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松成、刘西：《金融改革协调推进论》

        书刊简介：《金融改革协调推进论》，盛松成和刘西著，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该书系统阐述了我国推进金融改革开放的理论，强调改革方案得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国情和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
    2012年上半年，盛松成牵头的人民银行调査统计司课题组连续发布了《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条件基本成熟》和《协调推进利率、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两篇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金融改革的“协调推进论”。该理论受到经济金融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同。《金融改革协调推进论—论中国的利率、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中信出版社出版）是盛松成、刘西的最新著作。该书从理论到实践、从国际到国内、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从数理模型到计量模型、从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将金融改革与开放宏观经济理论相结合、将金融改革与超调理论相结合，深入、系统地对我国协调推进金融改革开放的理论进行了阐述。实际上，该书也是对近几十年来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的理论总结，自然地，对于仍在进行中的我国金融改革开放，它也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作者认为，不可能三角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都有其局限性。不可能三角中的“三角”是绝对状态，而这些绝对状态并非常态。现实情况往往是资本不完全自由流动或不完全管制，汇率也并非完全固定或完全浮动，也就是存在着中间状态。各国金融改革与开放的起点大多都是某种这样的“中间状态”，改革的推进过程，常常也并非指向不可能三角的某种纯粹状态。利率平价理论也未必与实际相符。现实中的市场并不像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宣称的那样有效，资本流动与利率变化也非一一对应的关系。以上分析告诉我们，金融改革次序论在理论上并非绝对真理，教条地坚持“大爆炸式”改革理论或者“先内后外”、“先外后内”等金融改革模式，而不考虑国情，无异“刻舟求剑”，当然，以这种理想化的蓝图来指导改革，其成功也在未定之天。实践提供了多彩的图景：拉美国家的大爆炸式金融改革多以失败告终；美国实行先外后内的金融改革取得成功，而英国实施与美国几乎相同的改革顺序并不成功；日本先内后外的金融改革最终失败；德国的各项金融改革几乎都在70年代完成，前后相差不过两三年，各项改革互相配合，协调推进，产生了协同效应，取得了较好效果。实践证明，如果我们将金融改革“次序论”僵化，过分强调改革的前提条件，就会使改革的渐进模式蜕变为消极、静止的模式，从而延误改革开放的时机。本书作者反复强调：我国的金融改革应该植根于中国实际，应当全面协调各项改革举措。我以为这是很有见地的。
    第一，将金融改革与宏观经济平衡结合。作者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下，论述了经济金融体系调节的静态及动态机制。静态看，固定顺序的金融改革和协调推进式改革过程中，各经济金融指标不会出现大幅震荡。固定改革顺序是“先内后外”还是“先外后内”，主要取决于改革时的初始状态。如果错误地判断初始条件，改革顺序就会有误，经济运行就会面临较大震荡。动态看，若协调推进金融改革，经济金融体系可以较容易地实现内外均衡。若按固定顺序推进金融改革，经济金融系统会以循环的方式向均衡收敛。分步骤看，金融改革时的初始状态决定了推进利率、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的时机，也决定了哪一项或几项金融改革可以先行一步。
     第二，将金融改革与利率、汇率超调理论结合。为了简化金融改革效果的评估过程，作者作出了几点假设。金融改革中有三个状态，初始状态、过渡期和最终状态。决定金融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过渡期里各指标的变动方向、频度和易变性。如果变动过多，超过社会承受力，改革可能失败。指标变动少的改革方案是好的方案。评估各指标变动情况，首先就要看各项指标是否超调。如果各指标向均衡状态平稳收敛，这样的改革就没有超调之虞。如果金融改革分先后顺序，各个领域逐步完成改革，经济体会沿着先实现局部均衡再实现一般均衡的路径发展；利率、汇率、资本流动莫不如此。若局部均衡值与一般均衡值的方向存在较大差异，超调将不可避免。协调推进金融改革，当可减少局部均衡值与一般均衡值的冲突，减少甚至避免金融指标超调。
    第三，将金融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结合。为了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金融改革当然不可或缺，但是，为了减少经济和金融剧烈波动，金融改革与宏观调控应协调一致，也肯定是必然的要求。从宏观调控一侧看，应当减少软约束的投资刺激计划，减少投资对融资的过度依赖；从货币政策一侧看，则需要货币政策与投资政策相协调，并做到松紧适度。短期内，经济自身的发展、利率市场化改革等都可能产生推高利率水平的结果，因此，货币政策不能过紧。同时由于我国杠杆率快速提升，金融风险正在加剧，货币政策又不能过松。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抑制利率的快速上涨是必要的。2014年，央行实施了二些列结构性宽松政策，包括定向降准、定向再贷款等，这些都有利于抑制利率上行，抵消利率市场化的短期影响。在推进利率市场化过程中，过分追求实现货币供应量目标，可能会导致短期利率波动较大。简言之，由于金融改革自身就有宏观调控的意义，改革与宏观调控相配合，是一个自然的要求。
    第四，不过分强调金融改革的前提条件，而将一些所谓前提条件看做金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与利率、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等同步协调推进。金融市场建设不应与利率市场化改革割裂开来，而是与利率形成机制改革一样，成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金融市场建设也应贯穿于利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始终。我们不可能等到金融市场没有任何缺陷了才开展利率形成机制改革，或者等利率形成机制改革完成后才发展和完善金融市场。外汇市场建设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完善外汇市场能保障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顺利实施，改革汇率形成机制能促进外汇市场的发展。资本项目开放既要减少对资本流出的管制，也要减少对资本流入的管制。如此等等。
    当前，我国正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弹性化、资本项目开放等各项金融改革，面对的情况及其复杂。加之全球经济进入长期萧条，中国经济进人新常态，这种复杂情况使金融改革增添了一些不确定性。当此关键时期，我们尤其需要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及其实施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盛松成等在本书中所作的探讨，无疑有助于推进我国金融改革的理论建设，从而有助于改革的顺利推进。
    （节选自《金融改革协调推进论》，原文载于《金融研究》2015年第7期，作者李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