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维中：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和陈云的经济指导思想

    [摘要]长期以来，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直存在着盲目追求高速度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也是这样，经历了调整、高涨、再调整的过程。陈云在这十年中一直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强国首先要把“实事”搞清楚，从长期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该调整的时候就要退够，等等。实践证明他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所提出的这些基本原则是完全正确的，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20世纪80年代  陈云  经济建设  发展速度
    20世纪80年代是我们党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探寻发展与改革新路的具有关键性的十年，也是经历了调整、高涨、再调整，在风浪中前进的十年。陈云在这十年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是他几十年经验的结晶，至今仍然闪烁着光芒，对现实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经过拨乱反正，党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在有些方面有了重大进步，而在有些方面却一仍旧章。
    在对外开放方面，确立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和引进国外技术人才的方针。这在中央，在邓小平极力倡导下，主要领导人的思想是一致的。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在对内搞活方面，1978年提出了不仅要扩大地方的权力，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更要扩大企业的权力，发挥企业的积极性，给企业以必要的独立地位。同时，强调尊重农业生产队的自主权，贯彻多劳多得和等价交换的原则。这在中央，思想也是一致的。这也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但是在经济发展的目标、经济发展的方针方面，当时的中央没有分析经过林彪、“四人帮”十年破坏、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情况，并据此作出新的部署，而是继续沿袭过去的一些老口号，并且加了码，最后导致了1978年的冒进。
    1977年2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汇报时有调整经济部署的提法，中央领导人不同意提调整，说今年经过努力，要前进一步，而且为今后三年更好地完成五年计划打基础。接着，提出了抓纲治国，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内大见成效的目标。
    同年四五月间，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中央领导人认为，只要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发动起来，完全有可能在今后23年时间内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时提出，石油部不能只有一个大庆，要有十来个大庆。5月1日，中央领导人发表文章，引用了毛主席1956年说过的话，再搞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开除球籍。1963年时，毛主席已经认为20世纪末赶不上美国，改为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时重提超过美国，就把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又提高了。
    1978年6月，赴日本、赴欧洲两个代表团访问归来，向政治局汇报。中央领导人提出，日本实现现代化只用了13年，德国、丹麦也是十几年，今年我们起步是3000万吨钢，日本起步时只有2000万吨钢，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九亿人口，资源丰富，只要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安定团结，调动积极因素，可以赶上去。7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提出了“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9月务虚会总结，根据中央常委的意见，提出“组织新的大跃进”，提出“要比原来的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引进规模从年初定的八年180亿美元增加到十年800亿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务虚会后，在没有相应的外?正和借到外资的条件下，突击签订引进合同。两次追加基本建设投资，建设规模又搞大了。九十月间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安排1979、1980年两年计划。由于追求高指标和过大的建设规模，物资、财政平衡不下来，留下很大的缺口。1977、1978两年就是这样热起来的。真正搞冒了的是1978年。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情况?一是粮食产量已经几年徘徊不前，粮食供应严重不足，库存已到警戒线。二是煤矿采掘失调，掘进严重欠账，产量稳定不住；电力供应紧张，保了新厂就保不了老厂，保了老厂就保不了新厂。三是财政拮据，捉襟见肘。四是人民生活十年来没有什么改善，农民从集体分得的收入几乎没有增加，职工平均工资还有所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本应休养生息，控制建设规模和调整投资结构，却来了个大跃进，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
    随后的1979、1980两年，发生了要不要调整的争论。首先发现和提出问题的是陈云。
    1978年12月1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经济问题发表了五点意见。他说：“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楚事实，这是关键的问题。……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达到两千万吨。我们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我们的起点，是三千万吨钢。但是，不能光看钢铁这个指标。我们同日、德、英、法不同，工业基础不如他们，技术力量不如他们，这两点是很重要的。……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表面上好看，挤来挤去，胖子挤了瘦子，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材料如有缺口，不论是中央项目或地方项目，都不能安排。”[1]
    1979年1月陈云再次批示：“国务院通知中‘一九七九年有些物资还有缺口’。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2]
    3月14日，陈云以他和李先念的名义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对目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提出以下原则意见：“(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二)从长期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三)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四)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包括农业、轻工业、其他重工业、交通运输业、文教、卫生、城市住宅建设、环境保护等)发展的比例关系。(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1](pp．248～249)
    3月21～23日，政治局听取和讨论国家计委关于修改1979年计划的汇报。汇报指出：1978年建设规模搞大了，引进搞急了，钢搞多了，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要下决心，进行调整，加强农业和轻工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工业增长速度由12％降为8％。在这次会上，陈云进一步讲了他的意见。他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九亿多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单纯突出钢，这一点，我们犯过错误，证明不能持久。”“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基本建设项目大的一千七百多个，小的几万个。赶快下决心，搞不了的，丢掉一批就是了。搞起来，没有燃料、动力，没有原料、材料，还不是白搞。”[1](pp．250～253)这次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委提出的调整计划，并且确定了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接着，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明确了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中，一部分省市和部门的领导人思想通了，认为不调整不行。一部分人思想并没有通，说刚刚提出组织大跃进，要三年大见成效，怎么一下又来了个调整，接受不了。经济发达的地区要求允许继续前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要求不要一刀切，对于一些大项目都提出这也不能下那也不能下。
    中央领导层的认识也并不一致。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有的中央领导同志不讲三年调整，大讲三五年内要打一个比较大的翻身仗，提出如果今后五年每年以12％～15％的速度前进，五年后我们的工业总产值就将近翻了一番。
    9月，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国家计委关于1980、1981年计划安排的汇报。汇报提出，1980年财力上不去，基建还要下，工业速度要减到6％。9月18日陈云再次讲话，指出：“经济的调整，即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举。”“我们的基建投资，必须是没有赤字的。就是在财政平衡的基础上，看能够拨出多少钱用于基本建设投资，以这个数字来制定基本建设计划。”“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当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1](pp．264～268)
    10月，中央召开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统一思想认识。在这次会上，有的中央领导同志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说去冬今春刮了一股失调风，担心今冬明春再来一股风，把气泄下来，主张搞一个加快工业发展的决定。
    由于认识不一致，调整工作阻力重重，该下的项目没有下，地方又盲目上了一些重复建设项目。1980年春又提出搞十年规划，大家的心思又用到经济翻番上去了，更分散了调整的精力。一直到1980年10月，经济中的问题暴露得更加明显，农业减产，能源紧张，财政赤字增大，物价上涨较多。11月11日财政部紧急报告，11月份基建拨款30亿元分文未拨，国防费还有十多亿元未拨出去，中央财政库存仅剩下10亿元，要求再次向银行透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开会，感到问题严重，提出在形势好的情况下，要看到潜伏着的危险，搞不好，要爆发经济危机。经过几个月的讨论，最后决定一步退够。
    1980年11月28日，在中央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陈云讲话，他说：我脑子里有一条，基本建设搞铁公鸡，一毛不拔，有人说耽误了时间，从鸦片战争以来，耽误了多少时间，现在耽误三年时间有什么了不得?就是一毛不拔，置之死地而后生。历史上我是机会主义，让我再机会主义一次。讲要上的理由有的是，这种话听了几十年了，最后说不搞，还不就是不搞了。三年不搞，一毛不拔，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天塌不下来，事情反而更好办一些。邓小平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2](p．262)于是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再次讲话。他说：“必须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一九五七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一九五八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可能有些议论：‘这会耽误三几年。’不怕。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已经耽误了一百多年。而且这次调整不是耽误，如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因为我们这次调整是清醒的健康的调整。我们会站稳脚跟，继续稳步前进。”[1](pp．281～282)
    这样，经过1979、1980年的实践，经过1980年10～12月翻过来掉过去的讨论，由于陈云的果敢决断、邓小平下了决心，进一步调整的大方针最后确定了下来，并付诸实施。事实说明，这一次调整不仅是国民经济的调整，
             而且是国民经济指导思想的调整，后者的意义远远大于前者。这期间，还有一个大的改变，就是邓小平在1979年对20世纪末的目标作了新的解释和新的规定，把原来的标准放低了，把目标定为实现小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1000美元。长期以来，我们党固守的信条是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尽管在为这一目标奋斗的过程中，发起了多次强行军和猛攻而遭受挫折，但是没有人能改变它。邓小平把目标放低，避免了很多的盲目性和很多无谓的挫折和损失，这是思想的一大解放。陈云在这期间所发表的一系列言论，对邓小平的这一改变有着极大的影响。
    二
    1980年12月，中央下决心进行调整，把1981年工业增长速度降为3％，基本建设投资砍掉了40％，下大力量加强农业，情况迅速好转。1980年农业生产增长1．4％，1981年增长6．5％，1982年增长11．3％，1983年增长7．8％。工业生产除1981年增长4．1％以外，1982年上升到7．8％，1983年又上升到11．2％。这个时候又发生了20年翻两番要不要划分两个阶段的争论。
    1981年3月重新着手制定以“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为方针的“六五”计划。10月，中央政治局讨论国家计委提出的“六五”计划控制数字，确定了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确定了今后20年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年打基础，后十年振兴；确定了“六五”期间保四争五的计划速度。
    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对于政治局的这一决定，在领导层思想并不一致。1982年3～5月，在制定“六五”计划和起草十二大报告的过程中，有的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讲话，不同意保四争五的“六五”计划，指责计划低就是对社会主义信心不足；不同意20年划分两个阶段，指责前十年慢些、后十年快些就是把困难留给后人，说四化起飞此其时矣；提出不要用效益压指标，借效益来收缩；不要强调储蓄，现在要转到适当刺激消费；说财政部年年讲赤字，是吓唬人的，这几年吓唬我们太厉害了。5月，国家计委负责人写信给中央常委，陈述自己的意见，坚持20年要分为两个阶段，坚持“六五”保四争五的计划速度，坚持适当集中资金保证重点建设，坚持国民经济要搞好综合平衡。7月，国家计委把《二十年设想和“六五”计划》正式报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得到中央的同意。9月，中共十二大通过20年翻两番和前十年打基础、后十年振兴的战略部署。
    11月，陈云听取国家计委负责人汇报时讲，“经济建设要分清前十年和后十年，要抓住这两个十年的区别。前十年是打基础的，要把各种关系理顺，不能搞快了，如果在前十年乱上基本建设，经济仍会出现混乱。……今后各地要求开口子，计委要顶住。”[2](p．309)12月2日，陈云与出席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座谈时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说：“党的十二大提出，今后二十年要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同时又指出，为了实现这个奋斗目标，要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为后十年经济振兴创造条件。‘六五’是前十年的第一个五年，发展速度不能搞得太快。……只要我们经过‘六五’和‘七五’两个五年计划的努力，把各方面的关系理顺，并且做好一些大骨干项目的前期工作，后十年的发展速度就可以搞得快一些，翻两番的奋斗目标就可以实现。如果急于求成，把本来应该放在后十年办的事也勉强拿到前十年来办，在‘六五’和‘七五’期间乱上基本建设项目，那末，经济又可能出现混乱，翻两番的任务反而有可能完不成。”[1](p.318)
    但是，争论并没有至此为止。1983年初，有的中央领导同志在一些会议上继续批评经济工作前松后紧，是把麻烦留给后人，示意“六五”计划要修改；到处鼓动翻番，每到一个地方，一张口就给地方开了一张总产值要达到几百几十亿元的单子。还说，翻番要一个省市一个省市落实，要计委把翻番的任务给各省分下去。
    3月，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党组向政治局常委汇报，坚持原定的“六五”保四争五的指标不能修改，超额完成计划比完不成计划好；20年分两步走也不能修改，不宜对速度要求过急。这次会议，中央常委、书记处作出了决定：一致通过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党组的汇报，认为这是正确的，全党应该坚决执行。6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确定了集中资金加强重点建设的方针。陈云讲：“还是那句话：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建设，国家才有希望。”“这几年，有些地方和部门打乱仗，乱上基本建设项目，乱涨价，乱摊派，乱发奖金，把资金分散了。……像现在这样下去，四化没有希望。……翻两番只能翻好，不能翻乱。这二十年时间必须分两步走，前十年只能打基础，速度不能搞得太快。而且，要边走边看，走一步看一步。否则，就会翻乱。”[1](pp.323～324)邓小平在这次会上说：原来要求“六五”计划保四争五，去年我说要看两年，现在看，指标定得低些没有危险，不会妨碍积极性，“六五”计划还是维持原来的指标，不要再高了，如果实际比这高，那就皆大欢喜嘛。
    就是这样，党内的思想仍然是不统一的。1984年3月，国家计委向书记处汇报，当前生产形势很好，但是财政困难，由于国民收入超分配，国民经济面临一个逐步扩大的通货膨胀的威胁，要妥善解决克服财政困难、加强重点建设和推进体制改革三者之间的关系，量力而行，千万不能失控。有的中央领导同志不同意这个观点，提出“七五”的总目标是向翻一番的目标前进，要准备三年后使我国成为农产品出口大国；地下资源开采实行有水快流；坚决上一大批重点项目，反对任何动摇，批评计委在这个问题上不坚决。
    由于各地区为了争取翻番和放权让利，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过猛，加上银行信贷改革和工资奖金制度改革宣布以1984年为基数，导致了1984年第四季度银行信贷发放和工资奖金发放严重失控，全年货币流通量比上年增加了49．4％，全国发放的奖金比上年增长48．1％，从而造成经济关系全面紧张，改革和发展的部署被迫进行重新调整。
    实践证明了陈云的预言，由于没有坚持划分两个阶段，“六五”期间乱上基本建设，盲目追求翻番，速度搞得太快，结果把已经出现的国民经济新高涨的好形势又搞乱了。
    三
    为了解决1984年经济过热的问题，1985年连续开了四次省长会议，想要把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把基本建设规模压下来，但是收效甚微。
    1985年2月，召开第一次省长会议，讨论如何既要改革，又不出现通货膨胀。2月18日，陈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有点乱。我主张有些东西要搞得死一点，叫先死后活，置之死地而后生。”[2](P．375)这是中国的一句老话，合乎辩证法，死是为了活。陈云的话，许多人没有听进去。4月，召开第二次省长会议，统一对形势的认识，特别是对外汇、货币投放、追求高速度的认识。会议指出，千方百计把好形势保持下去，搞得好，可能保持，搞不好，可能出现大起大落；再搞超高速，物价、票子问题都难解决。会议提出不搞急刹车。这次省长会议没有解决问题。6月又开第三次省长会议，重点研究调整基本建设规模。但基本建设规模还是控制不住。
    9月，中央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通过“七五”计划建议，被迫把“七五”分成两个阶段，前两年着重控制总需求，解决增长速度过快、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和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的问题，固定资产投资维持1985年的水平，基本踏步，后三年，再根据情况，适当增加建设投资。这就是又出现了一次调整。在这次会上，陈云讲话指出：“一九八四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四，今年一至七月又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点八。这样高的速度，不可能搞下去，因为目前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都很难适应这样高速度的需要。说到底，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2](p．384)
    党代会后，接着召开第四次省长会议，着重研究控制固定资产投资问题，指出这是巩固和发展当前大好形势的关键所在。
    1986年1月，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七五”基本建设规模安排多少合适。陈云批示：“要多搞是爱国，但是，实事求是地搞才是真爱国。同志们!头脑清醒些。”[2](p．391)
    问题恰恰是出在追求高速度控制不住，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控制不住。1986年软着陆还没着下来，1987年又起飞了。1986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1．7％，1987年又上升到17．7％，1988年上升到20．8％；1986年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比上年增加22．7％，1988年又上升到25．4％。与此同时，财政赤字逐步上升，货币发行迅速增加，物价不断上涨。
    1986年以后的争论，集中表现在承不承认国民收入超分配和怎样解决国民收入超分配。
    1986年12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准备提交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常委的请示报告。报告中指出：连续三年来一直存在着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矛盾，国民收入超分配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必须下决心把超常规的支出，特别是把过度膨胀的非生产性开支坚决压下来。如果不这样做，到明年下半年财政赤字进一步增大和货币发行控制不住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更加严重的物价上涨，因此就可能要被迫作更大的调整，这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我们一定要努力避免出现这样的局面。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这份报告的时候，当时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工作的负责同志不同意说连续三年超分配，说如果那样，就要大调整。因此，在控制需求方面下的决心不大。
    1987年4月初，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当前经济形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在汇报中说：据国家统计局资料，1982—1986年，连续出现国民收入超分配，尤其是1984～1986年增势很猛，数量很大。其原因是积累和消费双膨胀，货币发行过多，财政赤字增大。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负责同志不同意这个汇报，责问“超分配说”甚嚣尘上，是为了一个什么目的?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还是多年失误的集中爆发?如果是多年失误的集中暴露，那就得改弦更张，不能继续走下去嘛。中央负责人的这种态度阻碍了对国民收入超分配的深入分析和认真解决。
    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家计委提出的1988年国民经济计划。计委在汇报中说，当前的主要问题是物价不稳，货币发行量过多，国家财政赤字扩大，必须下决心，采取大一点的措施，防止通货膨胀，保持物价稳定，使全国的经济环境出现从紧张到比较平稳的转变。中央领导同志当时同意国家计委的汇报，赞成搞稳一点，收紧一点。根据国务院的讨论，9月，国家计委向中央书记处提出了关于1988年计划的总体安排意见，提出：“收紧财政和信贷，控制需求，稳定物价，保持经济的平衡和稳定发展，是安排1988年计划的总方针”。书记处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此意见。其后在全国计划会议和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具体部署。
    但是，没过多久，情况发生了变化。1988年1月，国务院开会分析经济形势，几个综合部门都强烈地提出稳定物价和稳定经济的问题，认为把物价上涨幅度控制在6％已不可能，如果所有涨价因素都出台，物价上涨要达到12％，
             各方面都承受不了。在向中央汇报时，遭到了批评。中央领导同志连续几次讲话，批评综合部门满脑子物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批评有些同志去年对经济形势悲观，说是“险象丛生”，今年又说“非常严峻”，都缺乏科学分析。2月，在中央领导同志主持起草并发给全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全体会议纪要》中，说物价上涨主要是食品价格上涨，稳定经济不是消极的方针，必须用改革的办法稳定经济；1988年除了解决好食品问题外，要着手抓好三件大事：组织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推进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和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1987年下半年确定的收紧财政、收紧信贷、稳定经济、稳定物价的方针，到这时全变了。
    在物价已经大幅度上涨、通货膨胀预期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中央突然提出要搞物价、工资改革闯关。结果，8月17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物价、工资改革方案，第二天公报一发表，立即引起城市居民恐慌，掀起了全国性的挤兑和抢购商品风潮，物价大幅度上涨，被迫进行治理整顿，不得不再次对国民经济进行大的调整。
    1988、1989年陈云还有两次谈话。一次是1988年10月，陈云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陈云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困难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我们需要改革，但“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会乱套。”[2](pp．416,417)再一次是1989年3月，陈云同外经贸部负责同志谈话，他说：压基本建设，必须下大项目才行，要伤筋动骨。“八十年代初搞调整，要压缩二十二个大项目，开始有人说得不偿失，后来说利弊各半，最后说利大于弊。那次若不下大项目，调整肯定搞不好。”[2](pp．420～421)
    1989年11月6～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工作作了总结。决定指出：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困难，突出地表现在通货膨胀明显加剧，总量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经济秩序混乱。这种困难绝不是这一两年突然出现的，而是多年积累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的集中反映，只有看清楚这一点才能深刻理解治理整顿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决定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在执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指导也有失误。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就出现了经济过热、货币发行过多、国民收入超额分配等现象，但党中央、国务院未能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加以解决；1987年虽然提出了财政信贷双紧方针，但又没有坚决加以贯彻，以致问题越积越多。这些年来，对农村形势的估计一度过于乐观，对加工工业的盲目发展纠正不力；在改革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经济体制过程中，忽视了综合平衡和加强宏观调控。由于对国情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对国力缺乏清醒的估计，在建设和改革两方面都存在急于求成的偏向。经济工作中的问题，同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削弱也是分不开的。出现这些问题的责任不在下面。党中央和国务院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多作调查研究，多走群众路线，努力提高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决定指出：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是40年来最重要的教训。这种指导上的失误，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往往造成巨大损失，是经济工作中的要害问题。因此，治理整顿期间也好，治理整顿任务完成之后也好，都必须深刻记取这个教训，任何时候都坚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牢固树立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坚决防止片面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始终把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放到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上来。[3]
    这就是说，经过了十年，走了一大圈，在发展的方针上又回到了1979年3月陈云、李先念的那封信中提出的稳步前进的真知灼见上来。
    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前十年听取陈云的意见，不是那样地催速度、乱上基本建设项目，而是扎扎实实地打基础，理顺关系，就不会翻乱；而当发现问题的时候，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加以解决，也不会导致1989年的大调整。
    四
    陈云在1979～1989年十年中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有哪些重要思想值得我们牢牢记取?
    (一)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
    1977、1978年错在什么地方?就是错在没有把“实事”搞清楚。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破坏，已经不可能在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考察了日本、欧洲，只看到了他们战后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成为发达的国家，没有看到他们的工业基础比我们好，他们的技术力量比我们强，更重要的是没有看到他们没有八亿农民革命胜利30年了还有要饭的这样一个情况，从而不适当地坚持要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并且错误地提出要以比原来的设想更快的速度、要在20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结果犯了“急于求成”、“欲速不达”的错误。
    1983年以后错在什么地方?就是错在没有坚持20年翻两番的前十年打基础、后十年振兴的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同样错在没有把“实事”搞清楚。当时的“实事”是什么?首先，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经济体制有待在经济环境比较宽松的情况下进行系统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前十年只能着重于打基础、理顺关系，速度不能搞得太快，而且要边走边看，走一步看一步。由于没有这样做，一些领导人天天在那里鼓动翻番，鼓动大上基本建设项目，鼓动加快经济的发展速度，结果出现了1984年第四季度的严重失控，1987、1988年又没有正视经济中存在的国民收入超分配的问题，软着陆没有着下来又再度起飞，最后导致国民经济的再度大调整，重犯了“急于求成”、“欲速不达”的错误。
    我们的问题，无不出之于不分析“实事”。我们每一个大的报告都是从形势分析讲起，而且用的篇幅不短。问题在于是不是把“实事”搞清楚了。回过头来看，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并没有把“实事”搞清楚，不然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差错。
    什么东西妨碍我们把“实事”搞清楚?
    先有目标，然后去“分析”实事。1977年提出23年实现现代化以及随后一些部门和地区提出的翻番计划，都分析了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但这种分析都是为了论证当时提出的目标是积极的和可靠的。定什么目标，应当是分析的结果，而不应当是分析的出发点。先定下目标再去找根据，是无法把“实事”搞清楚的。
    “长官意志”在起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发展目标都是长官意志断定的，而长官的意志又是不受约束的、不承担责任的。做经济工作的人，扭不过长官意志，只能只唯上、不唯实。而在有些情况下，尽管经济部门唯实了，但长官意志可以轻易否定掉经济部门制定的计划方案。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年5月人大会议通过，12月，中央领导人就发动批判生产和建设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数字于1956年11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1957年10月，中央领导人就发动“大跃进”，把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全面推翻了。1982年人大会通过的“保四争五”的第六个五年计划，1986年人大会议通过的划分两个阶段的第七个五年计划以及其后的第八个五年计划，还不是按长官意志说变就变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怎样改进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
    愿意讲有利条件，不愿意讲不利条件，愿意讲成绩，不愿意讲缺点，这是党内的一个陋习。尽管有的时候讲“宁可把困难估计得多些，也不要估计不足”，但把困难估计足的时候不多。80年代只有两次，一次是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一次是1989年9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这已经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了。如果能早点把问题揭开，那该多好啊。
    党内还有一个毛病，宁肯拿很多时间去讨论具体业务问题，也不愿意拿出时间讨论一下经济的总体工作，更不愿意开门见山地仔细分析经济中的实际问题。每年开了不少的会议，大多是由上往下贯，层层照转，根本讨论不了什么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顾虑的问题，怕把问题说多了、讲了实话，被打成右倾和被视为右倾，被说成是不尊重领导。现在说大话、说空话甚至说假话成风，而说实话的人却总是顾虑重重、胆战心惊，这不能不使人深思。
    (二)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从长期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
    1978年提出组织新的大跃进，就是违背了稳步前进和按比例发展的方针。单纯突出钢，追求1985年产钢6000万吨，造成煤、油、电、运全面紧张，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大上基本建设，突击签订引进合同，使财政出现巨额赤字和外汇债务。由于追求数量、追求速度，不顾质量、不顾消耗、不讲经济效果，最后是图虚名遭实祸。
    1982年以后，追求产值翻番，同样是违背了稳步前进和按比例发展的方针。1982～1984年片面追求产值，盲目扩大建设规模，致使稍为缓和了的能源、交通、原材料供应紧张的情况又紧张起来。1986年略为收缩了一下，1987、1988年又大干快上，国民经济进一步出现了严重的比例关系失调，又来了一次大折腾，出现了一次反复和大的马鞍形。
    什么叫折腾?形势一好就想加快，就想大干快上。而一大干快上，就必然造成经济关系紧张，支撑不下去就必然调整，把速度降下来。而一旦形势好转，就又旧病复发，又想大干快上。这种不断地反复就是折腾。经济规律是无情的。你违反它，它就马上给你个脸色看。第一年闹腾，第二年就日子难过。觉悟得早，调整及时，损失就小；反之，损失就大。
    稳步前进，按比例发展，持续、稳定、协调，每当出现一次问题，就重念一次这本经。而在有的时候，一边念这本经，一边在违反这本经。这是什么原因?是什么东西在抵触这一方针的贯彻实施?
    不要丧失机遇是对的。但是，正是不丧失机遇，就必须积极准备和创造条件，循序前进，而不能贸然行事。凡是盲目冒进的，出现折腾和反复，都不是抓住机遇，而是丧失机遇。
    在经济工作中有些常规是要打破的，而有的常规就不能打破。比如，按比例发展，这个常规就是不能违反的。为什么一搞大跃进、一搞大干快上，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一搞大跃进，就必然破坏按比例发展这一条规律。不信你数数，哪一次大跃进没有破坏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现在说大跃进的少了，跨越式发展成了时髦语。其实，跨越式发展都是追求超越常规的速度，都是追求大跃进。经济有经济的规律，不是号召跨越就能跨越的。历史阶段是不能跨越的。“按部就班地搞就快”，除了陈云外，没有人敢讲。但违反了它，就都受了惩罚。
    经济工作牵动国家的利益、老百姓的利益，为什么要去冒风险呢!经济工作应当强调循序前进，水到渠成，在正常的情况下，只能正常地工作，不能拿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去冒风险。可以回顾一下，凡是高喊不要怕冒风险的时候，风险就真的接着来了。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强调发展是对的。但对于发展本身来说，不是什么样的发展都是硬道理。不稳步发展，不协调发展，造成经济大起大落，这种发展就不是硬道理。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这就限定了什么样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我们的党吃急于求成的亏太多了。
             1981年9月2日，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曾经讲过，三十二年来，在发展经济上，究竟我们是低速度吃亏多，还是高速度吃亏多?经验证明，还是高速度吃亏多。我这样讲，并不是否定切合实际的高速度，更不是主张低速度。安排速度总是要合情合理，实事求是，能够达到的速度而不去争取是不对的，但是，脱离实际，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危害更大。”[4]
    陈云讲得很准确：“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2](p．252)这是1979年9月18日陈云讲的话，离开现在已经25年了。但这个探索我们现在并没有完成。
    人们自然地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总是讲稳步前进，而总是犯急于求成的毛病?为什么老说控制基本建设规模，而总是控制不住?现在应该总结一下经验，找一找病根在哪里。光讲空道理是没用的。病根还在于体制，政府主导经济增长。追求政绩，大搞建设，中央政府强劲，地方政府更强劲。现在说是政企分开了，实际上大干快上还是政府起主导作用。从根本上考虑转变政府和党的职能，是时候了。
    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讲了这样一段话：“体制机制不完善、改革不到位是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如不加快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就没有坚实的体制基础。这些问题既是经济运行中重复出现盲目投资和较大波动的根本原因，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已经刻不容缓。”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非常重要，应当切实地付诸实施。
    (三)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
    调整都是不得已的。在调整中最常犯的毛病是下不了决心，总想希图侥幸，这也舍不得下，那也舍不得下，以致拖延了时间，问题越积越多。
    陈云每遇调整，决心都是大的。1980年那次大调整，陈云提出基本建设搞铁公鸡一毛不拔(极而言之)，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天塌不下来；有人说耽误了时间，从鸦片战争以来耽误了多少时间，现在耽误三年时间有什么了不得。陈云的话壮了全党的胆。只有决心大，退要退够，形势好转的时间才来得快。
    1985年2月第一次省长会议后，陈云在政治局会议上，不理睬有的领导人提出的“用轻松的办法解决紧急的经济问题”，而主张“有些东西要搞得死一点，叫先死后活，置之死地而后生”[2](P．375)。可惜，这一次陈云的意见没有为全党所接受，以致酿成大祸。
    实践显示，在遇到必须调整的时候，人们往往不容易下决心，怕这怕那，但在调整过后又后悔早该下决心，早该退够。因为下决心调整了，形势就很快好转，没有一次出现一蹶不振。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条经验，不要怕调整，该调整的时候，就下大决心调整，不要前怕狼后怕虎，因为我们的调整，总的都是考虑周密的、清醒的、健康的调整，而不是溃退。
    “软着陆”是应当争取的。但是太“软”了，就着不了陆。1985年提出软着陆，就没有着下来，1989年还得动大手术。1993～1997年软着陆是成功的，但用的时间太长了，付出的代价如何，没有人算账。
    有一副对联：“焦头烂额为上客，曲突徙薪无恩泽”。救火者固然有功，但提倡曲突徙薪的更应当受到尊重。不能老忙着救火，要研究“曲突徙薪”之道。
    我们要向陈云学习，认真地总结历史经验，接受历史教训。
    [参引文献]
    [1]《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237页。
    [2]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页。
    [3]《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0～687页。
    [4]《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