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子：农商行发展的机遇(4月30日)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作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要力量，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农商行”）发展也面临新的形势。那么，经济新常态对于农商行来说意味着什么？该如何应对？。
    一、经济新常态意味着什么
    1、新市场形势
    一方面，新常态下经济增速下降明显，银行业发展步入下行周期，对包括农商行发展产生较大的负向冲击。特别是，一些重点行业、重点地区风险较为突出。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银行业资产质量呈现一定的恶化势头。《中国银行业运行报告（2014 年三季度）》显示，2014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7669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749 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16％，比上年末上升0.17个百分点，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继续出现“双升”现象。一些重点行业（如批发零售业、信息技术服业和制造业等）和重点地区（如长三角地区）的不良资产问题较为突出。对于农商行来说，情况基本类似。特别是，由于农商行通常为区域性金融机构，资金配置在特定区域、特定行业较为集中，很难有效分散风险，部分农商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可能会更加突出。
    另一方面，新常态下广大农村地区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主战场，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空间巨大，为农商行发展提供巨大空间。从经济发展来看，《2013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显示，2013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分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2.2、12.7、12.6和5.4万亿元，加权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9.1％、9.7％、10.7％和8.4％。可以看到，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农村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从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来看，2014年前3季度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分别增长6.9％和9.7％，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增速继续高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长势必会产生旺盛的信贷、结算、理财等方面金融需求。
    2、新竞争格局
    新常态下农商行面临的市场竞争不断加剧。一是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推进，农村合作银行、农商行、村镇银行、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法人金融机构数量迅速增加，市场竞争不断加剧；二是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部分城市地区金融供给逐渐趋于饱和状态。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大银行也开始将触角延伸至农村金融市场，比如中国农业银行的“三农金融事业部”建设等。大银行通常在资金和技术方面具有优势，进一步加大了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此外，在利率市场化加速推进、存款保险制度出台的背景下，包括农商行在内的银行在吸收存款、争夺客户资源方面的竞争也会进一步加大。特别是，近年来互联网金融来势汹涌，P2P、第三方支付、众筹等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兴金融业态对银行的传统业务造成了很大冲击。为应对这一冲击，一些先进银行纷纷利用互联网技术实施转型。与之相比，农商行由于其自身在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劣势，在应对互联网金融冲击面前处在相对落后位置。
    当然，在应对市场竞争中，农商行与其他农村金融机构相比在运行机制方面具有优势。具体来看，与农村合作银行相比，农商行建立在股份制基础上，而农村合作银行建立在股份合作制基础上（股份合作制是在合作制的基础上，吸收股份制运作机制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其中，合作制是通过资格股体现，股份制是通过投资股体现）。已有研究表明，由于产权不清，合作制成员无法完全承担其行为所产生的后果，由此引发较为严重的激励问题。其结果导致股份合作制模式下，银行内部治理效率较低，治理效率的低下又会进一步损害银行的绩效。与之相比，股份制模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合作制产生的激励问题，具有更高的治理效率，从而有助于提升银行绩效。与村镇银行相比，农商行在跨区设立分支机构方面尽管也受到很大限制，但与村镇银行相比仍然要灵活得多；而村镇银行被限定在县域范围内，经营范围受到严格限制。与农村信用社相比，农商行在历史包袱、股权结构、运行机制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可以说，与其他几种主要类型的农村金融机构相比，农商行在运行机制方面都更有优势。
    3、新政策环境
    一方面，经济新常态下，对农商行等农村金融机构的政策扶持力度有望加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发展普惠金融”。农村金融市场是我国金融市场中金融服务相对落后的部分，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市场、不断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是我国未来金融改革的重点方向之一。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农商行发展将成为未来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部门有望进一步出台促进农村金融体系发展的相关政策。现有监管政策、财税政策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农商行等农村金融机构具有一定程度的倾斜。特别是，2014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提出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以尊重农民意愿为前提引导土地规范有序流转，计划用5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这一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将会对“三农”抵押物不足的情况产生重要影响，农村金融需求有望得到大幅度释放，农村有效金融需求不足的情况可能会得到根本性转变。
    另一方面，农村金融管理体制仍有待于进一步理顺，其中以省联社问题最为突出。目前，一些省份的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商行或农村合作银行的工作已基本完成，但在部分地区省联社对改制后的农商行等农村金融机构在人事、财务等方面的干预还比较多，农商行并未真正成为独立运行的市场主体。
    二、该如何应对
    第一，深耕农村金融市场。前文已经述及，广大农村地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农村金融市场前景广阔。农商行应当充分发挥其来自农村、熟悉农村、决策链条短的先天优势，立足本地，深耕农村金融市场，在服务农村金融市场中发挥其比较优势。
    第二，做好风险防范和处置工作。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银行信用风险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农商行要特别重视重点行业、重点地区风险的防范工作。对于存量资金投放中尚未发生风险的，要加强贷后管理，密切跟踪客户信用风险状况，按时收回资金。对于已经产生风险的信贷资金，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处置措施，综合采取处置抵押品、债务重组等方式加快不良贷款处置，防范局部性风险演化为系统性风险。对于风险较高的重点行业和重点地区，要严格控制新增信贷资金投放，避免出现新的风险隐患。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现阶段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呈现“双升”势头，但与国际银行业相比，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且拨备覆盖水平较高。因此，农商行在对不良资产风险给予足够重视的同时，也应当适当提高对不良资产风险的容忍度。防止出现由于对不良资产风险的过度恐惧造成信贷的过度收缩，进而损害实体经济的情况。
    第三，加快业务结构调整。一是对传统的存贷款业务进行优化，提升存贷款业务的盈利能力，在存贷款利差收窄的情况下保持高盈利。应该在对不同客户风险和收益进行分析和评价基础上，设计出个性化、有针对性的存贷款产品，发掘优质客户，增大在高收益低风险客户上进行资金配置的比例；二是大力发展中间业务。目前农商行中间业务收入还主要局限于结算和一般性代理业务，业务种类相对单一，附加值较低。针对这种情况，农商行要稳步扩大中间业务范围，逐渐从低层次的代收代付向财富管理、投资银行等高附加值业务发展，不断扩大中间业务收入。除中间业务外，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那些形成表内资产的非信贷资产运用业务同样值得关注，包括贵金属投资、拆出资金、同业借出款项、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和长期股权投资等等。这些业务可以作为贷款业务的替代，能够为农商行开辟新的收入来源；三是加大个人业务的比重。已有研究显示，个人业务对利率的敏感性要低于公司业务，且个人业务信用风险要低于公司业务。特别是在农村居民收入不断增长的背景下，积极开发优质的农村个人客户是农商行未来发展的一个重点。
    第四，做好普惠金融大文章。“发展普惠金融”是写入党的最高文件中的金融改革内容之一。作为农村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力量，农商行处在我国普惠金融事业发展的最前沿。做好普惠金融业务不仅是农商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农商行的优势所在。农商行应当积极谋划，结合自身特点，做好普惠金融这篇大文章。要在特定领域进行重点尝试，争取开发出一些具有较好应用价值的普惠金融产品和业务模式，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品牌优势。加强与地方政府、地方社团组织等的合作，积极动员和协调多方力量，共同促进地方普惠金融体系建设。
    第五，提高管理精细化水平。农商行需要通过自身培养和外部引进等多种方式建立专业化风险管理团队，不断改进风险管理能力。要注重风险管理工具的开发和运用。随着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利用衍生金融工具来管理银行风险将成为行业趋势。另外，作为一种先进的风险管理工具，经济资本管理在银行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同样值得关注。同时，要着力提高利率定价能力，选用科学的定价方法，使得资金价格能够准确反映不同类型客户的风险状况。建立并完善能够及时准确反映市场价格的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体系，完善内部资源配置机制和绩效评估机制，提高资金配置效率。
    第六，进一步理顺农村金融管理体制。要进一步推动省联社改革。强化省联社服务、协调和指导的职能，弱化其管理和监管的职能，减少省联社对微观主体的干预，使得农商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