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吉：“决定性”市场理论究竟决定了什么？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充分表达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坚不可摧的决心，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从理论上推向新水平新高度，谱写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
    "决定性"市场理论将至少在以下三方面指导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首先，决定了政府和市场的正确关系；其次，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方向；再次，更深远的，决定了相应的上层建筑改革。
    怎么看待"市场"，是中国改革的一条重要主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也是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重点"的决定。其中，经济改革不仅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和方向，而且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新理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改革历来围绕"市场"展开
    回顾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改革是围绕着对"市场"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展开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全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同志领导了中国的第一次革命，胜利地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把一个贫困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建成高度繁荣、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样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和历史使命。邓小平同志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 "第二次革命"。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和社会等各方面的改革。同时，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经济是基础，其他政治、文化等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并服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所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所当然是改革的基础，是首要的改革，必须先行的改革，贯彻始终的改革。从一开始，邓小平同志就是以不争论的策略和胆略"摸着石头过河"，推进"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支持市场中涌现的非公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中，全党不断提升了对市场的认识，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1992年党的十四大划时代地正式确立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市场经济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但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是有过激烈争论的。反对的意见，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等等。1992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所作《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中，对建立新经济体制的讨论提出意见，表示：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提法。即使如此，在十四大报告最后一稿讨论时，仍有人提出将报告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改为"起重要作用"，以期降低市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意义。
    十四大以后，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掀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高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巨大效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惊叹的成就。然而，改革的道路不是平坦的，所以胡锦涛同志指出，"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开放"。全党全民重温了邓小平同志 "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的教导，发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强烈呼声。此时，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十八届党中央顺从党心民意，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在这次三中全会上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这是有非常重大历史意义的。习近平总书记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找出答案"。本届三中全会决议没有回避当前中国的各种问题，而是全面给予了改革的回应。三中全会决定中亮点频频，特别闪光的亮点是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充分表达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坚不可摧的决心，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从理论上推向新水平新高度，谱写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
    新历史时期深化市场改革要求迫切
    如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生产力被大大解放，中国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但与此同时，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还远未完成，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从市场领域讲。全国还有许多领域虽然不断受到市场的巨大影响，但作为根本性的体制变革，有的还刚行动，甚至尚未起步。中国农业生产体制就是突出例子。中国有着世界悠久的最完备的农业生产体制，即一家一户、若干亩地、全能农艺耕作、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今日这种小农经济仍占据中国农业主体。要解决这个问题，是有巨大难度的。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规律。工业生产要求产业企业群落化，要求劳动者劳动集聚化。工业化要求不断增长的廉价自由劳动力，而广大农村不断增长的剩余劳动力，正是工业化劳动力的巨大源泉。所以，工业化不仅是全能小生产的手工业向分工协作的社会大生产方式的工业转轨，其根本标志还在于农业人口的减少，一直减少到占全民的10％以下（日、韩）乃至3％（欧洲）、2％（美国）以下，并由此带来城镇化。农业人口进城了，减少了，但民以食为天，农业不能衰落。谁来种田？如何种田？农业现代化就是唯一的出路。农业现代化就是把几千年传统小生产方式的农业，改造成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农艺分工协作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农业；从农业社会的小农经济，转轨到工业社会的市场经济。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农业的基本要素是：农艺分工协作，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土地集中，形成规模经济；吸纳现代科学技术的容量无限等。但这不是祖辈相传的农民所能承担得了的，代之的则是以工业社会受过良好专业教育的农场主来经营。与此相应，还必须改变城市户口制度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先进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这场变革的结果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比传统小生产农业提高了8-10倍，乃至更高。这是一场艰难而巨大的改革，但中国如果能够大力推进并完成这场农业生产方式的改革，仅此一举就将大大推动今后十年GDP的高速增长，足以保证国民收入翻番，实现全面小康社会。
    除农业生产方式的转轨之外，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一个"老大难"课题。国企改革的要害是政企分开，脱离官本位，解除垄断地位，各种所有制企业具有配置社会资源的平等权利。这样，国企才有真正的市场竞争力和效益，国企发展自当不可限量。金融改革则是另一个必须大力推进的领域。此外，即使很多已经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了的领域，也还有这个或那个部分有进一步改革的潜力。
    第二，从市场质量讲。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实行时间不长，还有许多机制不完善，质量还不高。质量不高，首先表现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共识不够，缺乏系统工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准则是"社会需求、等价交换、自由竞争、法制公正、宏观调控、优胜劣汰、化劣为优"，必须根据这七大准则建立起相应的运行机制，特别是建立起相应的法律保证。然而，至今可以说机制还有待完善，法律也还比较薄弱。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没有精准完善的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也无法巩固，在这种状况下说社会公正就是"空谈误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准则，还内在地包含了生产结构和发展方式的转型，离开了市场的动力和机制，转型云云都是空谈。
    质量不高，还突出表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缺乏相应的上层建筑改革的强大支持。中国经济已从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为市场经济体制。当经济基础已发生根本性改革，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都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如果上层建筑不改革或改革滞后，则必将阻碍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甚至已有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还会丧失。一个突出例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除了用相应法制建设来保证外，还要求服务、自由、竞争、开拓、创新、勤奋、法制、公正、诚信、合作、学习、崇尚知识、崇尚科学、崇尚人才，等等，形成民主、稳定等一系列全新的价值观和社会道德。近一段时间，之所以会产生社会普遍性的道德焦虑和道德讨论，正是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七大运行准则的新秩序尚未完善，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这些新文化、新道德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与宣扬，而那些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文化和道德还在顽抗、哀鸣乃至打着市场名义张扬，如拜金主义。对此，少数人没有把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归罪于计划经济以及旧文化道德等对改革的对抗，从而激励推进新的改革，完善改革，反而误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后果，这是不妥当的。
    可见，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迫切，我们必须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进一步解放思想，攻坚新领域、提高运行质量，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巨大飞跃
    把从十四大以来的"基础性"作用，改写为"决定性"作用，是本届三中全会一个新论断，这三字之差体现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巨大飞跃。众所周知，市场之所以比政府能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是因为它更准确更充分地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三中全会将市场对配置资源的作用提升到 "决定性"的高度，是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重要价值的肯定，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曲折实践的总结，更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的"价值规律的革命作用"。"决定性"市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前中国改革与发展实践相结合的重大成果。
    未来，"决定性"市场理论将至少在以下三方面指导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
    首先，决定了政府和市场的正确关系。从而指导政府功能和职能的根本转变，彻底消除长期存在、积重难返的计划经济特征的政府 "越位"（各种管控微观经济的审批权以及其他本该由市场做的事，政府成了"运动员"）和"缺位"（对市场监督、经济安全、宏观经济调控以及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政府本应承担"教练员"和"裁判员"责任）。这样，也就实现了三中全会决定要求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好的政府作用，将使我国行政体制彻底与苏式农业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决绝，从与几千年小农经济相适应的中央集权郡县制的阴影中走出来，改革对与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适应的全新的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提出了要求。政府功能和职能的这种根本转变，本质上是行政体制改革，正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重要组成部分和当务之急。
    其次，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方向。国有企业是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留下来的一个难题。它既不能全盘私有化，又必须打破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垄断特权和对政府权力的依赖。三中全会指明了国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实现与非公企业实现各种形式与股权比例的混合经济。
    再次，更深远地，决定了相应的上层建筑改革。我国经济基础最终成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来越强烈要求上层建筑改革与之相应：两者相应，就巩固了经济基础并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不相应，就必然阻碍乃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言之，政治、文化、科技、教育和社会等等上层建筑改革必须在"相应"二字上做文章，一切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破坏"决定性"市场的，都应在改革之列。来源: 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