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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副司长周宇在第二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上发表的主题演讲。
中国经济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存在优势互补
在贸易、投融资、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呈现出明显的优势互补。
从商品流动角度来看，“一带一路”的发展倡议非常有利于在新发展格局下对贸易模式的转型升级。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市场规模比较小，内需也不足以支撑经济高速发展，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奇缺，当时中国选择外向型的发展道路，通过积极融入国际经贸体系、参与国际分工、发挥中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这是改革开放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结果。
随着中国向高质量发展的模式转变，贸易结构的不合理性逐渐凸显，主要表现是加工贸易占比过高。2005年之前，加工贸易在整个出口总额中的比例长期保持在55%左右，而且加工贸易的顺差持续超过一般贸易的顺差。一方面，这样的贸易方式让中国过度依赖外需，另一方面，国内生产环节附加值低，不利于转型升级。传统贸易结构中，加工贸易的对象主要是一些发达国家，这是由各国比较优势所决定的，所以今后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联系，将有利于中国进一步降低加工贸易的比重，促进一般贸易的发展，改善贸易结构，促进贸易市场更加多元化。可以看出，“一带一路”确实是新发展格局下优化当前贸易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
从资金流通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国家成为储蓄多元化配置的重要目的地。中国的储蓄率水平特别高，高储蓄率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在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过程当中，投资的边际效应有所下降。当国内投资机会趋近饱和时，市场主体会自发选择赴外投资。而且从分散风险的角度来看，市场主体也会自然配置一部分境外资产，“一带一路”国家很自然就成为储蓄多元化配置的重要目的地。从2014年开始，中国对外FDI（国际直接投资）超过了来华FDI。如果不考虑离岸中心的对外直接投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对外投资当中的占比已经接近四成，超过了美日欧这些传统发达经济体。
从产业结构来看，经济中存在比较优势和动态演进的客观规律。在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原有的比较优势下降的时候，产业会自然而然地向比较优势更为明显的国家和地区转移。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当中国进入发展新阶段时，部分产业会遵循比较优势的规律部分外迁，特别是会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和转移。
现在市场对供应链的转移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我们不需要过度恐慌。因为，外迁的产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的行业，这也是由比较优势的动态演进规律所决定的，这和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同时，中国在生产效率、营商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仍然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制造业的体量仍然较大，规模效益仍然很强，产业外迁的速度整体可控，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有望保持全球最主要制造业中心的地位。
国际治理体系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状况不相匹配
经济全球化历程，就是一部通过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去推动和突破一层又一层边界的历史，这个边界包括产品边界、价值链边界、地理上的边界和国家之间的边界。整个世界经济乃至人类社会都在这种周而往复的演进过程中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轮的全球化是由数字科技革命驱动的，律师、会计的服务在原来是不可贸易的服务产品，在数字科技驱动下也都成为可贸易品，互联网等基础设施也不局限在一国范围之内，原来传统范围边界内的议题变化到边界外，这是全球化的力量。
基辛格认为，当前世界面临两难悖论，一方面世界经济体系已经全球化，另一方面国际政治架构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也就是说，经济已经是世界性的了，但是治理仍然还停留在国家层面，这是当前全球化过程中碰到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说过，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
从经济发展的两大驱动力——资本和技术来看，它们内生的要求就是要跨越边界和国界，正是这样的困境使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很多问题。数字化的发展需要各国政府在规则以及规则的载体、贸易协定等方面达成一致，所以像云计算、数据的跨境流动、数据的本地存储等问题都成了各国政府面临困难和矛盾，需要进行深入讨论的领域。
现有国际治理体系 没有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当前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现有的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的国际治理体系并没有很好地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所以也引发了一系列逆全球化的反应，主要的表现就是全球失衡。
全球失衡的情况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经长期存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已经凸显了全球失衡的问题，但是后来一直没有得以解决，新冠疫情之后全球失衡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今年年初IMF的一份报告里面用到了“K型复苏”的说法，这反映了全球经济非常不平衡的现象，具体体现在人群之间的不平等，疫情中妇女、年轻人还有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受到的打击更大；产业之间也非常不平衡，制造业的复苏快于服务业，数字经济产业很显然是这次疫情中最大的赢家；国家之间的差距在疫情之后也有一个新的变化，如果说2008年后全球化的特征是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收敛，那么这次新冠疫情拉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
此外，国际经济界常说的一句话是，疫苗政策也是经济政策。各国疫苗接种、研发和生产差距拉大，让今后经济发展前景出现进一步分化的走势。“一带一路”国家受疫情的冲击更加明显，由于公共卫生条件相对落后，他们受疫情影响的程度远远大于发达经济体。特别是2021年以来，美国、英国等国家由于疫苗推广比较顺利，疫情的形势已经大有缓解，经济出现了强劲复苏的势头，但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仍然深陷疫情泥潭之中。
经济层面的失衡 引发了政治层面的问题
全球债务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疫情之前大家用“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来描述全球经济的状态，主要的发达经济体在常规货币政策的空间被大幅压缩的情况下，纷纷引入非常规货币政策，不断扩大政府债务规模。依靠货币发行弥补财政赤字成了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新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前提是增发货币不仅没有带来通胀，甚至伴随着长期的通缩，这就使得各国政府敢于能够长时间靠发行货币来满足公共支出的需求。
这也是为什么量化宽松这种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能够从原来的短期应对危机的政策演变为长期宏观政策的重要原因，这就是现在国际经济界热议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常规化问题。它引发了大家对经济理论一系列的思考，比如说衡量债务可持续性，传统上是比较经济增长率g和利率r的关系，这是基于传统的金融和实体经济构建的一组函数，现在传统模型在今天丧失了解释力，这可能也是过去20年现代货币理论MMT能够兴起的原因。整个宏观经济的理论体系也正在重构过程当中。
目前还能够大规模发债的，大部分是掌握着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权的发达经济体”。而“一带一路”国家就没有那么幸运，这些国家的债务问题在疫情冲击下变得更加严重，挤压了未来经济发展的资源，导致增长乏力，经济恶化也导致社会和政治层面动荡，出现恶性循环。当前，在世界各国都能看到民粹主义抬头的现象，一些国家的政客利用国内的民粹主义浪潮来谋求自己的政治利益，把经济问题政治化，把国内的经济困境问题归咎于国外，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等排外政策。
当经济问题和各国的政治问题聚合到全球层面时，全球舞台上出现各种各样的大问题，包括全球化的放缓，以及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各种大国博弈日趋激烈。有人提出的说法是“去全球化”，但实际上全球化还是在发展过程当中，只是速度放慢了，《经济学人》杂志用了一个词，slobalization, 慢球化，我觉得这个表述更准确。全球不平衡的问题早已经存在，疫情加剧了全球失衡的现象。在当前这个临界点，尤其需要加强全球经济治理来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
贸易协定是全球治理中规则的载体
全球经济有一个基本的矛盾——经济是世界的，但是政治是国家的，这属于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个硬约束。全球经济治理和国别层面的宏观调控很相似，也是要尽可能地把全球经济发展曲线的波动熨平，使全球经济增长的曲线更加平滑，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全球治理面临一个硬约束，就是国家的治理是以国界划线的，但需要治理的范畴超过了国家能力之所及。
在这样的硬约束下，最现实的做法就是通过谈判和各种妥协，达成各国政府都能接受的一套规则，规则的载体就是各种自贸协定。这也是为什么在WTO停滞不前之后大家在全球层面看到那么多区域和诸边的自贸协定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国积极参与RCEP、CPTPP等各种协议签定谈判的原因。通过规则为载体，各国政府能够把一部分主权让渡给区域的，或者国际性的组织，使各国政府能够以国际协定为框架，跨越对方边境行使管辖权，也就是以非战争和成本更低的方式来解决全球经济发展当中的问题，这是全球治理的应有之义。
对于国际规则而言，规范的是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规范市场主体，克服市场失灵，兼顾公平、效率、安全等目标，另一方面，规范各国政府行为，降低一些政治思潮对国际经贸活动的冲击，在当前全球民粹主义盛行的背景之下，这其中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从规则形成的角度而言，“一带一路”是中国倡导的一个国际经贸合作的主平台，在承认各国主权的基础之上，希望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逐步能够形成一个全世界都能够共同接受的规则，它对现行国际规则体系不是一种颠覆，而是类似于边际性的改革，使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能够更好地适应世界经济的现实情况。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方，中国应该在国际经贸规则的建设过程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需要进一步对标最高水平的国际标准，然后去构建开放型的新体制。
金融开放的三个重点
具体到金融开放，有三个方面的事情需要做好，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第一，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现在负面清单模式已经成为国际上自贸协定的主流方式，国际上影响较大、开放水平较高的协定都采取负面清单模式，比如美墨加协定、CPTPP。习总书记在去年11月份的APEC会议上提出，中国要积极考虑加入CPTPP。我国现在对外签署的很多自贸协定也处在向负面清单模式转变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RCEP上面，在服务领域首次承诺，在六年的过渡期后，将从正面清单转为负面清单。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时候，首次在包括服务业和非服务业在内的所有行业以负面清单做出市场准入承诺。在中韩的二阶段协议、中日韩的协议的服务章的谈判过程当中，首次以负面清单方式来开展服务行业的谈判。CPTPP是全球公认的高标准自贸协定，代表了未来国际规则的发展方向，也是以负面清单的形式做出承诺的，其中的四个核心理念——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可持续发展、治理现代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也是完全一致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负面清单模式符合高水平开放的要求，能够将开放的理念和精神自动适用于新领域和新业务，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预测性，最大程度地激发市场活力。而且，负面清单模式和金融业的持牌经营模式并不矛盾，金融机构的准入和展业需要满足资质的要求、持牌经营的要求，而且和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也不矛盾，因为监管部门可以将更多的资源从准入管理阶段转向事中事后阶段，实现监管效能的提升。
第二，在逐步转向金融业制度性、系统性开放阶段的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相关规则的国际接轨，完善会计税收等准则，加强顶层设计，统一规则，使我国同类的金融业务规则尽可能合并同类项。
第三，在完善金融监管层面，开放的同时一定要加强监管，使监管的能力和开放的程度匹配，建好防火墙。
对于全球化历史的思考，让我们对前景有积极的预测。过去两轮全球化的历史都有一个定式，那就是都会有危机——1845年爱尔兰土豆饥荒和1970年的石油危机，这两次危机之初各国政府本能地都会有保护主义的思潮，但是随着危机的深化，各国人民会对政府治理提出更高的要求，民众的要求会倒逼政府去学习其他国家的成功做法，进而催生一系列制度性的变革，成为全球化再出发重要的推动力。而危机过后，各国之间必然会建立起新的联系，我希望，对这段历史的回顾能够让我们在当前全球经济乱局当中看到一抹亮色。
最后，我从更为宏观的人类大历史的角度做一点观察。《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说，人类社会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在于能够不断演化出更复杂和更具合作性的社会安排，从而持续繁衍进化。
今天在西安，让我想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蔡美彪老先生在《中华史纲》中写到唐朝时，有一个让我感到特别震撼的标题——“屹立世界的大唐”。我们今天站在汉唐盛世的首都长安，西安作为汉唐的首都，见证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协和万邦的历史实践，它既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今天“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我们希望，在长安城内古朴的汉唐之风能够为我们在这里共商全球经济议题，共寻人类社会难题的解决之道提供一点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