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靖威：所有制问题上的政经体制的关联性

    一、问题与思考
    “国进民退”，抑或是“国退民进”问题，一直成为学术界争论的话题；征地强拆、土地财政导致居民上访事件频出，引发一连串社会问题；农民工户籍问题更是难以上手解决，更有内需扩大问题，更是让各路学者使劲浑身解数。由此，人们不难看到，虽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三十余年，但是至今尚未理出头绪，经济体制至今也没有定型，经济系统、经济领域的问题，似乎越来越多，在外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国内经济境况变得更加复杂。对于当前经济困难问题当如何顺畅解决，从何处着手，深层原因究竟在哪里？所有这些，不能不让人们费一番心力。
    纵观我国改革的路径与顺序，人们不难发现，我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改革，是先着手于经济体制改革，然后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动作很大，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却是非常缓慢滞后，造成了政治体制严重不适应经济体制的运行，甚至政治体制已经严重束缚经济的发展，也因此导致了我国的经济体制至今难以定型，决策者们也莫衷一是，左右摇摆，至今过不了河。
    仔细深入地分析当前我国面临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如贫富悬殊、官员腐败、强拆截访、地方债务、国企垄断、内需偏小等，其根源仍在于所有制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所有制问题，表面看是理论问题，实际上它更是一个实践问题，经济、政治、社会的实践问题。当前社会之所以出现许许多多热点、难点问题，就在于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结合得不好，甚至理论和实践出现了严重的脱节，换句话说就是，理论是理论，实践归实践，理论用一套，实践却用另外一套，理论上是社会主义的，实践上是资本主义的。所以，我国经济出现了大面积的混乱，间接带来社会思想的混乱，社会价值观的混乱。如此说来，似乎让人感觉有些空洞，笔者不妨举几个现实例子。
    例一，居民的房屋拆迁问题。这个问题在全国各地都非常普遍，特别是在加快推进城市化、城镇化，房地产业确定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形势下，引发的社会问题也非常严重，强拆不断上演。《宪法》、《物权法》都做出了相应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由此对比人们应该容易看到，强拆是严重违反《宪法》和《物权法》的违法行为，但是，为什么得不到制止？而且，有当地政府、公安、城管、武警的支持呢？法律的约束力在哪里呢？
    例二，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国有企业高管及普通员工的超常分配问题。国有企业是由全民所有制企业转化而来，全民所有制经过一个概念的转换，成了国有制。如果在理论上严谨地追索，国有制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成为全民所有制，国有制可能成为官有制，也可能成为私有制，如果政治体制改革和运行不到位的话，后两种情况都会发生，在现实中实际上已经大面积出现。所以才有，国有企业成了某些人的提款机，成了极少数人的“下蛋的母鸡”，无需自己放养的“奶牛”。由全民所有制转化到国有制，再到股份制、私有制，是理论上的倒退，是社会经济体制的倒退，同时，也是社会的倒退。
    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二、所有制问题上的政经体制的关联性
    理论界单纯探讨“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如果浮在表面上，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为需要搞清楚“国”与“民”的内涵与实质。讲得不客气，有些“国”比不上“民”，甚至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更差。比如，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民企，在税收上，在扩大就业上，承担的社会责任上，比某些国企做得更为出色，而某些国企的行为表现，更“私”。来源于书本上的或者是经典的理论研究，应该是全民优于国有，全民优于股份，股份优于私有。但是，经济社会的现实表现却出现了完全颠倒，这也正是社会甚至是理论界本身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动摇和怀疑的根源，一些理论界人士甚至不敢正视这个严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所有制问题，是经济体制、制度的基础性问题。所有制发生了改变，必然带来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的改变，进而带来政治体制、政治制度的改变，只是这个过程有时间长短之分别。政治体制、制度与经济体制、制度不相适应，不相吻合，社会结构性矛盾就会显现出来。虽然一些人面对现实不愿意承认，但是，我们只要细心考察一下我国近二十年来政治生活领域的一些变化，对此应不难理解，比如，先富起来的人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成为执政党内的重要分子，以及对我国经济决策的影响和左右，普通民众对于中央和地方决策影响力的弱化及其自身的边缘化，中央对地方的管控能力下降，这些都是非常明显地例证。
    所有制的型式，需要政治体制、制度加以匹配和维护，并要通过法律固定下来，而法律本身也要通过相应的政治体制、制度以及相应机制的运行得以保障。如果全体人民对于执政党、对于国家权力机关的约束不足，制衡不够，甚至无法制衡和约束，那么，所有制的型式就难以得到固定，其结果会造成所有制型式出现偏转和异化、扭曲，出现现实结果和理论设想完全相反的结果。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贪污腐败盛行，对全民所有制的蚕食，对公共资源侵吞，正是当前政治体制、政治制度不能确保所有制定型的结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根本原因也在于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法律，包括宪法成了纸上的条文，在现实生活中缺少了严肃性和权威性。当法律、宪法失去了应有的权威和约束力时，社会将向何处发展，这一点，很多人应该能够非常清楚，如果有谁会怀疑或者抱有幻想，那就看看近几年频发的群体性事件，简单、粗暴的维稳办法，根本无济于事。 　　
    三、深刻认识所有制问题上的政经体制的关联性，正确处理当前的热点与难点问题
    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对所有制改革，应做到慎之又慎，仔细缜密，反复论证。处理不好，整个大厦都会晃动，甚至倾倒，崩塌也是有可能的，前苏联就是很好的镜鉴。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步子迈得太大，有些甚至已经改过了头，而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缓慢滞后，有些甚至在强化体制的落后部分，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此，将使社会矛盾变得突出，甚至是激化。
    明了所有制问题上的政经体制的关联性，然后，诸如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就会变得清晰，如国企市场化，而不是私有化和股份化，国企利润的上缴与用途，国企高管及员工收入水平的确定，国企高管的选拔任用，国企运管的监督约束，诸如此类的问题解决条理将更为清楚。
    笔者在本文中对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一个解决思路，拿土地财政问题为例。
    宪法规定，城市及近郊土地为全民所有，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出让土地的收入扣除原住民的应得后，为全民所有，而不是地方所有，留给地方财政部分应是按照当地常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乘以土地财政收入的全国人口的均值。其余部分应归国家财政统一支配，主要用于全民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平衡开支和投入，对全国的大中小城市都如此操作。这种办法，一方面可以解决全民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资金不足问题，解决平衡东西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协调和平衡发展问题；另一方面，可以有效抑制地方政府卖地冲动，强拆和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将显著下降。这种办法将系统地有效地解决由土地财政引发的各种问题，提高中央对于地方的管控能力，有效避免地方行为的失控。至于城市的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问题，可选取另外合适途径加以解决，从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对于其他热点问题、难点问题的解决思路办法，笔者不在此文中罗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