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的就业问题

    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和进行调控政策的决策，需要把就业变化作为重要的参考变量。尽管迄今为止就业形势没有发生重大的异常，但是，2008年下半年以及2009年经济形势对就业的冲击风险仍然是存在的。我们现在面临一个两难选择。投资和出口是两个多年以来最重要的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在其增长大幅度减速的情况下，需要扩大内需来弥补。有人建议采取刺激需求的政策手段来提高内需。但是，这与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目标又有矛盾，因为防止通货膨胀通常需要抑制需求。不过，通过保持就业稳定，保障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至少可以取得化解通货膨胀对居民生活的不利影响，保持内需增长势头的积极效果。
    一、当前的就业形势判断
    如果按照2007年以前就业市场的趋势，2008年本来应该是一个空前好的就业形势。但是，由于2008年的宏观经济形势存在着以下一系列因素，从理论上讲，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的非农产业就业产生不利的影响甚至冲击。
    一是人民币升值、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实际投资增长率降低和出口的下降。按照一般的宏观经济理论判断，这应该导致就业减少或至少增长率的下降。据报道，商务部部长陈德铭认为，中国外贸出口每波动1个百分点，将影响中国18万—20万人的就业。2008年出口下降显然不是几个百分点的问题。
    二是全国普遍出现的实际工资上涨导致企业用工成本提高，大量中小企业（其中包括许多血汗工厂）缩减生产或者倒闭，以及部分企业对《劳动合同法》实施做出的不恰当反应，预期会产生对就业增长的不利影响。
    三是雪灾、震灾、水灾等自然灾害产生的冲击。例如，四川全省有115.2万农民失去生产资料，他们中的80%成为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增加5.1万户。当然，这个因素只是局部的和区域性的，还不致产生全国性的影响。
    虽然从2008年上半年的实际情况看，就业形势并不像预期的那样悲观。但是，对下半年以至2009年的就业形势做判断的话，可以预计，就业形势会逐季地变得更加严峻。虽然我们的统计体系还不能提供及时的就业变化信息，仍然有以下现象可以作为证明。
    1.从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看。截至第一季度，劳动力市场上供需两旺，与2007年第一季度相比，劳动力需求增长了48%，劳动力供给增长了47%，两者的匹配水平还略有提高，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整体状况没有发生大的异常。与此相对应的是，第一季度登记失业率4%，保持了2007年的下降趋势。
    2.把第二季度的情况考虑进去进行分析。2008年上半年新增就业640万，完成全年计划1000万的64%。其中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282万，困难群体就业77万。新增就业比2007年同期完成人数多了11万，但由于2008年计划数比2007年高，所以完成的比例略低于2007年。登记失业人数835万，比2007年增加了5万人，登记失业率4.05%，与去年同时期持平。但与第一季度相比，第二季度显然已经显示出不利趋势。
    3.政策效果显示，存在一个时间差。随着宏观调控政策的持续，特别是货币政策作用的继续发挥，在通货膨胀压力逐渐缓解的同时，投资增长率、经济增长率等指标还会继续趋缓。一般来说，从实施总量调控政策到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大约需要1到1年半的时间差，所以政策效果显示之前，周期仍然朝着走低的方向发展。这些都会成为下半年乃至2009年不利于就业的因素。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就业表现为“菲利普斯曲线”显示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消长关系。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也存在这样的关系。
    迄今为止，中国的价格上涨是结构性的，防止其转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政策手段中，起作用的也是结构性的措施，因此，宏观经济调控没有产生对就业的负面影响。CPI在5月份开始得到缓解，没有看到就业的明显下降，这也表明，这样的调控力度是可行的，已经初见成效。但是，即使在已经开始向“一保一控”政策转变的情况下，以从紧的货币政策为代表的总量调控政策，仍然会在一个较大的时间差之后，对就业产生不利影响。
    二、宏观调控中要高度关注就业
    总体来说，经济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放缓的因素，除了是宏观调控所要达到的预期目标之外，还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这方面可以改变的余地较小。我们主要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就业形势的传导机理，以便找出在稳定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不伤害就业的政策手段。
    1.企业成本提高的化解方式
    从2007年开始显示出来的制造业成本提高（有人称其为成本正常化），逐渐演化为所有工业部门的成本提高趋势，主要表现在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通常，这需要通过两个出口来解决，一个是靠通货膨胀外部消化，即产品涨价；一个是靠挤压企业利润内部消化。实际中两种情形都发生了，但针对不同行业的企业来说，消化的方式和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由于上游行业垄断性强，依靠通货膨胀消化的可能性大一些。同时，上游行业劳动密集程度低，受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影响也比较小。下游行业多是竞争性的，又是劳动密集程度比较高的部门，受冲击比较大，主要得靠挤压利润来消化。
    以下两个事实表明了这种趋势：（1）目前PPI有所提高而尚未传导到CPI，意味着下游企业承受生产成本的提高，却没有能够通过价格的提高加以消化；（2）至5月份同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下降了21.2个百分点，但上游的一些部门利润却大幅度上升，意味着下游企业利润下降幅度更大。大体上按照上下游来对部门和企业进行排列的话，恰好吸纳就业最多的企业大多在下游，其利润减少就意味着其中的一部分企业已经难以为继，表现为许多中小企业倒闭。这就必然表现为就业的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说，利润下降通常是就业冲击的先导，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利润下降所导致的缩减生产甚至倒闭，则直接表现为就业减少。处在上游的部门受到的伤害较小，但是由于其劳动密集程度低，所以也无助于就业的扩大。
    2.总量控制政策的有效范围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十分复杂，要做到清醒认识、准确判断和正确决策，需要有正确的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认识论出发点。我认为首先需要针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性质，准确把握中央提出从“两防”到“一保一控”任务转变的内涵。我认为，中央关于“两防”的这个表述实际上包含了双重目标，即第一，在讲到“防止结构性价格上涨转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时，既包含治理结构性价格上涨的任务，也包含防止形成明显通货膨胀局面的任务。第二，在讲到“防止经济增长从偏快转为过热”时，包含了控制经济偏快局面的治理任务和防止经济过热的任务。做出这样的区分后，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判断形势，把握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平衡。既然治理的任务已经达到既定目标，转向保增长、控通胀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价格水平的变动原因、方向和幅度，是货币存量变化的结果，对“结构性价格上涨”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其违背了弗里德曼“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货币现象”这个原理。问题在于，这个理论对我们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政策缺乏操作意义。因为货币存量与通货膨胀变动的关系，需要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才显示出来，而应对通货膨胀带来的负面效果，既需着眼于长期治本，也需要着眼于短期治标。如果政策力度不适当，有可能在没有完成防止通货膨胀任务之前，就伤害了经济增长速度，伤害了就业，后果可能比结构性的价格上涨还要严重。
    从2007年至今的价格变化趋势看，结构性价格上涨这个事实是存在的，也具有与全面的通货膨胀不尽相同的成因，因此可以成为一项独立的调控目标，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即结构性政策手段着眼于“治”，总量手段着眼于“防”，这样也就把保增长和控通胀统一了起来。
    三、宏观调控中保持就业的政策建议
    把就业纳入视野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实现宏观经济调控代价的最小化。
    1.降低自然失业率
    在治理结构性价格上涨的过程中，充分利用缩小自然失业率的办法消化可能产生的就业损失。做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会导致失业率上升的判断，依据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奥肯所概括的所谓“奥肯定律”。根据这个定律，目前美国的经验是，1个百分点的失业率下降与2个百分点产出增长率相联系。我们的研究表明，由于中国的失业率主要不是周期性因素，而是摩擦性和结构性因素所导致，所以不存在明显的奥肯关系。
    在通货膨胀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存在治理结构性价格上涨的机会窗口，而不至于伤害经济增长和就业。自2002年以来，城镇调查失业率已经逐年下降，并且已经越来越接近自然失业率的水平。我的不精确估计是，城镇总体失业率大约为5%，其中自然失业率大约为4%，周期性失业率仅为1%。
    由于自然失业率可以通过改善劳动力市场功能得到降低，因此，加强政府劳动力市场服务职能，可以用自然失业率的降低来抵偿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可能导致的周期性失业率上升。有经济学家估算，出口增长率从20%下降到6%—8%，可能造成2—2.5个百分点的GDP增长率损失。即使按照美国经验，导致1个百分点的失业率上升（实际上在中国不太可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则需要想方设法从降低自然失业率中获得补偿。今年是《就业促进法》实施的第一年，如果能够把其中一些法律规定执行好，降低1个百分点的自然失业率也是有可能的。
    2.缓解企业成本压力
    在“一保一控”的过程中，允许下游企业释放一部分由于能源等投入品价格上涨所导致的成本提高的压力，以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的稳定。对于那些竞争比较充分行业中的中小企业，由于其没有能力通过涨价来消化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应该通过一定的财政手段（目前可行的如减税）给予一定的扶持。
    有人认为《劳动合同法》是造成企业劳动成本上升的原因，认为工资上涨趋势必然导致相当一批企业倒闭，中国经济由此进入低增长期。这个判断是不正确的。近年来的工资上涨是供求关系的反映，而不是《劳动合同法》实施所导致。由于人口结构变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如果工资继续保持不变，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得不到满足，导致近年来劳动力短缺现象，反过来推动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增长加快，其幅度大致相当于甚至高于《劳动合同法》可能提高用工成本的幅度。作为供求关系反映的工资上涨，不会伤害就业增长。
    即使在工资上涨的情况下，中国仍然保持劳动力成本的优势。第一个证据是工资增长还没有赶上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增长。根据测算，2004年制造业工资只是劳动边际生产力水平的25%，工资增长率只是劳动边际生产力增长率的32%。第二个证据是，我们根据过去几年正规部门工人和农民工工资增长率，以及人民币升值的速度，估计了若干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工资水平，2007年中国大陆正规部门制造业工资，仍然只是美国的4.4%，韩国的10.9%，新加坡的16.7%，香港特别行政区的17.1%，台湾省的21.6%和墨西哥的32.6%。如果以农民工作为非正规部门劳动者的代表，其工资水平比正规部门低接近一半，因而与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差距也扩大了近一倍。中国工资仍然处于很低的水平，远远没有到达失去竞争力的程度。
    3.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为了保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的稳定，短期内需要通过政府保护价敞开收购，在恢复库存的同时保持粮价的稳定和适度上涨；长期则应该着眼于建立一种机制，使国内粮食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市场接轨，保持农民种粮积极性，重建中国粮食的比较优势。同时，财政补贴措施适度地从种粮补贴向低收入家庭的消费补贴转移。因为粮价对农民的增收效果要远远大于补贴支出的增加。例如，2008年对农民种粮的各种直接补贴已经超过1000亿元，如果有同样的一笔钱用于补贴消费者，即使假设需要补贴的城乡低收入人口数量为1亿，每个人的平均补贴额也可达到1000元，而2006年城镇居民中10%最低收入户全年的粮食消费只有219元，而农村居民20%最低收入户全年用在食品支出也才只有805元。
    文章出处：中国党政干部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