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计划经济为什么失败并被放弃

    
    
    一个社会的发展，一是要解决动力和效率问题，二是要合理地配置资源。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动力和效率话题，我们在前一篇文章中进行了叙述：传统的公有制有其内在的无法克服的矛盾，需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另一难题是资源如何较优地进行分配。最近，看到一些文献，对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一些同志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提出的市场取向的改革，提出了质疑。我认为有必要从经济学的角度认真分析计划经济内在的矛盾和困境，只有这样才能说清楚为什么三十年来，我们的资源配置方式要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一、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设想与几十年的争论
    按照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设想，没有货币、商品，没有价格来度量生产的成本和交换的依据，生产由中央计划机关调节进行，各生产企业是中央计划控制下的大车间，经济实现全社会范围的核算，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由计划部门统一分配和配置，劳动者按劳分配，社会在分配之前，进行社会保险、公益、公积等方面的扣除；中央计划机关可以真实、及时地得到需求和供给的各种信息，根据这些信息，加之中央计划机关有很强的科学的预测能力，制定科学的计划，从而实现有计划按比例的最优生产，来满足社会各种各样的需要。
    1994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市场经济既不姓资，也不姓社，是社会化大生产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要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即使从1978年以来算起，到1994年止，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论，我们持续了16年。我们的争论主要在计划与市场的性质上，也即它们到底姓社还是姓资。人们更多的注意的是它们的革命性，而不是考虑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动力和最有效和均衡配置资源的需要。
    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西方和东欧的经济学家早在本世纪的30年代就进行过争论。然而，他们争论的角度却与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完全不一样。他们的争论是经济学意义的争论，而我们的争论，包括延续到今天的争论，却更象是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家们的争论。这场争论我们不再在这里赘述。然而，如果将西方经济学家与东欧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争论和现实中的问题介绍一下，有助于我们了解传统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支柱──计划经济体制是怎样崩溃的。
    社会主义能不能既有效率，又实现资源配置的均衡，西方和东欧的经济学家进行过长期的争论。西方经济学界20世纪30年代有过一场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论战。论战的背景是当时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逐步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这里生产资料公有，没有生产资料市场。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 L·Von  Mises）教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计算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能解决它的资源的合理分配问题。理论依据主要是，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结果是生产资料市场的消失，这样，生产资料的价值便不可能用货币表现出来，市场就不能从货币度量的价格信息传递和卖买双方的供求不断均衡中起调节作用，从而货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就不可能起它在竞争市场上反映产品价值方面的作用，用货币形式进行计划就不可能了。这使社会主义无法确定生产决策和投资的经济效率，从而也无法合理配置资源。
    米塞斯的这一观点遭到了西方经济学界巴伦（E·Barone）的反驳，巴伦根据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反驳说，即使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中央计划当局也能够通过解联立方程的途径推算出同竞争经济中固有的市场价格起相同职能的计划价格。巴伦的发现使得社会主义反对者对社会主义的攻击退到“第二道防线”，即不否定计划经济条件下有合理配置资源的理论可能性，而是否定其实际可能性。哈耶克（Hayek）和罗宾斯（Robbins）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他们认为运用巴伦的方程，需要有收集和处理庞大信息的能力，这在实际中办不到。例如，罗宾斯说：“在纸面上，我们能设想这个问题用一系列数学计算来求解。……但实际上这种解法是行不通的。它会需要在几百万个预算数据的基础上列出几百万个方程，而统计数据又根据更多百万个个别计算。到解出方程的时候，它们所根据的信息会已过时，需要重新计算它们。根据帕累托方程可能实际解决计划问题的提法，只说明提出这种主张的人不了解这些方程意味着什么。”
    为了批驳哈耶克、罗宾斯，当时旅居美国的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在《经济研究评论》杂志1936年10月号和1937年2月号上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文，作为对社会主义经济反对派的一次反击，同时也考虑了苏联战时共产主义产品经济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兰格开拓性地探索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经济均衡的主客观条件、运行机制及其具体方式，他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证明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的决定不是任意的，而是通过相继试验错误的方法来实现的，因而是有客观的性质。中央计划局可以把这种价格作为经济计算的工具，实行资源合理配置，达到经济的均衡状态。兰格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理论构画，不同于马恩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市场机制、没有商品货币的产品经济设想，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模式，而是一种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模式。
    兰格的计划模拟市场制定价格，调节运行的思想提出后，遭到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指出中央计划手段的有限性与实际经济运行的复杂性不相适应，因而中央计划局不可能代替市场的功能，不可能模仿出逼真的市场分配资源的机制。例如，哈耶克当时对兰格和狄金斯方案就提出尖锐的质疑。兰格当时也清楚他理论上的这一弱点，他知道如果不能解决计划手段问题，而仅仅靠中央计
    划局去对千百万种产品试错，等计划当局的计算和计划出来，实际的经济运行已经过计划期了，那么他提出的运行模式就会缺乏实际运用的价值。
    正当兰格在苦思中，本世纪40至50年代，主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前后的期间，出现了一系列崭新的科学技术和有关理论。它们是：电子计算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工程、运筹学、投人产出平衡等。这些科学技术的成果，首先被运用于军事领域和工程领域，如控制论在二次大战中被应用于自动高射炮的研制中。而后，它们又被扩展到生产领域和大型工程项目的组织管理中。因此，他根据此，写了《计算机与社会主义》，通过计算机的价格试错，求解
    千千万万个联立方程，中央计划机关就可能有计划按比例地分配资源。[1]
    二、计划经济暗含假设条件的不成立
    那么，出现计算功能极强的计算机手段后，计划经济体制仍然在许多国家相继被改革，并由市场体制所替代呢？实际上，计划经济实施有许多暗含的假设条件，这些暗含的假设，在实际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是难以成立的。兰格的中央集权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模式，建立在一系列暗含的假设之上：假设信息费用为零，取得信息是无代价的，从各行业、各地区、各企业和各消费者手中获得信息不需要成本；假设计划过程，即计划制定、下达、实施、反馈等过程也不需要成本；假设计划的制定、下达、执行、反馈等各方及各计划执行者之间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计划的纵向和横向之间没有利益上的矛盾；计划人员是非常有理性的，其知识全面、经验丰富，能先知先觉，预测未来，计划人员犯错误的可能较小。
    这些假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成立的。首先，获得信息要付出代价，并且需要时间，还要辩别信息的真伪。与计划经济相适应，需要建立庞大的统计体系，统计人员和机构，一直要延伸到企业和其他经济活动单位之中，这些人员需要开支。信息统计的时间有一个过程，包括样本记录、逐级汇总、直到集中。有一些信息，等这样一个过程完成后，其发布对企业的生产用处不大，甚至发生负作用，因为社会需要的变化太快，根据采集样本时的统计信息来指导生产，已经不适应变化了的对生产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行政体制中，往往由于生产者考虑个人的政治升迁、横向的攀比、部门和地区的利益，扩大生产成果、缩小利润、夸大损失等等伪信息较多。根据这些伪信息，制定农业生产计划，或发生粮食短缺，或出现粮食过剩；制定生产投资计划，或发生重复建设，或下达对投资者无利的生产任务，或者一些供给过剩，或者一些供给严重缺乏。
    其次，制定、下达、执行和反馈计划也是需要成本的。而且比市场调节成本高得多。严密的计划经济体制，需要庞大的计划制定和发布机构，要有层层和各部门的计划机构，在各企业之中要有与之相关的计划处室。因此，计划经济设想实施的结果与马克思另一国家逐渐消亡的设想正好相反，国家越来越被强化。这种成体系的庞大的计划体系，需要巨大的办公开支，其人员需要大量的工资及住房等费用。而且计划制定和协商过程，也需要大量的成本，比如开会、文件、差旅、招待、邮电等等费用。计划的制定、下达和执行需要时间，社会资源在计划的制定、协商、下达、执行等过程中，周转速度缓慢，社会劳动时间延长，（类似资金利息式的）时间成本加大；而由于计划的周期长，往往社会需求在计划制定时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信息统计的反馈在一个统计和计划体制的国家里非常迟缓，根据制定的计划进行的生产和投资决策，形成的供给结构常常与社会的需要结构有很大的差异，导致社会资源配置的浪费。这就是计划的另一时间滞后性成本。
    再次，计划研究者、制定者、层层下达者、执行者、反馈者等等之间的利益并不是高度一致的，这就影响了统计和真实性和计划科学性和其执行的严肃性。一是计划体系是由各方工作者组成的系统，而每个工作者有他自身的利益，他的利益与整个计划体制的利益并不是一致的。特别是计划制定和下达者，往往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资源分配的多少、好坏、及时与否，项目审批的时间、额度，等等，可以极大地影响计划执行者的利益。因此，计划执行者为了在争取计划（资源和审批）时，时间最短，成本最低，多获得资源，常常想尽一切办法来满足计划控制和下达者的个人的利益；而计划制定和下达者又利用制定、审批等权力来寻租。最后，并不能使计划的制定和下达，真正能按经济需要和比例进行。二是中央计划机关与部门及地区和企业之间，在利益上也并不是高度一致的。就各计划机关来说，本身也有一个小机关利益。对用各种方式交租金多的，分配资源也多、好和快；对所交租金少的，分配资源则无、少、差和慢。而要求计划需要资源和审批的部门、地区和企业，往往为了多得资源，夸大所需资源的数量，谎报需要的资源的必要性，再通过不正当地手段，获得资源，使资源可能配置在不当的行业、地区和企业之中。
    第四，计划人员的理性是非常有限的，并不能预知未来，因此计划的科学性得不到保证。计划人员不可能有无所不包的全面的知识，而一个审批项目在现代社会中，其外部联系和内部结构越来越复杂，涉及到许多方面，一个计划制定和审批者，需要有各种工程技术方面的知识，要有财务、市场、风险等方面的知识，还能预测未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由于过去和目前公务员和官员体制所限，关系、论资排辈、稳定等因素，可以能使许多知识面有限、能力较低的人员在计划制定、决策和审批的岗位上。许多计划人员根本不知道怎样调查需求、降低成本、避免风险。这样的计划人员制定、下达和决策的计划，本身可能就有许多错误。再加上个人利益决定的寻租动机，使计划的失误很多、时间很长、成本很高。实际上，目前许多亏损、报废和不应该建设的项目和企业，绝大部分，都出自各级计划机关。而且，由于没有产权关系，决策失误的风险和责任都与计划机关无关。计划人员非常有限的理性，其个人的利益，再加上决策无风险和责任的体制，使社会主义最大的浪费和损失发端和来自于各级计划机关。
    以上就是从经济学角度，客观地、事实求是地解释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下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要退出社会主义历史舞台和市场经济体制溶入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原因。
    [1]洪银兴等著：《当代东欧经济学流派》，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