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再出发：实现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这一重要论述，是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回首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经济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资源在不断激活、趋优配置、高效交易、法治保护，这也正是实现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过程。
    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一天胜半年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了完善的计划经济体制。经过近30年的艰苦奋斗，积累了庞大的资产。比如，我国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我国的医疗卫生教育事业取得长足进展，文盲率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是最低的。这里有几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7》，用不变价衡量。
    第一，按2010年的农村贫困线标准，197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高达7.7亿人，贫困率为97.5%；即便按1978年的农村贫困线标准，当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也达到2.5亿人，贫困率为30.5%。到2016年，我国贫困率下降到4.5%（2010年标准）。
    第二，1978年我国不变价的GDP为3593亿元，2016年则为735149亿元。2016年，我国1.78天内所生产的GDP，相当于1978年全年；这意味着一天产生的GDP，超过1978年半年。
    第三，我国成就的取得，并非完全是资源粗放投入的结果。比如，1978年我国农业就业人口为2.83亿人，到2016年则为2.16亿人，规模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但不变价的农业增加值则从1978年的927.8亿元上升到6.3万亿元，2016年，我国5.4天内所生产的农业增加值相当于1978年全年。
    也就是说，过去40年的增长，有投入规模增加（比如就业人口）的因素，但这不足以解释经济长达30年年均9.6%的增长。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秘密在哪里？
    资源市场化的三个途径：盘活、流动与保护
    我国过去40年快速增长，有技术进步的因素，但秘密之一在于打破了“资源陷阱”——在这个陷阱中，资源无法交易、无法配置、无法权证化。换言之，我国40年的快速增长，秘密之一在于资源和资产的市场化程度明显提升。这个提升，主要有三个途径。
    一是资产的盘活。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资源还是这些资源，资产还是这些资产。但是过去是“死资产”，不能够进行交易、无法进入市场，也不可能出现增值。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这些资产不断盘活的过程、不断被唤醒的过程。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把管得过死的农民解放出来，把管得过死的土地解放出来。此后，一些在计划经济时代被认为不可能进行交易的资产（如劳动力），也陆续开始盘活起来，允许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配置。不要小看这个变化，它使得过去统得过死的资源和资产，开始有了活动的空间，开始逐利，由此形成了增长的内生动力。以劳动力为例，“劳动力市场”写进了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是这个突破，现在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大学生可以自由择业而不用服从分配。
    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源可交易，我国的市场在不断扩大。交易就需要有相应的货币为媒介。因此，过去40年来，我国发行的大量货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用于满足不断扩大的市场。现任央行行长易纲，早在1991年就提出了货币化的理论模型，解释为什么中国改革过程中货币增长率远远大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其核心就在于我国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可交易的资源和资产不断加大。
    二是资源的流动。资源流动的导向是相对回报率的落差，是从低收益的领域流向高收益的领域，由此带来配置效率的提升。在同等资源规模下，资源配置效率越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越高。比如，前面提到的农业领域劳动力，规模在不断下降，但是并没有影响农业产出的增长。再比如，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最大的动作就是“抓大放小”，通过各种方式让一些竞争性领域中小国有企业退出市场，由社会资本进入来经营。资产还是这些资产，但产出的效率明显提升。在劳动力上，国企三年脱困期下岗再就业的几千万职工，大多在民营企业中找到了新的岗位。这个流动的规模，在全球也是罕见的，但却奠定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
    三是资产的保护。资源交易与配置的过程，不可避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风险、这样那样的纠纷，这就对资产的保护提出了迫切要求。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中提到，没有产权保护这个“钟罩”，市场很难发展起来。我国过去40年发展的历程，也是一个非公产权不断得到承认、保护层次不断提升的过程。
    因此，资源的盘活、流动与保护，形成了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这也构成了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关键。其他的制度设计、体制调整，都围绕这一条而展开。
    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牛鼻子”：农村、国企、新经济
    既然资源的盘活、流动与保护是增长的一个充分条件，那么在走向高质量增长的新阶段，仍然需要抓住资源这个“牛鼻子”。
    第一，从资源角度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什么？是城乡间资源流动方向要改变，要从单一的由乡到城的单向度流动转变成为双向互动。一般来说，各国城乡之间资源的收益率是不同的，而且往往是城镇高于农村。这个落差就形成了城镇化的内在动力。过去比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农村的资源是由乡向城单向流动。然而，农村资金流出、人员流出，导致了城乡间发展差距的扩大。提出和实施新农村建设后，这一局面开始得到扭转，但还面临许多挑战。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这个资源流动的过程到一定点自然会达到均衡，这个点就是“刘易斯拐点”。但在我国，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我们城乡之间还有不同的制度安排，既阻碍了城镇资源向农村流动，也阻碍了农村资源的进一步优化。因此，要让乡村振兴起来，让乡村振兴有不竭的动力，真正实现城乡融合，最根本的还是让资源顺畅流动。
    第二，从资源角度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资源的使用效率和盈利问题。过去我们一直在围绕国有企业改革做文章，取得了明显进展，但还面临着许多挑战。根本的出路就在于从国有企业走向国有资本，用管资本的方式来实现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资本是一个高度流动、灵活性很强的东西，资本属性就是一股一权。国有资本的配置结构调整，本身就反映了政府战略意图。在比较多的领域，通过国有资本配置结构的调整来引导产业发展，往往会比直接的产业政策更有效。中央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一个资本的角度，而不是单纯的企业实体的角度。这使得过去我们面临的不少困境，开始变得能解。究其核心，就是把握市场化本质是资源资本化这一点。
    第三，从资源角度发展新经济。这几年，新经济发展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从资源角度看，新经济既新又不新。说新，是新经济确实带来了资源配置的新方式、新模式。尤其是数据经济，使过去不可贸易的一些服务变成贸易产品。比如，现在线上跨国教育、跨国医疗等逐步成为趋势，这就使传统经济形态下不可贸易的人力资本变成可贸易，由此扩大了市场规模。说不新，新经济本质上还是资源盘活、配置的一个方式。当然，新经济最大作用就是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比如，私家车进入出租车领域，实质上是通过租车平台，把闲置的私家车盘活起来。理论上，这是在不增加新车的同时扩大一个城市可供出租车辆规模的方式。此外，电商的兴起，提高了供求双方的匹配成功率，也改善了商品的流动效率，并且使一些过去无法进入市场的特殊人群（比如残疾人）能够通过电商这种形式参与到市场销售中。由此，这部分人的人力资本被盘活起来。
    进一步深化改革，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
    我国发展进入到关键时期，实现新时代“新两步走”的伟大目标，需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在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中，需要牢牢抓住资源这条线，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过去40年的经验看，今后需要在资源的盘活、流动和保护上进一步做好文章。
    第一，进一步盘活“沉睡”的资源。我国目前还有比较多的资源不能交易，无法进入市场。比如，环境比较好的地方的碳资源，还不能充分转化成为可交易的产品。让绿水青山转变成为金山银山的碳交易制度还需要尽快建立起来。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推进，这些尚未被唤醒的资源，需要加快唤醒。
    第二，降低资源流动的成本。资源要高效配置，流动成本越低越好。制约资源流动的成本，往往都是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垄断为例，民营企业家的嗅觉往往很灵敏，他们能感知到市场机遇。但如果这个机遇被行政垄断所阻拦，民营企业家就只能望洋兴叹。打破垄断、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都是降低资源流动成本的重要举措。再如，前面提到的城乡资源双向流动的问题，要怎么做？关键是要降低资源流动的成本，打破资源流动障碍。比如，农村宅基地就是一个没有盘活的资源，有巨大的空间。
    第三，进一步强化产权保护，推进产权保护的制度化和法治化。比如，对民营企业家的产权纠纷，需要慎重对待。从现实情况看，民法典越早出台越能赢得主动，对稳定预期有可能产生决定性影响。在现行民法总则的基础上，需要加快主要内容各篇的编纂，争取早日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形成统一的民法典。再比如，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我国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保护知识这种资产，将会促进科技的大发展，从而释放出巨大的动力。
    仅从资源角度看，我国经济增长还有巨大的空间。无论是盘活、流动还是保护，都大有文章可做。做好这些文章，都足以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提供支撑，由此也凸显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