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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经济学动态》2013年第10期
内容提要：劳动者的就业形式可细分为工资雇佣、自我雇佣和失业。较之工资雇佣和失业，国内学术界对自我雇佣问题的关注明显不足。自我雇佣对减少贫困、创新精神培育、创业型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就业规模扩大、就业质量提升、文化交流、税收、自我效能感的实现等均有重要作用。本文从自我雇佣的概念、劳动者选择自我雇佣的机制、劳动者进入自我雇佣的影响因素、创业型自雇与经济发展、自雇活动的国际比较等层面综述了国外自我雇佣理论与实证研究的进展，在评述基础上，还对我国自我雇佣问题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自我雇佣 创新精神 创业型经济 就业质量
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和谐之源。党的“十八大”报告、《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和《2013政府工作报告》等均明确提出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从劳动者的就业特点来看，劳动者的就业形式可细分为工资雇佣或称工资性就业（wage-employment）、自我雇佣（self-employment）和失业（unemployment）三种形式（Tervo，2008），沿此逻辑，实现扩大就业和更高质量的就业需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增强工资雇佣的就业稳定性，二是鼓励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和其他类型劳动力（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人员、退役军人）进行创业型自我雇佣，三是以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失业治理。可见，自我雇佣是就业促进和就业质量提升的重要内容之一。此外，国外大量研究亦证实，自我雇佣活动对减少贫困、创新精神培育、创业型经济发展、社会财富增长、就业促进、文化交流、税收、自我效能感实现等均有重要作用（Storey，1994；Blanchflower，2000；Schuetze，2000；Bradley & Roberts，2004；Romero & Martíne-Román，2012）。 因此，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自我雇佣问题成为全球性研究课题，备受国外智力界关注和重视（Blau，1987；Parker，1997；Carrasco，1999；Earle & Sakova，2000；Taylor，2001；Noorderhaven et al，2004；Constant & Zimmermann，2006；Lu，2010；Jose，et al，2012）。
然而，由于受体制、制度、政策、法规等诸多因素影响，较之工资雇佣和失业，国内学术界对自我雇佣问题的关注明显不足，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开始有学者介入此问题的研究（Wu，2006；董志强等，2012；宁光杰，2012；解垩，2012；解雨巷，2012；叶静怡等，2013；马晓静等，2013）。鉴于此，本文从自我雇佣的概念、劳动者选择自我雇佣的机制、劳动者进入自我雇佣的影响因素、创业型自雇与经济发展、自雇活动的国际比较五个层面评述国外自我雇佣理论与实证研究的进展，在评述的基础上，对我国自我雇佣问题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一、自我雇佣的概念
何谓自我雇佣？国外学术界并没有给出一个统一的、明确的定义，多数现有研究沿用了经济发展合作组织（OCED）、国际劳工组织（ILO）和联合国（UN）对自我雇佣的释义。具体来看，经济发展合作组织将劳动人口分为受雇佣者和自我雇佣者，自我雇佣是指在职者做出个体经营决策并对企业的福利负责，其利润和薪酬来自于创办企业的赢利（OECD，2002）。沿用此概念界定，Blanchflower（2004）进一步研究发现，近些年绝大多数经合成员国的自雇率呈现上升趋势，例如，与1976年相比，比利时1996年自雇率由16.7%增至18.4%，加拿大自雇率从9.7%增至11.3%，意大利自雇率由24.1%增至28.9%，英国自雇率从8.0%增至13.6%，土耳其自雇率在1996年甚至达到58.3%。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则把就业状态细分为雇员、无酬家庭帮工、雇主（雇佣一个或更多的雇员）和个体经营者（不雇佣任何雇员）四类，并将后两类就业状态归类于自我雇佣。研究显示，1970-1993年间，澳大利亚自雇率由13.31%上升至16.04%，瑞典自雇率从9.01%增至10.37%，马来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1993年间的自雇率分别达到22.83%、46.43%和30.67%（Le，1999）。此外，部分学者还重点研究了自雇群体的构成，研究表明，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移民、某些服务行业的从业者（如律师、建筑师、作家修鞋匠、佃农等）、兼职或第二职业者、劳动力市场上不具备竞争力的老年人为自雇群体的主要成员（Borjas，1986；Gerber，2001；Toussaint-Comeau，2008）。
二、劳动者选择自我雇佣的机制研究
职业选择模型认为，个体面临职业选择时，选择某种就业形式抑或放弃主要依据就业形式带来的效用是否超过其他就业形式，如果一种就业状态的效用高于其他状态的效用，个体就会转入这种就业状态，反之则会保留原来的就业状态（Jovanovic，1994)。
在一个完全竞争的产品市场中的利润函数可以表示为：
因此，个体是否选择自我雇佣，一方面取决于工资性部门的收入；另一方面则取决于自身人力资本状况。对于那些具有企业家或创业才能的个体，往往被企业家文化和渴望独立的精神所驱动，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和才能而选择从事自我雇佣。此外，在主流劳动市场上，人力资本状况较差的个体由于受雇于工资性部门受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会把自我雇佣作为一种谋生方式。梳理国外现有的相关研究后发现，关于选择自我雇佣的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失业推动论
失业推动论认为，自雇者的自雇行为受到失业驱动，自雇活动反过来又会促进就业并减少失业。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可回溯至Knight（1921)的相对收入理论，即个体总是在失业、工资雇佣和自雇创业这三种就业状态之间做出选择，而最终选择结果则主要受上述三种状态的相对价格（效用）的影响。一般而言，由于失业水平高涨期常常也是经济的衰退期，这会降低工资雇佣的机会和工薪收益，与此同时，大量企业倒闭，自雇创业者可以通过较低的价格购得创办企业所需的资产，此外，由于政府在高失业率时期通常采取减税或提供补贴扩大就业的政策，都会使较多的劳动者为谋取生计选择自雇创业，形成“难民效应”（refugee effect）。失业推动自雇创业，具体会从两个方面促进创业：一方面，自雇者通过自雇创业实现自我雇佣，从而直接促进就业，另一方面，自雇创业活动通过间接创造就业机会扩大劳动力需求，从而也促进就业，呈现“失业增长→自雇创业增加→就业增加→失业降低”的良性循环，已有的大量研究均系统地论证了这一机制（Blau，1987；Steinmetz & Wright，1989；Blanchflower & Meryer，1994；Loayza & Rigolini，2006；Haapanen & Tervo，2009）。
也有一些经验研究对失业推动自雇论提出了以下质疑：一是失业推动自雇创业带动后续就业不明显；二是自雇创业行为并非一味地呈现逆周期性，现实中有许多创业行为是顺周期性的。这两点都与失业推动自雇论的理论预测相冲突。围绕着这些质疑，学者们展开更全面的研究，催生了另外一种假设，即“企业家效应”假说。
（二）企业家效应
企业家效应（entrepreneurial effect）假说认为，创业是由过去的经济成就和企业家所拉动，创业的目的主要是创造、发现和利用市场机会赚取更大利润，此时，较之工资雇佣者或失业者，创业者的净预期效用较大。在最优的创业水平下，此类自雇创业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促进创业就业：首先，新开办的企业要雇佣员工，因而会直接减少失业；其次，企业家创业通常会比“难民”创业带来更具商业前景和市场回报的项目，这自然有利于促进整个经济，间接对就业产生正面影响。譬如，企业家推动自雇创业可能会给市场带来新的产品或新的工艺，通常促进市场竞争来提升生产率，激励市场主体进行学习和模仿。创业拉动自雇论实证研究发现，此类自雇就业效应显著，大量自雇活动不仅会出现在经济不振、失业较高时期，也会出现与经济增长较快时期（Thurik et al，2008；Fiess，2010）。
（三）劳动自由度
闲暇充裕、上班自由、工作灵活、兼顾家庭等带来的需求满足、预期效用增加，也是促使个人选择成为自雇者的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例如Boden（1999）证实，个体选择自雇有性别原因，妇女（特别是有小孩的妇女）为了时间安排的灵活性和家庭更有可能选择自雇。Parasuraman & Simmers(2001)研究了不同雇佣类型对工作和家庭冲突的影响，发现自雇者比工资雇佣者在工作中享有更大的自治度和灵活性，而雇主将经历比组织雇员更大的家庭与工作冲突。但在此问题上也存在争议。Hundley（2000）探讨了男女选择自雇劳动的原因差异，分析显示，相对于组织雇员，自雇者可以更自由地根据对市场劳动收入和家庭生育的需求变化调整工作努力，女性自雇者收入随着结婚、家庭规模扩大和家庭劳动时间延长而下降，而男性自雇者收入则随着结婚、家庭规模扩大而上升，前者选择自雇是为了方便家庭生育，而后者则为了追求高收益。Kuhn & Schuetze（2001）在关注加拿大自雇劳动的快速增长时发现，这种增长对男性和女性而言是由不同因素引致的，女性自雇者上升不像男性那样由恶化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引起。此外，也有学者提出，劳动者选择自雇是为了自我价值更好的实现，如Hamiton(2000)在研究自雇者与工资雇佣的收入差距时指出，自雇劳动的非金钱利益(non-pecuniary gains)是基本原因，而非自雇者是低能劳动者。
（四）税收效应
在自由市场中，当所有个体对待风险态度为中性时，市场均衡的结果会使个体对不同就业状态进行选择的边际效用等同，此时任何税收干预只会减少社会福利，但当社会个体具有非递增绝对风险规避度时（non-increasing absolute risk aversion）时，市场均衡的结果将是，进行创业型自雇的风险承担者的边际效用小于工资雇佣者的边际效用，从而使市场中实际创业型自雇率偏离均衡水平。为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此时政府会通过干预方式影响创业型自雇的需求与供给，如税收减免、福利补贴、金融支持、政策优惠等，促使更多的人成为创业型风险承担者，直到创业型自雇者和工资雇佣者的边际效用相等，创业型自雇率恢复均衡状态。这个过程会激励相当一部分工资性就业者或失业者选择成为创业型自雇者。比如Schuetze（2002）基于加拿大1969-1992年间数据对自雇活动分析发现，自雇者在税收负担上比工资雇员要轻得多，诱使更多的劳动者选择自雇，这有力地解释了加拿大自雇活动增长的趋势。
三、劳动者进入自我雇佣的影响因素
梳理国外现有实证研究成果，可将影响劳动者选择自我雇佣就业形式的因素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口学特征
在年龄方面，在自雇活动中，那些经验丰富或年龄相对长者比那些自雇经验较少的年轻人更有可能选择自雇活动或其自雇持续期更长，可能的原因在于，自雇是一项带有企业家精神标识的、持续投入的活动，对自雇者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有着较高的要求，而年轻人难以在短期内获得。为清楚考察年龄对自雇的影响，在实证研究中，一般把年龄及二次项加入模型中来验证其是否具有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年龄在自雇活动选择中具有显著的非线性效应，拐点在40-50岁间，超过这个年龄段的个体更易退出自雇活动（Block & Sandner，2009）。对于性别，通常认为，由于自身人力资本存量、文化习俗、传统的家庭分工、劳动力供求、就业歧视等因素，女性将成为自雇活动中的少数个体。但Oberschachtsiek（2008）分析发现，一旦女性跨越种种障碍进入自雇活动，其自雇的持续期与男性相比没有显著差异。此外，在孩子数量方面，由于儿童照顾需要花费时间、吸收资源(这些资源可以作为自雇活动的投入)，这可能阻碍女性选择自雇；另一方面，儿童可能为自雇提供劳动，这会强化家长的自雇动机，因此，儿童数量对自雇活动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如H.Taniguchi（2002）的研究证实，小孩数（≤6岁的小孩数量）并不能加速女性成为自雇者，较大孩子（＞6岁的小孩数）显著影响白人女性成为自雇者，但这一趋势在工资雇佣中也可观测到。
（二）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特征
先看教育因素，一方面是个体教育程度越高，其管理能力越强，自雇倾向将会随之增加；另一方面，教育程度越高，其预期的工资收入亦越高，即自雇的机会成本较高，净的预期效用降低，这会降低选择自雇的概率，因此，教育程度对自雇活动的影响方向并不确定（Le，1999），比如Block & Sander(2009)研究指出，教育程度提高会延长自雇的持续期。Nziramasanga & Lee(2001)对津巴布韦的实证研究发现，教育程度与自雇具有负向影响。Kangasharju & Pekkala(2002)基于芬兰的研究表明，教育程度较高的自雇者在经济衰退时有较高的生存率，但在经济景气时更易从自雇活动中退出（转为工资雇佣）。对于父母职业，若父母自雇，他们会把企业经营方法、经营经验、商界社会网络及声望（名誉）传递给下一代，企业家人力资本和能力的代际传递会提高后代进入自雇的可能、延长个体自雇持续期，可以预期父母职业为自雇业者，其后代更有可能进入自雇业。但实证研究结论并不尽同。如Dunn & Holtz（1996）、Blanchflower（2000）发现，如果父亲是自雇者，个体将更有可能进入自雇。Ekelund (2005)的研究则显示，父母是否为自雇者与自雇者进入自雇活动之间并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在自雇前的工作经历方面，成为自雇者之前处于工资雇佣的个体，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和工作经验，这些会增加自雇的持续期，但是，较多的人力资本也使得相比于自雇更有利的工作成为首选，因此，进入自雇前工作状态为工资雇佣的个体，其自雇持续期并不一定较长，而具有自雇经历者更能在非自由完全市场中保持自雇。如Carrasco (1999)研究了西班牙进入自雇前处于失业的样本，结果表明，这些个体为了避免失业而进入自雇，但他们进入自雇后发现自己不适合这类工作又快速退出。Jose et al(2010)也发现，进入自雇前工作状态为失业者对自雇生存有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进入自雇前处于失业的个体，其失业经验会使得自己的技术快速折旧，失业经验也部分反映了个体的商业敏锐感缺失，进而会增加自雇失败的概率。Earle & Sakova(2009)则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下，自雇经历越丰富，进入自雇概率越大，自雇持续时间越久。
（三）流动性约束变量
若个体的总效用取决于收入
可见，流动性约束显著地影响自雇活动，随着资产增加，自雇概率亦会明显提高。诸多经验研究也证实了此点，如Evan & Jovanovic（1989）利用美国数据研究表明，劳动者选择自我雇佣的概率随家庭资产的增加而增加，这与企业家才能发挥面临的流动性约束的假设一致。Lindh & Olhsson（1996）基于瑞典微观数据研究发现，自我雇佣的概率会因彩票获奖增加54%，因遗产继承增加27%。Dunn & Holtz-Eakin（1996）运用NLS数据证实，资金流动性约束和人力资本积累对自我雇佣有着重要影响，但人力资本的影响更为显著。Taylor（2001）使用意外的财富对劳动者选择自我雇佣的影响间接证明了自雇者面临流动性约束的经济学解释，且进一步指出这种意外财富不仅影响劳动者选择自我雇佣，而且也影响劳动者自我雇佣的持续期和企业家活动的增长。
（四）宏观环境变量
宏观环境影响着创业型自雇的机会识别(opportunity recognition)、机会发现(opportunity discovery)和机会创造(opportunity creation)，因此深受研究者们关注，多数研究以失业率作为地区宏观环境的代理变量来进一步考察不同地区的自雇活动。如Haapanen & Tervo(2009)认为，失业率对自雇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如果地区的失业率较高，将会迫使个体继续从事自雇活动，因为其他就业方式的选择机会较少；另一方面，恶化的经济环境还会使得自雇活动难以为继。此外，也有学者用地区生产总值、贷款利率、进口及工业品增加值等来反映宏观环境。如Reize(2000)研究发现，GDP增长对自雇生存有正向影响，Munoz & Cueto(2008)的研究则表明，GDP增长对由工资雇佣转入自雇的个体的持续期没有影响。Nziramasanga & Lee(2001)研究认为，进口增长、高贷款利率对自雇生存有负向影响，但工业品增加值的提高对自雇生存有正向作用。Fertala(2008)的分析中包括了人口密度及外国人数量，实证结论显示，外国人数量对自雇持续期的影响为倒U型，而人口密度对自雇持续期则有正向影响。
四、创业型自雇与经济增长
创业型自雇有利于创业型经济（Entrepreneurial Economy)的形成与发展，进而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具体而言，创业型经济是与管理型经济(Managerial Economy)相对的概念，其在基础力量、外部环境、企业运行方式、政府政策等方面，均有明显区别于管理型经济的特点，主要体现为经济均衡的变动性、灵活性、产品多样性、创新性和集群性(Audertsch & Thurrik，2004)。创业型经济的本质是一种企业家经济、创新型经济与创造性经济，创业文化和创业教育、新科技革命、体制环境的变迁和创业政策(包括创业的金融政策和非金融政策)的实施、经济全球化是推动创业型经济出现的主要诱因，创业型中小企业则是创业型经济的微观基础。
创业型中小企业的涌现深受劳动力市场中创业机会短缺或过剩的影响，本质上则取决于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型人才的多寡。尽管自雇者并不完全等同于创业型中小企业主，但他们在经营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企业家精神，是他们和创业型中小企业主一样，成为了一个很容易辨识的社会群体，是劳动力市场中创业型人才的重要来源（Aldrrich & Waldinger，1990；Gerber，2001），因此创业型经济的发展与创业型自雇紧密相关。
从现有文献来看，在创业型自雇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方面，研究结果大致分为三类：（1）把创业型自雇看作知识溢出的通道。Romer（1990）和Lucas(1998)强调，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是通过知识外溢实现的，而创业是知识外溢的传导机制。（2）认为创业的涌现提升了竞争激烈程度，进而带来了竞争优势。Porter(1990)强调创业加速竞争，并进一步使用了SCP理论框架分析产业集群现象，使得企业家的竞争外化为地区间的竞争，Glaeseretal(1992)、Feldman & Audretsch(1996)的研究也得到同样的结论。（3）认为创业型自雇的兴起使特定区域的经济发展更具多样性。创业资本不仅产生大量企业，而且增加一定区域企业的种类，大量理论都支持多样化程度而不是同一性会影响一个区域的增长潜力。根据Jacobs(1984)的理论，正是不同企业和经济人之间的相互补充的知识交换才产生了在新经济知识上的重要回报。他建立了一个强调地理环境在促进知识外部化上的重要作用的模型，这里知识的外部化将导致创新活动和经济增长。在这种环境下，创业资本通过注入多样化和作为知识溢出的导管，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一）创业型自雇促进经济增长的竞争机制
竞争主要通过推动富有企业家精神的自雇个体（企业）实施进入和扩张，迫使缺少企业家精神的自雇个人（企业）萎缩和退出，为经济健康运行提供有效的激励。决定竞争态势的因素很多，如市场结构、成本与需求状况、规制政策等，而更有说服力的因素是自雇个体（企业）数量、企业在市场上的进退行为（Geroski，2000）。Geroski（1994）的计量研究表明，创业型自雇个体（企业）进退导致了行业波动，创业型自雇个体（企业）的大量进入和创新行为推动市场结构趋向于分散化，最终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Mayes(1996)对美国1980-1990年间制造业的研究发现，产业内及产业间企业更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关。使用韩国的数据，Hahn（2000）分析后认为，创业企业进退是制造业全要素（TFP）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1990-1995年间的贡献率达到45%，1995-1998年间则达到65%。Audretsch(2002)对德国的个体创业活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后发现，20世纪80年代相关性很弱，但90年代以后则显著相关。
（二）创业型自雇促进经济增长的创新机制
无论在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创新对经济增长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具体而言，在微观层面，创新使得企业适应和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在宏观层面上，创新对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均有较大贡献作用，继而促进经济增长。而创业型自雇和创业企业在创新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在不同行业，创业型自雇和创业企业的创新活动存在较大的差异。Rothwell & Zegveld(1982)的研究发现，在美、英、法等国家的380项发明中，创业企业占31%，而在位企业占54%。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创业企业贡献了27%的激进式创新和37%的渐进式创新。Geroski（1994）的经验研究发现，市场结构与创新之间存在显著性负相关关系。Audretsch(2002)的研究支持了Geroski的观点，他将创新细分为根本性和改进性，在位企业一般只进行改进性创新，而创业企业和创业型自雇者则主要进行根本性创新。
（三）创业型自雇促进经济增长的知识溢出机制
Audretsch(2006)解释了创业型自雇和创业企业的创业行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机制，并进一步提出了知识溢出(knowledge spillover)和内生创业(endogenous entrepreneurship)理论。创业的知识溢出理论将新知识和创业确认为创业机会的一种来源，指出创造于大学或大公司的新知识和创意，如果还没有商业化或被开发，将产生创业机会。换言之，识别新机会并通过创建新企业实现该机会的过程与知识溢出有关。创业的知识溢出机制表现为：首先，新公司具有知识传递的机制。知识存量K是通过知识溢出转换为经济型知识，无论它是新知识还是已有知识，是科学知识还是一般知识。现存的公司通过学习增加了公司的专门知识，我们假设这种学习采取新创业企业或创业型自雇的形式。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新的经济实体，就不会有知识溢出，故而也就没有经济增长。其次，每一个新创业企业或创业型自雇都代表一种新知识的组合，正如 Schumpeter(1911)、Knight(1928)、Freeman(1989，1990)、Audretsch(1990)、Williamson(2009)等指出的，这个假设的一个重要应用就是公司的异质性，在规模、吸收能力、公司战略、技术产品范围和绩效等方面，新进入者没有已存公司有经验，通常会犯错误和失败，因此高的市场进入率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
（四）创业型自雇促进经济增长的环境机制
众多研究显示，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当创业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时，研究者的注意力很快转移到催生与激励创业成长的各种环境因素上。比如Lee et al（2004）分析了政治环境尤其是国家政治格局、经济体制和各种制度安排对创业（创业型自雇）的影响；Dess et al(1997)强调了产业发展环境的变化对创业（创业型自雇）的激励作用；Lee & Peterson(2007)比较分析了不同文化环境对创业的影响等。尽管研究视角不同，但学者们却有一个共识，即影响创业的重要因素是能否实现经济环境的自由；无论是Hayek(1945)、Knight(1921)、Kirzner(1997)，还是后来的研究者如Hartpe(1996)、Lee et al(2004)，均强调经济自由对创业的重要性。如Kirzner（1997）认为，自由开放的制度框架对鼓励创业机会的发现和创新是极端重要的；Hartpe(1996)检验了创业的制度环境，认为经济自由度越高，人们的创业精神就越旺盛；Lee & Floridar(2004)分析了创业企业与经济环境的关系后认为，只有在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创业才能蓬勃发展。
五、自雇活动的国际比较
自雇活动的发展对减贫、创新精神培育、经济增长、就业（失业）、文化交流、税收等均有重要影响，因此，众多国家都比较关注和重视自雇活动的发展，并积极地给予政策支持。结合现有文献，下文着重介绍北美、欧洲、亚洲等国家以及转型经济体的自雇发展情况：
（一）北美地区
以美国为例，实证研究发现，从19世纪至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非农自雇活动比率一直处于持续下降态势，但1975年后则呈现逐渐上升态势。如Steinmetz & Wright（1989）从成人人口中自雇比例、成人人口中自雇加上家庭无酬成员比例、成人劳动力中自雇比例、劳动力中自雇和无酬家庭成员比例四个层面考察了自雇活动的变化。研究证实，1945-1985年间上述四条曲线均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变动趋势，逆转点发生在1975年左右。诸多学者对拐点发生时间进行了探究，他们认为，自雇活动率在1975年以后出现逆转，不仅仅是对1975年以后美国国内高失业率的反周期响应，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变迁、产业结构调整导致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税率变动、社保退休福利制度等对这一变化均具有较强解释力（Fain，1980；Blau，1987；Steinmetz & Wright，1989；Blanchflower & Meryer，1994；Le，1999)。
（二）欧洲、亚洲地区
为横向比较自雇活动的发展情况，A.T.Le(1999)系统地研究了欧洲、亚洲等地区近20个国家的自雇活动的时序列特点，研究认为：若以澳大利亚自雇活动情况为基准点（benchmark），自雇在不同国家间呈现出以下特点：（1）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或者说经济上较贫穷的国家）自雇率高于澳大利亚。比如，在马来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等国，自雇活动率显著高于澳大利亚，尤其是在菲律宾，1993年的自雇率（46.43%）是澳大利亚自雇率（16.04%）的2.9倍。从某种程度上看，经济上较贫穷的国家自雇率高于澳大利亚的原因在于，在这些国家，工人们将自我雇佣视为解决贫困之道。（2）在多数欧洲和北美的劳动力市场中，自雇率低于澳大利亚水平。作为发达国家之一，澳大利亚具有较高的自雇率，这可能与澳大利亚的劳动力特点有关（在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中有相当一部分为外裔人口），又与澳大利亚的地理特点有关（国土面积的大小会凸显当地市场的重要性，这更利于小型地方企业而非大型国有企业）。（3）对所有国家而言，自我雇佣都是劳动力市场中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三）转型经济体的自雇变化趋势
以1989年为基准年，Earle & Sakova(2000)深入研究了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乌拉圭、波兰、俄罗斯、斯洛伐克等6个东欧转型国家1988-1993年间的自雇率变化趋势，研究发现，除波兰之外，由于受特殊的经济体制限制，其他样本国的自雇率在1989之前都比较低，甚至可以忽略；但1989年之后，各国自雇率都呈现出增加态势，其中，波兰最为显著。他们分析认为，出现这种态势的原因有二：一方面在于前苏联解体，进入机制、价格、贸易、雇佣关系、供需等逐渐自由化，这为企业家精神的塑造和发展营造了宽松氛围，有利于个体自雇型创业；另一方面在于受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较高的失业率推动，如截至1992年，保加利亚、乌拉圭、波兰、斯洛伐克等国的官方失业率从0上升至10%以上，劳动者出于谋生糊口而转为自我雇佣。
六、结语
本文主要基于国外一些代表性文献，对自我雇佣问题进行了评述。研究表明：（1）自雇活动是指，与工资雇佣相对，包括在非农产业部门为自己工作的所有工作。一个自雇者既可以雇佣工人，也可以不雇。（2）失业推动、创业家效应、劳动自由度、税收优势等是劳动者选择自我雇佣的主要原因，实质是个体对不同就业状态效用比较权衡后的理性选择。（3）影响劳动者进入自雇的主要因素有人口学特征（年龄、性别、儿童数量）、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特征（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成为自雇者之前的工作状态）、资产流动性约束和宏观环境等。（4）创业型自雇或创业通过竞争机制、创新机制、知识溢出机制和环境机制促进经济增长。（5）从各国的自雇率比较来看，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贫困国家的自雇率相对较高，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近些年来自雇活动都在迅速增加。
从现有文献来看，针对中国的自雇问题研究起步较晚，近几年发展迅速，但整体上研究成果有限，主要集中在自雇活动的进入问题。如陆(Lu，2010)、吴(Wu，2006)研究了社会资本、制度环境在自雇进入中的作用。倪(Nee，1989)则研究了中国农村的自雇状况，发现进入自雇活动的主要群体来自社会等级中的底层。解垩（2012）使用CHNS数据分析发现，代际人力资本传递在自雇进入中作用显著，较之工资雇佣者，失业者更有可能进入自雇。叶静怡和王琼（2013）基于2010年北京农民工调查数据研究发现，能力更强、社会资本更多的农民工具有更高的自雇佣概率；张和赵（Zhang & Zhao）和宁光杰（2012）也得到了相似的研究结论。刘云平和王翠娥（2013）使用2005 年“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 CLHLS)的数据分析了外来务工人员自我雇佣决定机制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自我雇佣与工资部门的收入差距(拉力)是推动外来务工人员选择自我雇佣的重要因素，并且对男性的影响要大于女性，此外，家庭责任会同时影响男性和女性。
创业型自雇活动的发展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新产业结构形成和技术水平进步，有利于减缓贫困、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就业规模扩大、就业结构优化、就业质量提高、文化交流和劳动者自我效能的实现。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入，国家为发展和繁荣私有经济提供了更为宽松的环境，如积极的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等等，加之新时期我国就业领域中，总量性矛盾持续加大，结构性矛盾更加凸出，推拉效应将势必促进未来中国自雇活动的快速发展。鉴于此，今后我国应加强自雇问题的研究，尤其应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数据库建设。建立官方的覆盖全国的全部就业群体的抽样调查系统，使借助数据统计和计量分析的自雇问题研究得以全面科学地完成，这更利于实施动态监测自雇活动变化，也便于进行国际比较研究。
第二，加强我国劳动力选择自雇活动的机制研究。国外劳动者选择自雇原因和影响因素并不一定适合于我国实情，“难民效应”假说和“企业家效应”假说是否推动了我国近些年自雇活动的发展有待进一步实证检验？自雇活动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联动机制究竟如何？自雇活动在我国城镇化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如何？自雇与技术进步、创新水平之间又是怎么样？自雇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具体关联度如何？等等这些课题有待攻克，而解答以上诸问题有助于对就业创业政策科学地调适。此外，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税收制度、就业政策、劳动力市场变革等对我国的自雇活动究竟产生着怎样的影响？与发达国家、转型经济体相比，我国自雇活动的发展有着何种差异和共性？这需要从多学科视角进一步探究。
第三，我国的自雇活动在时间序列上呈现怎样变动趋势？在区域、行业、职业等层面体现出什么特征？自雇者的性别、婚姻状况、学历结构的构成如何？诸如此类。比如美国中小企业局数据显示，创业型自雇者的受教育程度结构呈现“倒U型”，即初中及以下学历者、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占比较少，高中和大学学历者占比相对较多，且波峰在大学学历者。我国的自雇者受教育程度的变动规律是否也存在倒U型？若有，波峰停留在高中段还是大学段？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在政策（尤其是创业教育政策）上如何应对？这有待我们借助高质量的数据进行验证。总之，以上问题仍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深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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