，“价格体制不改，其他体制就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价格体制的改革就是整个体制的改革，价格体制是改革的‘牛鼻子’”。
    即使是当时主张“以计划价格为主体”的代表也认为，“当前，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严重地阻碍着经济改革，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可以说，在莫干山会议上，对“价格体系必须改革”，中青年是有共识的。
    二、关于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及其理论依据问题
    在讨论改革思路过程中，还是可以看出目标模式及其理论依据的不同。
    一种主张“以计划价格为主体”同时“放开部分价格”。如有的代表指出：“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大致是：以计划价格为主体，其中包括统一定价和浮动价格，其他的不适于纳入计划价格的放开为自由议价”。
    另一种侧重于强调“导入市场机制”。如有的代表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应该是：通过改革，把计划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导入市场机制，建立一个具有自动调节功能的计划经济的新体制”，而在这一论者看来，“价格体制的改革就是整个体制的改革”，由此可以判断，上述“基本目标”也就是“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持这种观点的代表强调“市场机制的核心是价格，价格体制的改革过程实际上就是市场机制的形成过程。
    价格改革目标模式的不同，实际反映了理论依据的差异。主张“以计划价格为主体”的代表，强调自己的理论依据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价格形成理论”；而称另外强调“导入市场机制”的观点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均衡价格’理论。
    三、关于价格改革的路径问题
    这是会议讨论最深入、争论也最激烈的问题。
    从会上讨论实况和既有文献看，会上并没有出现“休克疗法”或“大震荡模式”、“渐进模式”等提法，当时出现的是“调”或“放”等提法。而且，就历史资料，讨论中持不同意见的代表都没有把“调”、“放”截然对立起来（“非此即彼”）；不同程度地包含有“调放结合”的意涵，但侧重点确实有所不同，形成以下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主张“以调为主”。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田源认为，“改革不合理价格体系的对策，自然应该是除了那些可以放开的价格以外，通过有计划地调整价格的办法，逐步解决。”并认为“国家完全有能力通过有计划地调整解决中国价格体系中初级工业品和消费品价格不合理的问题。”基于此，在会上提出“大步调整”的建议。
    清华大学系统工程专业在职博士生周小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楼继伟、李剑阁（与会）在提交论文中提出用“小步快调”的办法，不断校正价格体系，既减少价格改革过程的震动，又可以逐步逼近市场均衡价格。他们在会前还专门做了模型，试图把价格改革的底数计算清楚。
    在会后执笔上报的报告中，“以调为主”派代表田源强调价格改革的四个约束条件：（1）改革不能大量减少财政收入或增加财政支出；（2）不能降低绝大多数群众的生活水平；（3）市场不能出现大的波动；（4）价格总水平只能有控制的、收敛式上涨，不能螺旋式推进上涨。
    第二种意见主张“以放为主”。西北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张维迎主张应该放开价格控制，实行市场供求价格。张维迎说，“所谓改革价格体制，就是有计划地放活价格管制，逐步形成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平衡的价格体系”。张维迎在会上还用“温度计”为比喻，阐述其价格根据市场供求变化“灵活反映”的观点。
    对此观点争论激烈。主张“以调为主”的代表，不赞成 “以放为主”的观点。主要理由是：在计划经济为主的情况下，一下放开价格控制太不现实，同时市场发育也需要一个过程。在市场不完备时，市场均衡价既难以实现，也未必优化。
    主张“以放为主”的代表，则不赞成“以调为主”的观点。张维迎在同一个“温度计比喻”中说，“调价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水银柱，而是铁柱子，要降价就得锯；要加价就得接。”并指出：“价格的问题在于现行的价格制度切断了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使价格不成其为价格。在这种价格体制下，即使初始价格完全
    合理，也会很快变得不合理，除非经济处于绝对静止状态。这并不是一般地否定价格调整，而只是说，价格调整还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第三种意见主张“调改结合”。争论最初是在上述“以调为主”还是“以放为主”两种意见之间进行的。在争论激烈之时，出现第三种意见：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生华生、何家成、张少杰、高梁和中国人民大学计统系研究生蒋跃等代表，经过分析讨论，吸纳和综合双方观点，形成并提出了“调改结合”的价格改革思路。
    持“调改结合”思路的学者主张，应该自觉利用客观上已经形成的生产资料双轨价格，使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逐步靠拢。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缩小生产资料计划统配的部分，逐步扩大市场自由调节的部分，最后达到两个价格统一。
    由华生执笔撰写的《价格改革建议之二》（会后上报领导层）指出：“价格改革不宜全面出击，而应加以分解，各个击破”。“大调小调皆有局限，出路何在？”“总思路：因势利导，外改内调”；“步骤：先改后调，改中有调。”这可以说是“调改结合”的价格改革思路的精练概括。
    四、价格改革报告的形成及上报
    在讨论基础上，会后，会议副秘书长、来自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徐景安将会议讨论的有关价格改革的思路（加上他自己的考虑）专门撰写了一份报告，题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报告指出，价格改革应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以提高采掘工业品价格为中心，改革工业品价格体系；二是以解决农产品价格倒挂和补贴过多为中心，调整消费品价格和公用事业收费。
    关于改革工业品价格，该报告指出，有两种思路，即：（1）“调放结合，以调为主”；（2）“调放结合，先放后调”。并指出“上述两种思路，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并不互相排斥和对立，在改革中可把‘调’与‘放’结合起来，能放的先放，能调的先调，互相促进、相辅而行。”报告建议，先将供求基本平衡的机械、轻工、纺织的价格放开，所需的原料也由计划价改为市场价；随着一个个行业的放开，统配煤、钢材的比重就会缩小，这时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就不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很大冲击。一个个行业的放开，就会出现统配内的计划价与自销的市场价。
    虽然报告没有明确使用“价格双轨制改革”的范畴，但是“调放结合”必然导致价格双轨制的改革过程，这在逻辑上是可以成立的。这一思路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
    实践表明，在调放结合、双轨推进的改革思路形成过程中，无论是“以调为主”，还是“以放为主”，还是“调改结合”或“放调结合”，都从不同方面、程度不同地作出了贡献。从更大视野审视，中国价格双轨制改革的思路是莫干山会议诸多中青年学者共同讨论、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作用拟在第四节“会议影响”部分专门论述。
    本文写作参考文献：
    1、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会议部分原始资料（常修泽保存和收集）
    2、《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报告》（八个报告）载经济日报编辑部《经济文稿》第一期（机密）1984年10月18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报告汇编》（七个报告），载《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经济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2期（4月3日）。
    3、《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九篇论文），载《经济日报》1984年9月25、28、29日
    4、朱嘉明、金岩石、常修泽主编：《当代中国：发展、改革、开放——中青年经济论坛论文集》，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5、柳红：《八O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6、李连第主编：《中国经济学希望之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
    7、徐景安：《我所亲历的改革决策过程》，载中国善网http://www.chinashanwang.com.
    8、Wang Xiaolu（王小鲁）：“Book Review ‘Professionalizing Research in Post-Mao China: The System Reform Institute and Policy Making’”(《书评——<毛以后中国的专业化研究:体改所与政策制定>》,发表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期刊》（China Journal）总第52期，2004年7月号）。
    9、张军：《莫干山上的价格论战》，《经济观察报》2007年10月14日。
    10、《黄江南：历史成就未来》，载喻建欢、汤铎铎：《三十年三十人之指点江山》，中信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11、常修泽：《与青年朋友谈治学之道》（关于莫干山会议部分），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经济决策参考》（增刊2），2010年9月10日。
    （文章作者：常修泽，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章来源：《新中国经济学史纲》第十四章,张卓元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