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问题研究论坛"综述-经济学-经济管理网-新都网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分布在内陆边境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经济发展普遍滞后。在我国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大环境下，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地区面临着既要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又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艰巨任务。
    在此背景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杂志社和延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问题研究论坛”于2013年8月17日在延边大学召开。40多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云南财经大学、贵州大学、长春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延边大学等区域与民族地区经济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论坛采用主题报告和专题交流等形式，围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宏观经济环境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离不开宏观经济环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研究员深入分析了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及未来发展趋势。2013年我国宏观经济总体运行基本平稳，但增长速度减慢，今后一段时期将进入增速为7%—8%的“结构性减速阶段”。具体说，经济增速75%的预期目标之上，粮食生产和工业生产继续增加；新增就业岗位仍在增加，最低工资继续上涨，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良好，节能减排工作继续推进；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工业投资乏力，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增长较快；消费物价平稳，生产价格下行；内需拉动、投资贡献依然领先，我国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包括：第二产业中产能过剩仍然严重；完成预算收入任务艰巨，财政支出刚性增长，财政收支存在风险因素；社会融资总量“螺旋式”高速增长，地方融资平台偿债压力加大，出现债务循环，影子银行继续扩张，潜在金融风险不时显露；内地与香港之间贸易存在着金融套利行为导致的出口虚增，外贸虚高被遏制而根源未除；实体经济缺乏金融支持，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企业债务负担更显沉重，出口企业承受人民币升值压力大，企业困难；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增速回落，城镇居民收入减速。
    关于我国收入分配问题，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周云波教授认为，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例低且不断下降，收入差距全面扩大，整个收入分配格局呈金字塔型，收入分配不公现象突出等主要问题。对此，政府有很大责任，即政府掌握的社会资源过多和政府对经济不恰当的干预。收入分配改革目标是要扭转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例低且下降趋势，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达到70%左右；遏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势头，基尼系数保持在0.4—0.45之间；形成以收入和消费水平要达到中等收入群体标准且具备抗风险能力的中等收入群体为主导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使得“中等收入群体”占社会总人口的比重超过50%；收入分配起点公平，收入分配过程合理、合法，形成良好的收入分配秩序，消除某些领域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公现象。为此，既要注重顶层设计，更应尊重基层创新，重视普通百姓的首创精神，而政府的作用可以集中在有效制度的扩散上。改革的方向要以增量为主，适当控制高收入群体收入过快增长的同时，大幅度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黄少安教授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几个维度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具体说，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上，作为大国我国经济的基础是实体经济，强国战略必须以强大的工业和农业为基础，并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提高资本和技术的比例。所有制结构上，要改革国有垄断行业的不合理扩张，鼓励和发展民营经济。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上，我国总体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期，主要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必然的，关键在于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和固定资本形成率。收入分配结构上，创造财富和知识的劳动获得应有的收入，解决不合理的收入差距问题，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结构。他还就地区结构、企业和政府的融资结构、金融结构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
           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研究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供给-需求为中心的研究和经济结构为中心的研究，前者强调消费、投资等需求因素和技术进步、要素投入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后者则强调通过经济转型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经济增长。
    关于少数民族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问题，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龚强教授认为，应加强财税政策、融资政策等支持，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人文、区域和资源优势，集合人材、吸引人才、汇聚人财，发展特色产业，推动城镇化，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
    对于农业发展问题，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郭剑雄教授认为，制定农业政策应依据农业发展阶段的判断。在我国农业发展的现阶段，应在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战略的带动下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提高农业部门资本-劳动比，更大程度地获取物质资本对农业产出增长的红利，借助物质资本深化型技术进步把农民收入增长纳入索罗稳态增长路径。此外还应前瞻性地为人力资本引入农业生产创造条件，通过代际优化最终实现城乡劳动力素质趋同，并适时调整现行农业土地配置方式，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创造人力资本农业投资的高收益率机会。
    关于我国财政集权的激励效应问题，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方红生副教授等对财政集权引起地方攫取之手的先前研究结果提出质疑，认为先前研究过于依赖西方财政分权理论，而对中国财政集权的激励效应缺乏足够的理论思考，在数据上对税收集权的度量也存在一定的偏误。他基于新财政集权理论提出四个假说，并采用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对其假设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当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程度小于70%时，中央政府的财政集权程度将激励地方政府援助之手行为，否则将激励攫取之手行为。历史数据表明，除青海和宁夏的部分年份外，中央财政对地区的转移支付程度都小于70%，这意味着我国财政集权的激励效应总体上表现为援助之手。
    关于导致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因素和解决手段，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张杰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自然条件、人力资本、民族特性等因素虽然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产生一定影响，但这不是根本性的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上的落后，又进一步强化了民族对自身文化特征向政治身份诉求的转化，而这又导致少数民族无法融入到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主流中，无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因此，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问题的手段不是常规的财政转移支付，也不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和发展经济特区，而是必须实现民族融合，实现统一的认同与归属感。
    也有学者从微观角度探讨消费与投资对区域经济的影响。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郝颖教授等基于GDP增长的可持续性、增长结构、福利收入和资源成本四个维度，考察了企业不同投资取向与地区GDP增长质量的关系，并立足于地区发展差异与产权制度特征，阐释了引起GDP增长质量失衡的企业资源错配成因。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企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与当期GDP增长率正相关，但不具有推动GDP增长的持续性，并且随着地区经济体量的增加，GDP增长率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弹性降低；企业技术投资对GDP的推动具有滞后效应，但增强了GDP增长的持续性与稳定性。第二，虽然权证资产具有较高的垄断价值，但其非生产性特征对GDP的创造却具有间接性和滞后性。只有通过嵌入实际产品的生产过程与价值成果之中，权证资产投资才能转化为GDP。第三，在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企业权证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一起，显著提升了资源环境成本，导致了资源利用率净值的降低；企业的技术投资降低了资源环境成本，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并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尤为显著。第四，在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由于地方政府优先推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地方国企的投资活动对GDP结构调整和收入转化的负面影响显著加大；民营企业的投资活动则通过主动匹配当地的资源禀赋优势，提高了GDP的福利收入转化水平。第五，尽管企业技术投入对GDP综合质量具有正向作用，但只有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技术投资对GDP质量的提升效果才被显著释放。郝颖教授的研究不仅从企业投资的视角解释了转型经济地区GDP量与质转化过程所面临的困境，而且为理解企业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微观传导路径提供了制度性解释，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研究基础。
    易行健教授等利用基于农村住户调查的微观截面数据，考察了家庭社会网络对我国农村居民储蓄行为的影响。其实证结果表明，家庭社会网络确实能够显著降低农村居民家庭储蓄率，对于收入越低的农村居民，家庭社会网络对储蓄率的影响越大且显著。此外家庭社会网络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会随着收入增长、金融发展及市场化的推进而减弱。其研究有助于理解家庭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的保障功能，并为如何降低农村居民的不确定性，促进消费提供了经验证据。
         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和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发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也有助于减少地区经济差距，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商学院石军伟教授，基于区域总量水平指数、产业结构指数、空心化指数、需求结构指数、收入差距指数、外部平衡指数构建了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CEDII），并利用《中国统计年鉴》等统计数据进行测量结果，得出了如下几点结论：透支性增长的恶果之“转稼机制”；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压力，需要区域间协调；外部不平衡的影响需要谨慎评估；内部需求结构亟需优化；谨防“不平衡压力”在不同维度间的“悄然转移”；收入差距，尤其是行业间收入差距不得忽视；总量问题，在发展不平衡方面没有讨论中那么重要；监控资金流向，回归实体经济，是无法回避之重；短期结构不平衡，可能是产业升级试错的过程，长期的不平衡，则应归因于体制机制障碍。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刘瑞明副教授对中国地区间的“俱乐部合作”与经济差距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在一些具有相似经济特征的区域内部，经济增长表现出趋同和收敛的特征，即 “俱乐部收敛”，而在同一个大俱乐部内又存在小的俱乐部现象。其原因在于地区间经济水平越是相近的地区，越有可能实现贸易合作，而地区间经济水平差距越大，则贸易合作难度也越大，地区间贸易壁垒越高。也就是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越大，则贸易合作就越显得困难。在“俱乐部”内部，地区间能够进行有效的贸易合作，实现俱乐部内部的分工、发挥比较优势、溢出效应等，实现经济收敛。而在不同的“俱乐部”之间的贸易合作空间变小，难以发挥贸易的增长带动效应和差距缩减作用，经济发散。由于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存在“内生累积因果效应”，如果不能够有效遏制地区差距的扩大，则我国有可能陷入“一个中国，多种世界”的境地之中，形成地区差距的“恶性循环”。因此，中央政府必须从全局角度考虑问题，统筹规划，采取适当的平衡政策，通过小平衡撬动大平衡，实现区域差距缩小-贸易空间越大-溢出和追赶效应越大的良性循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云南财经大学周文教授试图从空间因素角度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分布以及政策效应寻求一个全新的解说。他认为，广阔地域、经济多样性、多民族性和发展差距决定了在经济发展中必须促进落后区域的发展。实证结果也表明，空间因素的确是我国区域发展的决定因素，空间区位的不同，发展水平也明显不同。此外我国区域发展水平具有空间集聚规律。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成为区域政策的核心，区域政策的目标在于改变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进而改变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实现经济增长与良好的社会分配，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我国政府也先后启动了实施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重大战略，这基本符合我国发展空间发展实际。积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仍是今后我国区域政策的核心和首要任务。我国要通过加大内地开放和沿边开放，以适宜制度安排弥补区位劣势，促进低发展水平区域的发展。
    延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钟林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天国博士则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间的收敛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即基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数据，考察了西部大开发以来各少数民族自治州的经济增长与动态收入收敛问题。实证结果表明，少数民族自治州在2000年以来物质资本投入效应显著，而人力资本投入却并未显示显著效应。此外，在样本期间少数民族地区无明显的收敛与发散的特点。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少数民族地区不论所处区位如何其经济发展大体上都具有趋同的特点，因此彼此之间无明显差异。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趋同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经济波动的非同步性问题（也是同步性问题）。延边大学王国臣教授与朴基石博士采用经济波动核算方法，研究了中国五大少数民族自治区与全国经济波动的非同步性问题。即采用经济周期核算方法，选取效率、劳动、投资、政府消费等指标，研究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与全国经济波动的非同步性及其原因。研究结果表明，造成非同步的主要原因在于驱动经济波动的决定因素不同，而且同一决定因素波动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
    另外，兰州大学民族学研究院刘海兵研究员认为，世界上大多数主权国家均属于多民族国家或多民族社会，在这些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内部，不同民族群体之间、民族群体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关系日益复杂，民族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日益突出。因此，构建多民族国家社会稳定评估体系，对反映多民族国家社会稳定状况、为社会治理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具有重要意义，是多民族国家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实现多民族国家社会稳定的过程中，社会个人或群体带有民族意识逐渐成为一种倾向，民族因素成为社会稳定相关问题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多民族国家社会稳定评估体系构建中需要注意多民族国家情境中对社会稳定的基本认识，评估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以及民族分析框架中的社会稳定评估体系构建等重要问题。
    作者：李钟林权哲男朴基石作者单位：延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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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问题研究论坛"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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