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玲：上大学前的自学生活

    《经济学家茶座》的责任编辑詹小洪对我上大学前的自学经历一直感兴趣。原因是，改革开放伊始的1977-1978年间，我作为一个初中未毕业的自学者接二连三通过考试，先上西北大学历史系本科，又进了武汉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班。他尤其希望我写写身边“一群同样经历和命运的求知者”。其实，我在父母教书的学校长大，此后的生活工作环境中也不乏知识人。然而各人经历大不相同，本人学力不逮，难以精准地刻画群体具象。说说自己印象深刻的记忆，倒还不大难。
    1966年夏“文革”开始的时候，我还不到15岁，正上初中二年级。在席卷全国的“大批判”风潮中，学校“停课闹革命”。起初，猛一下被免去课业负担、突然间被解除纪律束缚，我还着实高兴了一阵子。然而当教学秩序未见有恢复的苗头、停止的学业看来不再会进展的时候，我的心情就轻松不起来了。这时候才体味出那井然有序的课堂是多么可爱的地方，那变化万端的习题作业是多么有趣的游戏。可是成千上万的同龄人都和我一样由于整个社会的动荡无可奈何地失学了，而且再也找不回那逝去的中学时代。1968年11月，各地初中和高中累积的三届毕业生在毛主席一声号令下被送到农村去插队。我和十几位正值人生花季的同学一起，到陕西省蒲城县东党公社尧山生产大队当了农民。
    
    蒲白矿业有限公司大门（原蒲白矿务局大门）　翟羽／摄
    下乡后的酸甜苦辣自不必说，那些丰富多采的知青文学作品和电影电视，可视为对“老三届”上山下乡经历颇具代表性的描述。这里只想提及的是，每当我清晨拉着架子车往山上送粪，或是日暮扛着铁锨收工归来，都能看到村里的孩子们背着书包上学或放学，唧唧喳喳象快乐的小鸟一样奔来跑去。那时候涌上心头的何止是羡慕，自己正处在上学年龄，学业还没有完成却偏偏求学无门，怎能不暗自神伤呢？所以，我常趁回家之机翻出以往的课本看看，指望以后有招生机会就去报考。可是奇迹并没有发生。直到70年代初在陕西蒲白矿务局机修厂当工人时，才看到了重新上学的希望。
    那时节毛主席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停课多年的大学于是重又开始招生。然而招生的程序并非是考试，而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审批、学校录取。我因平日好学，轻易过了“群众推荐”这一关，不承想在后一道程序却卡了壳。厂政工科长不尴不尬地通知我，根据政策，要优先培养贫下中农出身的同志，你不符合这个条件，上学的事就算了吧！事后我才知道，厂里一位不曾得到群众推荐的政工干事获得了这个上学名额。可当时那里还顾得上发问，只是拼命咬住嘴唇、憋着满眼汹涌而来的泪水跑出工厂，奔向我母亲任教的学校，冲进她的办公室就放声大哭，全然忘记里面有一屋子人呢。母亲不用问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和周围的叔叔阿姨们一起过来安慰。其实安慰并不能减轻当时那痛彻心肺的失望，只不过给了我释放苦恼和委屈的机会。为了尽快掩饰自己的失态，我赶紧一边擦眼泪一边抽抽搭搭地发誓：“不让进学校我自己在家上大学！”
    此言一出，就改变了我的整个生活。那以后无论是喜是怒头疼脑热，无论天阴天晴酷暑严寒，我都利用上班前后、节日假日看技术书籍、解数学习题，即便是烧火做饭洗衣服，也不忘口中念念有词地背颂古诗散文名篇名句。有一次去西安交通大学看望正在那里读书的中学女友，既不上街购物，也不东游西转，而是一门心思跟她去教室听了两节数学课。由于不久前曾自学过那些内容，听起来能够跟上老师的思路，下课后我的兴奋就别提了！
    
    原蒲白矿务局子女中学　朱力／摄
    那时候，我被厂里的工会推荐为蒲白矿工报的工人通讯员。1972年底，蒲白矿务局工会从机修厂借调我去帮忙写总结材料。负责总结报告的是一位工会干事董川夫，他在新疆当过兵，写的一手好诗（听熟人讲，电视剧《关中匪事》里有部秦腔浓烈的主题曲就是董川夫作的词）。另有一位干事名叫陶炳麟，西安矿业学院毕业生，善书法喜丹青。我留学前，他曾作画多幅，给我带上当礼品送人。他俩的朋友常到工会聊天，一位是蒲白矿务局中学的语文教师赵鹏翘，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他在矿区是令人称羡的高学历文人。1976年，我到同一所中学的初中部担任历史地理教师，还去高中部听过他的课。再有一位常到董川夫办公室聊天的，是矿工报编辑巫继学。他来自矿井一线掘进队，此前从乾县农村自学考上技校。我是他们天南海北神聊时的忠实听众，只是跟着傻乐，如今记不得听了些什么。可能是我的求知欲给他们留下了印象，转年矿工报缺人，编辑部就借调我去帮几个月忙。
    
    蒲白矿务局技工学校（原蒲城煤矿学校）教学楼正面　朱力／摄
    
    蒲白矿务局技工学校（原蒲城煤矿学校）教学楼背面，过去的标语依稀可见　朱力／摄
    我对矿务局机关并不生疏，因为早先还在广播站帮过一个月忙，认识矿工报编辑刘佑成和负责宣教处摄影的谢鹤松。小谢是上海人，毕业于清华大学水电系，曾给我们几个广播员分享过他的奶油五香豆。小刘自陕北招工而来，相识不久他就到西安矿院当工农兵学员去了。毕业后回到宣教处，似乎接手了小谢的照相机。1984年，他参与发起和组织著名的莫干山“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这自是后话。我到矿工报办公室的时候，编辑部里除了前边提到的巫继学，还有一位编辑胡忠民。他是西安矿业学院的毕业生，对吸烟有无尽的爱好，语言犀利嗓音低沉。另有一位名叫郑世明，来自矿区一线生产岗位，是从陕北农村招募到矿区的。小郑和老巫可能因少年生活艰辛，均已脱发，颇显老成。有一次我无意间提起秃顶的某人，同时犯了他俩的忌讳，顿时让我狼狈不已。老巫与小郑和小刘乃求知之友，也乐得指点我自学。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诚心诚意地称他为老师。
    我在读书中意识到，自学理工科多半要受实验条件限制。恰逢巫继学极力鼓动我转向社会科学而且还拿出了系统的学习计划，仔细斟酌之后我就接受了他的建议。自1973年始，业余学哲学、读历史、钻研政治经济学。到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时，已经一步一步地将计划全部付诸实践。此间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每日还要起早贪黑读读写写，着实有些不胜辛苦。好在那时年轻力壮，加上务农时练就的坚韧、做工时铸成的自律和诸多挫折激发的勇气，以及同类自学者的相互砥砺，支持着我满怀信心地循着自己选择的道路走下来了。
    在自学过程中，我跟巫继学合写了两部书稿，一部探究学习方法，一部归纳《资本论》的逻辑。前一部文稿约15万字，后一部22万多字。考虑到偏僻矿区的无名作者很难引起出版社注意，我们就尝试以书法先声夺人，先后拜托多位长辈誊写文稿（参见2019年拙文《回眸时代的印迹：来自秦地的案例》）。父母教书的同事李廼彦叔叔及其舍友鲁人辉叔叔和林西章叔叔，我做工时的机修厂会计董景泉先生，以及教书时的矿务局子女中学陈荷贞老师，连带我的母亲，分头为我们誊抄。他们人人书法典雅，个个字迹俊美。李叔叔是抄写最多的一位，誊录的每页文字都似珍珠排列，粒粒风采灵秀。
    
    原蒲城煤校家属院宿舍楼　朱力／摄
    1976年，我与巫继学怀着刻骨铭心的感激，把首部誊清的书稿收拢在一起，用挂号邮件寄给中国农业出版社。几个月后，收到出版社的回信，言明采用意向。我心虽喜，却因以往多种机会得而复失的挫折，叮嘱老巫在事情落定之前勿要声张。粉碎“四人帮”后，农业出版社的贺宏善编辑从北京远道而来，到矿务局与我们面谈修改事宜。李廼彦叔叔闻知此事就像自己中了头彩，兴奋地把消息传播给他的好友和邻居。那时，我家已搬回煤校大院，出书的信息使我在院子里得到更多长辈的关爱。
    1977年，恢复高考的喜讯转眼间传遍矿区，我和妹妹与自己的学生一起报考。父亲的时间和耐心都给了他带课的学生，李廼彦叔叔就抽空给我俩辅导数学。见我业余备考期间还在看小说《李自成》第二卷，急得沉下脸来教训我不知轻重缓急。听我解释那是自己摆脱焦虑的办法，才渐渐消了气。那年12月高考后，吴锦甫伯伯给家属院的孩子开蒙英语，每天都给我批改作业。与此同时，郭彪叔叔、蔡亮叔叔、周松涛伯伯和汪群姨姨纷纷设法相助，以免我和妹妹在高校招生政审中再次被阻挡。1978年春节前，我俩分别收到西安体育学院体育系和西北大学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一时间，不仅是父母和李叔叔，我熟悉的长辈无不为此欢欣鼓舞。因为这预示着，横行社会多年的“血统论”终于要破产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来临，包括李叔叔和我父母在内的教师群体的社会地位大为改善。矿区一群自学者的发展机会，也因国家命运的转折接踵而至。1978年，巫继学和刘佑成分别考上开封师范学院和浙江大学的研究生，郑世明被陕西政法学院录用为教师。我进西北大学读书一学期，考取了武汉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班（参见拙文《体验珞珈山》）。1982年，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的公派留学生考试，于1983年赴联邦德国攻读博士学位（参见《导师莱施》）。至于那两部书稿，一本以《学习漫谈》为书名，于1978年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据巫继学回忆，书稿在河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公社”知青中征求意见时，由于广为传抄而失散。后因公安局介入调查而收回部分文稿，出版时只剩7万字。另一本定名《<资本论>第一卷纲要》，于1990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尽管出版周期漫长，终究没让那些誊写文稿的长辈白费笔墨。
    (2019年9月，墨尔本；刊载于《经济学家茶座》（总）第 8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