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幕墙下的劳动力流动

    玻璃幕墙的特点是，看不见，但是有。中国劳动力在城乡间和地区间流动的制度障碍就像是玻璃幕墙，横在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在城乡和地区间的流动是在全球市场一体化和国内市场分割的背景下出现的。规模日益庞大的流动劳动力以流向东南沿海城市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但由于户籍、土地等制度的制约，劳动力流动短期特征明显，但趋势又是长期化，因此，形成了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早期的实证研究注重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政策环境的角度来研究劳动力流动，较新的研究从人力资本外部性和规模经济的角度研究劳动力流动的方向，为劳动力流动的动因提供了新的见解。
    一、人力资本外部性、规模经济与移民
    传统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注重个人和家庭特征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对于劳动力流动方向的含义却不甚清楚，从而也与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和政策制定联系不够。近年来的一个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新方向是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和规模经济效应。“人力资本外部性”是形成“教育的社会回报”的重要机制，意思是说教育不仅使个人收入提高，而且一个地区的平均教育水平（或受高等教育者的比重）提高，也能够提高个人收入。如果是这样，劳动力的流动当然是更倾向于流向平均受教育水平更高的那些城市。中国城市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在最近的实证研究中才得到估计。通常情况下，越大的城市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因此城市的规模会通过两个渠道来影响个人收入，一个渠道是通过提高城市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影响收入，另一个渠道是除此之外的其他规模经济效应。文章作者的研究证实，这两个渠道是同时存在的，换句话说，当同时控制城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城市人口规模时，这两个变量都提高了工资水平，而且，教育的社会回报随着个人教育水平的提高而递减，而
    城市人口规模则更加能够给高收入者带来正的回报。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拥有不同受教育水平的人都更加愿意生活在较大的城市，高教育者获得了城市规模带来的规模效应，而低教育者刚更多地获得了来自他人的人力资本外部性。
    二、劳动力流动的社会经济学
    基于家庭决策的迁移理论看来非常适用于解释中国的城乡和地区间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和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也可以解释劳动力的流向。但是，文章认为，要更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劳动力流动问题，必须引入社会经济学分析。社会经济分析的核心概念是社会互动，以及人与人之间行为的相互依赖性。研究又分为两个层面：第一，直接分析人与人之间行为的相互依赖性，看个人行为与周围人（邻居或其他同类人群）行为的相关性；第二，由于社会互动是在社会网络中进行的，因此，可以看社会网络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在劳动力流动方面，研究首先是从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开始的。
    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拥有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村外出打工者意义重大。一个对现实的观察就是，农村外出打工者往往都是由自己村里的同伴介绍出来，“抱团”在一个地方工作。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农民得到的信息直接来自于信任度较高的老乡，因此得到工作的概率较大，提高了预期收入。同时，“抱团”打工不仅使得移民的直接成本较低，更为重要的是降低了由于对城市的陌生感所带来心理成本。在这一过程中，拥有社会关系网络可能对人口的流动具有促进作用。很多文献都对此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但是文章作者对此的研究结果发现，只有非常微弱的证据表明拥有更多的社会网络能够直接提高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社会网络在具有较高竞争性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主要作用是配给工作，但几乎不能直接改变劳动力获得的工资。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农民工外出打工，这个结论并不能一般化为社会资本有助于农民工外出打工。社会资本按其性质可以分为两个网络（或群体）之间桥接型的社会资本和同一网络（或群体）内部整合型的社会资本，有助于农村居民外出打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往往具有桥接型的性质，通常是指
    农民家庭是否在村外或城里有亲友，或者是否在打工目的地有老乡。但是，整合型的社会资本却可能起到抑制劳动力外出打工的作用。整合型的社会资本提高了村庄内部居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合作，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风险，所以，当一个村庄内部整合型的社会资本比较强时，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就升高了，于是打工概率会相应下降。村民之间的相互信任是一种整合型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有降低劳动力流动概率的作用。
    对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丰富了我们对劳动力流动的认识，但是鲜有研究考察中国劳动力流动决策中的相互依赖性。人的行为的相互依赖性被称为同群效应或邻里效应。邻里效应考察的是组内个体决策的相互依赖性，它主要是通过行为的模仿和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决策来影响人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互动的存在和行为的相互依赖更预示着经济过程中存在着多重均衡效应，村民们既可能同时一起外出打工，也可能由于观察到其他村民的
    不流动而同时选择不流动，从而导致低流动率均衡，对经济持续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由此可见，同群效应有着丰富的公共政策含义。
    文章用CHIPS2002数据研究了劳动力流动中的邻里效应，结果表明，同村居民之间在劳动力流动决策中的邻里效应是显著的。而且与其他村民之间在交换打工信息和农忙时帮工这两方面的社会互动能够促进邻里效应，除非帮工过于频繁，以至于挤占了外出打工的时间。由于邻里效应会导致多重均衡，文章基于实证模型的参数模拟了劳动力个人流动的概率与村平均劳动力流动比率之间的均衡，结果发现，对于一个其他特征都处于均值的代表性行为人来说，这个均衡的劳动力流动倾向是非常低的。这个实证结果非常符合当前中国所处的状况。一方面，由于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不充分，劳动力流动决策存在村民之间的相互依赖，这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现有的制度是使得劳动力流动受到限制的，在劳动力流动决策的相互依赖之下，均衡的劳动力流动概率比较低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正好为中国城市化水平大大滞后于工业化水平的状况提供了又一种解释。
    三、政策讨论：需要制度的大推动
    消除城乡分割的经济政策，促进中国城乡劳动力的社会融合，从而推动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化进程是建设和谐社会、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手段。当劳动力流动决策存在着邻里效应时，外在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城乡分割政策会通过社会互动放大其负面效应，使得劳动力流动率被长期“锁定”在低水平均衡中。我们的实证研究为推动城市化的三类政策提供了经验上的依据。从传统的经济政策的角度来说，通过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等手段能够促进农民外出打工。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来看，通过促进村民之间的信息交流，用更完善的市场服务替代过于频繁的农村居民劳务上的互助，更有利于发挥劳动力流动决策中的相互依赖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促进农民外出打工。但是，政策模拟结果却显示，仅仅采用这两种政策，并不能大幅度地提高农民的外出打工率，也不能改变劳动力流动率的低水平均衡。为此需要实施第三类政策，即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融合的制度调整，从体制改革入手，消除城乡分割政策和对农民工的歧视。这不仅可以直接促进劳动力流动，更可以在邻里效应的作用下，使得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化摆脱低水平均衡，而这正是制度层面的“大推动”。
    无论对于城市发展，还是对于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也无论是为了中国下一轮经济增长获得更大的推动力，还是为了缩小地区间和城乡间收入差距，建立在劳动力更自由充分流动基础之上的城市化，都是最佳政策，而且是共赢的政策。在目前，要实现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已经进入城市并长期居住的外来劳动力如何市民化，并且融入城市，为此，现有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必须得到相应的改革，以减少其对于劳动力在城乡和地区间自由流动的限制。其中，一个可行的方案是“土地与户籍制度联动改革”，其核心思想是，让那些已经在城市里长期居住和正作，不再想回到农村的农民能够将其在老家宅基地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转让给其就业所在城市，作为城市扩张的用地指标，而家乡则相应增加农业用地保有量，因此，政策必须在跨省（市、区）的农业用地占补平衡方面有所突破。
    作者：陆铭 单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摘自《南方经济》（广州），2011.6
    原题《玻璃幕墙下的劳动力流动———制度约束、社会互动与滞后的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