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
本文为著名经济学家、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应学习俱乐部的邀请于2018年9月1日在北京大学所作闭门演讲的录音整理稿，原题为《新时代与新挑战》。
我不能一一对应的回答大家的问题。原来考虑的是小范围座谈，讲讲宏观形势，所以跟主持人商量的主题是“新时代与新挑战”。我顺着这个思路先讲一讲，这样的话对你们理解这个问题本身也会有点帮助。
我先说一下这个“新挑战”，然后再谈谈为什么是“新时代”。
中国真的搭了全球化的便车吗？
我们先看在进入“21世纪”这个时间节点上，这个世界实际上发生的变化是什么？
大家普遍认为进入21世纪对中国来说最大的一个变化是2001年的12月份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圆了自80年代以来的所谓“入世之梦”，也因此中国算是正式加入全球化。然后人们就会顺着这个逻辑接受西方舆论所指出，中国在新世纪的高增长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主要是搭了全球化的便车。
我现在问问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人对此有过质疑？
因为这个论述逻辑是体现美国单极霸权控制后冷战意识形态的一种全球化“话语”，倘若这个“话语”成立，那当然就意味着中国确实得了全球化的巨大好处，因此现在应该为你得的好处来付账。这就是美国现在发起所谓贸易战也好，其他西方针对中国的批评等等也好，总之算是西方对中国取得巨大成就而未改变制度提出质疑的一个重要依据——中国只得了西方好处、却没有发生西化制度演变——也就是中国没有支付应该支付的制度成本。
中国现在不仅接受这个“话语”，甚至在针对西方质疑进行反驳时将这个“话语”作为主流声音。这就形成了当前我们在国际社会一直强调的表达——如何在意识形态上捍卫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如何加快金融对外开放纳入全球的产业分工体系、以及中国继续努力维持全球增长等等。这就真的把这套全球化“话语”描述变成了中国应尽的责任。至于该付多少成本，那就是在所谓贸易谈判中如何让步。因此，现在人们被后冷战意识形态浸淫着不由自主地把这个“话语”表述变成了中西、包括中美双方所共同认可的、形成共识的话语表述。
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了！
诚然，其实双方只是“好像”在话语上是一致的。再进一步说，当双方谈判的时候，中方的代表并不刻意强调双方之间因分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导致的“制度”上的本质差异，也不揭示中国把商品和资本都廉价地“双重输出”给美国、助力美元控制全球的战略地位；反而试图把中国现在的增长，用西方的所谓“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套话语来描述，或是不断靠拢到这个话语体系上，以竭力形成“我不是异类”的感觉。
中国一方面非常努力又尽心地靠拢这个话语表述，但是另一方面又很清楚西方强调的“我和你之间是本质上不同的两套制度体系”。西方国家认为，如果让你们中国继续按照目前的情形发展下去，那就意味着西方国家坐等被中国这种制度体系超越。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针对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以及短期快速增长势必派生的复杂问题，美国构建的解释比我们构建的解释更原教旨主义，这两者明显不在一个讨论层次上。我们中国是强调“我认同你，我是你，你别说我不是”；美国则说“你本来就是对手，现在如果我允许你继续这样下去，我就要失败”。因此双方的讨论似乎就像“两根线没有搭上”，也因此在美国明确对中国贸易战的时候，中国官方不让说“贸易战”、只说“摩擦”，而现在也只是逐渐地默许了用“贸易战”。但是，仍然没有把美国人已经明确提出的——不同本质的制度体系之间的竞争——作为我们应对这个挑战的主要政策思考的逻辑起点，也就因“王顾左右而言他”而没有允许我们官方智库学者有这样的讨论。何况，官方智库照搬西方那种学科化标准选人用人造成的后果，本来就不大会说超越美国意识形态的话……
话语权重构：中国对美国做了双重贡献
人们都很重视2001年中国加入WTO，却往往忽视同一年美国爆发新经济泡沫崩溃和“911事件”。苏联解体10年后，经济和政治双重危机不可避免地在美国这个单极霸权国家爆发了。其重大意义不仅是造成外资大规模流入中国引发10年高增长；而且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资本新时代的规律性后果：以前美国都是通过对外转移产业、降低制度成本，从而延缓自身危机；而这次确实是此前80-90年代的资本流动造成的危机。
为什么这样看？
主要是因为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得到了和平红利——军事研发的IT业技术投入变成“沉没成本”，技术成果解禁放给民间进行商业化开发，这就造成巨大的机会受益空间。于是，IT产业陡然成为美国大量吸金的行业。势必导致90年代正在工业化、正在“资本增密”过程中的亚洲遭遇到资本流出，这是造成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主因。而西方给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提供了一套意识形态化的“经济学”解释，认为原因在于东亚的金融市场无序、金融当局监管无力等等，但实际上主要是资本流出了，集中到美国。不过，大量资本回流很快导致美国IT行业泡沫化——过高的资本平台超过高技术行业吸纳能力，乃至每个高技术项目都形成了过量投资，最终2001年泡沫破裂。
本来中国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998年，也应该爆发全面危机——当时国内的银行普遍存在1/3以上的坏账、财政严重赤字，并且又发生南海撞机，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等等一系列与单极霸权的军事冲突。同时大家也注意到“台独”、“藏族”、“疆独”等等也都在霸权国家直接支持下兴旺起来了。这个时候，中国原本已经出现了危机、本来也应该进入全面深刻的危机状态，可老天爷另外做了安排——美国先发生了2001年的新经济崩溃，接着发生的是恐怖袭击“911事件”，这就给了中国一个缓冲机会。江泽民紧急调整中美关系，跟布什通电话说中国在反恐上是美国的战略盟友。中美双方达成一个新的关系——中国暂且不算是美国的主要敌人了。因为美国要去打阿富汗战争，接着是打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中东地区的战争没打完，北约急于东扩，又跟俄罗斯冲突起来了。
整个21世纪最初10年美国发起的这一系列战争冲突改变了中国面对的国际局势——中国是当时世界最安全的地区。又由于美国承认中国是其反恐领域的合作伙伴，于是在西方“新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大量的急于寻找安全投资的资金转向中国。中国1997年以后连续4年萧条陡然在2002年进入复苏，2003年变成FDI（外商直接投资）世界第一的国家。
就在中国遭遇危机和萧条的压力下，突然发生西方资本流向中国。同期，也导致中国大规模“对冲增发”本国货币，致使主权货币由此而逐渐演化为外储货币；所以这不怪金融高官，而是客观规律使然。因为“对冲增发货币”就是外资大量进入国内市场的情况下，每进来1块钱美元——在本币管制条件下——都会对冲增发成6块多人民币，因此导致我国的对冲增发量取决于资本流入规模。
这就带来一个实质性问题：西方资本流入可以促进我们形成完整的工业结构，也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现代工业的门类全都集中落地在中国了，但这些工业不是中国的，而是外来资本控制的。因此才有人算账说这1万多亿美元投资是我们的“债务”。此外，国外进来了1万多亿美元的产业投资，改变了我们国家货币发行的基本性质——人民币发行量依靠流入外资对冲增发，因而使得人民币将不再是主权货币，这是金融资本阶段最大的威胁。
其次，外资企业出口获利是属于我们的贸易盈余吗？所有高回报率的、高收益的出口大多是属于外资的，外资能够最大幅度占有的我们的资源租，包括土地；我们地方政府的政策不是零地价向外资转让土地的吗？各省都在竞争零地价向外资转让，只要你来就好，各地官员都会说“不求所有，但求所在”。
客观结果就是，产业不是我们的，出口也不是我们的，但污染是我们的，劳工纠纷矛盾冲突是我们的，搞得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挨批评。
这些情况清楚表明：其实是美国在搭便车，中国接受美国产业转移的作用客观上是既帮助美国化解危机，又使美国维持了虚拟经济扩张；相当于做了双重贡献。
第一，我们把最低价格的商品输出给美国，让美国在大量增发货币的压力下却不发生通胀。我们到美国都看得见，美国连吃低保的穷人都成车地从商场里推出中国生产的消费品。可见是我们帮美国维持了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维持了CPI稳定，美国才能大规模增发货币，美元资本才能涌向全世界“割韭菜”，所以我们是美国得以在全球金融扩张的最大贡献者。
第二，我们向美国的国债市场做了最大规模的投资，这是中国对美国政府扩大开支、包括增加军事开支维持世界霸权所做的特殊贡献。因为我们多年来都是美国国债最大买主，美国由此才能维持国债的低利率水平。假如所有的投资品是以国债利率为基点的，那美国当然可以维持其在全世界攻城略地的扩张。
所以美国人说中国搭了全球化便车，但其实我们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做了双重贡献，美国搭便车不仅得了便宜卖乖，而且现在还把我们当成东郭先生，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我们最大化地保护了美国避险资本的安全，让美国从2001年的经济危机中得到复苏、而美国没有流到中国的、在国内剩下的投机资本大量进入房地产导致泡沫，最后演化成美国的次贷危机和金融海啸，美联储再搞QE进一步向全球转嫁危机成本。这就是美国干的事儿！
中国若能以此跟美国对话，谁在搭便车早就讲清楚了。主流之所以讲不清楚，究其根本，还在于梁漱溟早年批过的“自毁甚于他毁”！中国思想理论界基本上完成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堕入的“再依附”陷阱——跪惯了的大咖们“自惭形秽”，学科化教科书也充斥着殖民化知识体系……
中国面对“新挑战”的话语困境
西方当然有创新话语的学者！比如战后产业资本危机时期的沃勒斯坦，当代金融资本危机时期的皮凯蒂。但中国经济理论界几乎不在意“清流”们的创新。
特朗普和班农都是冷战制胜的那一代人，回到1940-196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污泥浊水是驾轻就熟的。从西方主流话语来说，长期以来很明确把中国一党执政表述为“集权体制”。在冷战时期认为“极权主义”的主导国家是苏联。后冷战时期西方认为苏联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已经垮掉了，那中国算是后极权主义(Post-Totalitarianism)。那么，现在中国面对的“新挑战”——如果从“以中美贸易战为名的争论”来说——它背后的话语仍然是冷战意识形态！经过了苏联解体之后延续27年的“后冷战”，现在开始提出所谓“新冷战”，但如果美国意识到用“新冷战的话语体系”不足以表述中美之间的竞争，那最终会回到哪？目前的趋势要回到老冷战！
中国人至少应该有点常识，美国在冷战意识形态掌控各界的年代，已经把那个时代形成的所有学科话语都彻底“漂白”过！这也是某些所谓学者连话都说反了的根源。
至于被“麦卡锡主义”漂白过的西方话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就是促使美国在二战之后的两极对立霸权竞争条件下形成意识形态化的绝对政治正确——即依靠“麦卡锡主义”重塑整个西方的思想理论体系、乃至教育文化体系，
实质是包装和保障冷战话语——具有内在的绝对政治正确的所谓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然后，几十年都在用自由主义来进一步“洗白”所有的支撑这个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述。
也因此，今天各位所接受的照搬美国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乃是被冷战“洗”过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也是特朗普“美国中心主义”的这套“新殖民化知识体系”。
人们之所以不能回答当前重大挑战及其存在的问题，乃至于中美官方之间的竞争、双方的争论没有在一个层次上，这是由于美国正在回归“麦卡锡主义”那个时代的冷战意识形态、而我们还停留在试图借用“后冷战”的实用主义层次上，因此使得我们陷入了某种“塔西佗陷阱”、或者“舆论困境”之中。
当我们在思想理论上陷入实用主义的泥沼，就很难拔出来，即使我们勉力拔出腿，而腿上、脚上全都是泥，用西方意识形态制造的洗液当然洗不干净。
这就是中国现在面对“新挑战”的话语困境。
综上，我们简单的归纳了“挑战”及中国陷入话语困境的本源，是照搬了美国在冷战时代所形成的具有内在政治正确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如今，经过冷战和后冷战的历史演变出来的这个意识形态被西方媒体、教育和文化全面表述，再被我们按照这套意识形态来实用主义地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因此，当我们想塑造自身的政治正确的时候，才发现陷在“泥沼”之中、拔不出腿来、满腿是“泥”。今天人们网上所讨论的、很多人们所诟病的东西，无外乎就是指出你这个“泥”粘在靴子上、那个“泥”粘在裤子上了，甚至更有甚者说“对不起，你的‘泥点子’已经在你裤衩上了！”更进一步说“你全身上下都是洗不干净的”，无外乎就是这样的尴尬。总之，这个大前提，是深陷“泥沼”之中的、意识形态的政治不正确，越抹稀泥越挣扎不出来。
这个新挑战的背景，主要是二战之后因两大霸权体系对抗，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所形成的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哪一位思想界的讨论者愿意这样深入地把问题摆清楚。由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之间话语构建能力的差距太大。
如果我们把中美意识形态的纷争、把现在看似“泥沼”之中的这种“塔西佗困境”，回归到客观事物的本源上来看，所有的“泥”不再是“泥”，所谓“空既是色、色即是空”，困境就不再是困境，你就会感觉到一切都是通透的！
中国的话语改变源于毛泽东七十年代的战略调整
事实上，在苏联解体之前的各种困境中，我们曾经试图形成一套“中国特色”的具有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体系。大多数人以为那是从邓开始的。其实延伸起来看，则是从毛的乒乓外交开始的。当然也不是完全从毛开始，应该是起源于中苏之间的长期政治斗争直至发生边境战争。
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当时珍宝岛战役其实意味着中苏两党两国之间长期矛盾造成兵戎相见——政治上决裂！尽管军事上其实各有胜负，比如在新疆我们有一个低级建制的部队被歼灭，而在东北有小胜，所以在新疆是小败、在东北是小胜。当然这个胜败的规模都不大，但它毕竟标志着中苏决裂。也就无所谓过去的结盟问题，无所谓双方之间道义上或是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联系等等。
冷战时期美苏两个核大国多次在国际争端中准备使用核武器。跟今天普京用核武器威胁西方的情况是一样的，因为苏联当时和现在都是世界最大规模的核武器拥有者！所以珍宝岛战役后勃列日涅夫准备对中国进行核武器打击！
至于使用核武器，在当时来看，全世界只有美国是已经使用过，苏联只是准备使用。美苏双方在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无论是使用或者准备使用，其实没有道义上的约束。也因此在中苏两国发生军事冲突、战略关系破裂的条件下，苏联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是随时存在的。因为美苏都没有承诺不使用的道义，至今在“苏联特色”遗传下来的俄国话语体系中，使用核武器还是捍卫俄罗斯利益的手段。
因此，正是由于中苏关系破裂、才有中国紧急转向美国，因为在当时美苏这两个世界核大国的抗衡之中，只有另外一个核大国才有资格说对方不许用核武器，核小国和无核国是没有资格说的。这是中国转向美国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美国从传统帝国主义的地缘战略角度希望“夺回中国”。
两个方面交织，于是有尼克松访华。
其实尼克松访华也是基于1969年中苏关系破裂的客观逻辑结果，尼克松访华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改变。
早在尼克松访华之前，美国首先放松了自1950年开始对中国的制裁和封锁，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和西方各国开展贸易了。尼克松1971年走后接着1972年开始毛泽东、周恩来制定新的战略部署——“四三方案”——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西方设备、改造中国工业化早期形成的苏式军重工业结构。
这项国家工业结构调整战略部署的执行者是周恩来，决策者是毛泽东。
所以，中国的所谓“对外开放”这件事情不是始于邓小平时代，而是始于1971年尼克松访华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主政的时代，这一点我在《八次危机》这本书已经写清楚了。
战后西方国家获取巨大财富的历史演进与内在逻辑
在1970年代，任何西方“外资”都不忌惮所谓的“集权”体制。
人们可以回看的历史事实无法改变，1970年代对西方国家负债最高的恰恰是西方援助或投资的军事独裁国家，当时在拉丁美洲几乎清一色的是CIA策划政变或扶持起来的军人政权接受西方产业资本转移，而在亚洲也几乎是清一色的集权政治国家——比如菲律宾的马科斯军事政权、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军事政权、泰国也是军人政变控制政府——不仅“四小虎”都是集权国家，“四小龙”亦然。当时朴正熙将军在韩国实行集权政治，蒋介石治下的台湾当时也正处于军事戒严期间，那时候香港是个殖民地——没有任何所谓“人权高于主权”、自由选举或“民主政治”等等可言。
所有这些集权政治，客观上都是70年代西方进行产业转移的一个前提条件。
如果不是集权政治的国家，西方是难以转移产业资本的，因为非集权国家对于西方转移产业资本来说并不安全。而西方国家是在战后生产过剩危机压力下进行产业资本转移，最先转移出来的是劳动密集产业。这其实就意味着西方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直接对抗性矛盾、冲突，转到了那些在政治上相对集中控制的国家，因为劳动密集产业资本是一种薄利、但大量占用劳动力、并且获取更多劳动剩余价值的低层次资本，也因此，这种低层次类型的资本必须找到的是最安全的、也是可以直接剥夺劳动剩余的地方——那就是军事政权和集权政治！
今天，我们如果愿意把冷战意识形态放一边、把“麦卡锡主义”洗白的教科书放一边，就会把客观过程看得很清楚。
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进入福利社会，是因为它们把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直接对抗性的矛盾、冲突转走了，那西方国家当然就可以讲福利社会主义了！然而这么多福利开支背后所形成的财富是怎么来的呢？因为在海外产业投资汇回收益巨大！所有非工业化国家的资源本来是按照农业要素进行定价的，突然引入西方国家的大量产业资本，带动其他资源向工业化要素做“低价转化”，那么，西方国家的这些产业资本就得以在空间转移中得到了巨额的收益！
这个客观过程不就是这样吗？难道不是我们构建应对新挑战的话语材料吗？
到了90年代，西方国家已经对外进行了约20年的产业转移、而苏联和东欧国家产业却不进行对外转移，两者之间就显出效率的不同。西方产业转移者可以降低社会矛盾，占有海外收益，形成福利社会；而苏东产业不转移者，又必须给予国内所有就业的人——无论他在西伯利亚还是在莫斯科——同等的福利待遇。因此，两者在产业资本阶段的竞争中、在赫鲁晓夫以来的“和平竞赛”之中，愈发显示出不转移产业的效率低，对外转移产业的效率高。
什么叫做自由主义？什么叫做自由市场经济？各位，并不是你们教科书上写的！希望那些学西方的经济学的学生、学者们，尤其要警惕，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本身就是意识形态！所以，没有任何经济学教科书会把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道理告诉你们。因此，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样，只要用市场的方式，就可以自由地实现要素的最佳配置——当然你也可以把这叫做“要素最佳配置”——。倘若你的劳动力要素价格最低却不能对外输出、而我的资本要素对你来说是最稀缺的，那么我的资本要素的价格就应该被这个只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市场定价为最高价格，因此我作为资本家获得比较高的资本回报率乃是自由市场的客观结果。这是我们经常使用的、教科书式的解释。
但是，如果我们把真实的历史经验过程放进来检验，难道真的符合这样的一个逻辑解释吗？当然不是。
事实上，西方国家在战后再度遭遇的生产过剩符合资本主义一般规律。于是，过剩的产业资本比较收益下降，在国内维持不下去，必须对外转移。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对外转移过剩产业资本就一定要找到资源要素价格的低谷。当然这也是资本主义在产业资本阶段运作的规律。
那好，接下来我们看当西方国家完成对外产业转移的时候，一般的欧洲国家进入福利社会，因此有所谓“莱茵模式”(Rhineland Capitalism)和北欧的“福利主义”。但是，美国进入的是“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NewAnglo Saxon model)，也可以称之为“盎格鲁美利坚模式”。
“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种金融资本主导经济的当代资本主义形态。因为美国本来就是对欧洲战后复兴提供金融资本支持的，于是乎美国当然率先形成了战后金融资本经济。所以，当其他国家还停留在产业经济时，美国已经进入到了金融经济。美国就可以凭借着庞大的军事实力，来保障美元作为结算和储备货币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取资本收益。也因此美国产业对外转移有所谓“新自由主义”引领——这时候欧洲各国中那个制造业产业最空虚的英国紧跟着美国进入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资本阶段，所以就有了“里根撒切尔主义”，也就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名的“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所以，“新自由主义”是美英为主的、在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升级阶段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可见，我们应该与产业转移联系起来解读，本质上它具有资本主义滥觞全球的后续霸权阶段的保守主义性质。因为，一是当美国完全不依托国内实体经济、或者可以主要不依托实体经济来维持金融资本霸权的时候，那就必然“脱实向虚”，国内实体经济衰败是必然的。二是美国进入金融资本阶段依托的是什么？依托的只能是以军事实力维持政治强权！然而，这是个保守主义实质，但不能接续自由主义形成话语，何况金融资本早期依托的“金本位制”早在一战到二战这个期间都已经被放弃了，此后，客观上就出现了金融资本依托军事强权的扩张演化成虚拟资本的全球化，而这个扩张过程需要一个包装它的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问世的背景。
因此，在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之际，世界上大都在批判“新自由主义”话语的时候，中国有部分学者站出来公开维护“新自由主义”！这在国内仍然属于理论界的主流。相对而言，西方批判学者无论老一辈沃勒斯坦还是新一辈皮凯蒂，都在中国思想理论界无声无息！这个意识形态一边倒也是我们今天对外无法针对西方质疑进行反驳、对内无法进行合理理论解释。
不能苛责理论界，这是全局性的趋势。在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主导地位的过程中，恰逢我们80-90年代的整个思想理论和高等教育体系的全面西化改造，
也就自然地、亦步亦趋地跟随美国的脚步，形成了接近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以及服务于这个意识形态体系的所谓学科化的知识体系。
这个演变，就是在今天中国社会上许多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也从现在的教科书中找不到解释的原因。包括刚毕业的学生，他们面对现在的一系列新挑战，几乎看不到真正能够让他觉得有思想、有价值的知识和理论。网上一片热炒的，其实不过是各种各样的不同利益表达，某种程度上也是被策划出来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中国人自19世纪中叶开始追求工业化，根本就不可能自外于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历史。
“新自由主义”包装下的金融资本全球运作
那好，我们不妨再回归到客观历史经验的归纳上，来看资本主义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阶段性变化带来的新时代。
当1970年代那次西方国家产业转移之后，到了1980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意味着虚拟资本的扩张成为一个新的资本主义时代主导性的经济基础，这个新的资本主义时代，可以叫做“金融资本新时代”。
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看，在产业资本时代，形成收益的过程是一个相对比较长的经济过程，其空间和时间大致是合一的。比如，必须先找到矿源，然后去采掘、洗矿，再炼矿，再铸造成型，再变成工作母机，然后，才能再变成一般设备，最终变成商品生产向海内外市场销售。这需要经过一个相当大的空间的占有，并且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因此，产业资本形成收益是比较慢的。
好了，再进一步看农业，那农业为什么必然是一个被金融资本所忽略的角落呢？是因为依托不同空间条件存在的农业形成收益所需要的时间更长，并且它必须跟自然过程结合。它的空间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可以在一个城市、在一个厂区、在一个工业区就可以形成的，它的空间必须是和大气、地理等自然界的非常丰富的多样性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使农业难以超脱的自然过程变成某种经济过程，而这个经济过程往往以年为时间单位。很少有金融投资家愿意做这种一年或多年才完成一个流动周期的经济领域，除非资本严重过剩或做避险投资。
综上来看，资本主义在1980年代进入到“新自由主义”的、追求资本虚拟扩张的这个阶段的时候，金融资本势必异化于实体产业，金融衍生品大量“创新”，已经大大突破了空间和时间的叠加局限，放弃了过去金融对产业资本、对农业生产等等的依赖，突破对所有过去自然过程的限制，这就可以极大地缩短交易及获取收益的时间。
在当代来看，资本市场交易缩短时间要使用计算机，就是因为当你可以用计算机来撮合各种投资人网上提交的多空交易的时候，你会发现仅用0.04秒就能完成一个交易，可以在不到0.6秒的时间内完成一次结算，计算机已经把时间压缩到了极短。因此资本运作要获利，靠的就是增加其流动性，比的就是谁的流动性快，谁的耗时更短。因此都大大打破了一般资本运作的时空条件，乃至于打破了人和时空条件之间的物理意义的结合。
但是，如果连华尔街都完全可以靠机器做交易了，这就必然造成就业机会越来越少，而收益却会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上矛盾冲突越来越激烈。
这是进入到金融资本、虚拟资本这个新时代的客观现象。
但是，因为从90年代放弃了作为政策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我们连解释这个演化中的客观现象的理论能力都不存在。因此大家产生种种困惑——比如农业为什么这样了？商业银行为什么不能应对农户在农业生产上的信贷需求？对不起，商业银行追求什么？追的是流动性啊，也就是跟着你们这些搞投资的（现场听众中有投资公司经理），那就当然不再以实体经济的客观过程为信贷依据。于是乎，各种各样的金融衍生品出现，请问这些投资跟那个实体经济过程还有关系吗？而那个实体经济过程必须是在形成一定的空间、时间条件下才能完成的，那么整个衍生品交易出来的GDP还有实际意义吗？没有了。
于是乎，人们的哲学思想发生变化，整个认识体系发生变化，因此人们的世界观、方法论都在变。而越是在金融部门，越是接受了金融部门的所谓知识体系的培训，就越是具有非常典型的西方化或者叫做殖民化知识的特征，那还可能回归到关心实体经济的初心吗？我就想问你们在座的各位搞金融的，任何一个金融资本家，还有没有可能再真正回归到关心三农、关心自然、关心资源环境，有这个可能吗？
当然，就算是还有人真关心，那么当你表达关心时，就都应该允许社会质疑你表达关心的真实性。社会质疑的原因在于，你在实际工作中进行的大量资本运作、并取得的收益，根本就没有和这个实体经济过程处于同一个时空条件，资本运作和这个实体经济过程也不再有关系了。
鉴于，金融资本的运作不再有时空条件的约束，因此，只能依靠一定时空条件完成资本运作的产业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老时代”，所形成的几乎所有的概念——无论是国家的概念、社会的概念、人本的概念等等——这一切难道不是正在被排斥吗？
刚才有人说过，注意到我这些年一直在讲“成本转嫁论”，也就是说当进入金融资本时代的时候，成本转嫁是普遍性的——是真正具有理论上的普遍意义的——制度成本对外转嫁，而收益却愈益向少数人集中。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的问题之所在。
所以在“新时代”（如果把金融资本时代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主要的内涵来看的话），当用“新挑战”把所有这些新自由主义话语的浮云抹去的话，你会看到“新时代”的核心矛盾非常之简单——就是实际上收益和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代价却第次向弱势群体转嫁。
但是我们除了得看这个演变的过程，就是它怎么就变成像中国现在遭遇这种新挑战状况，还得看中国面对这个状况所遭遇到的危机是不是具有客观内生性？所以前面对“新时代”、“新挑战”进行简单归纳之后，下一步就得回到中国目前的状态，我们如何看待中国现在的形势，然后我们才能进一步来形成我们的判断。
中国是金融资本虚拟扩张新时代的另类
实际上当我们说到金融资本主导的“新时代”的时候，就得说中国这个另类——中国是这个金融资本虚拟扩张的新时代的另类。为什么？我经常跟学生讲，不要搬用西方的金融学理论来看中国金融资本。
我先问你们基本常识，中国什么时候人民币可以称之为货币？
有人说1949年，1950年，错！那么，到底什么时候人民币成为货币？我说1992年，那年我们取消了所有的票证分配制度，人民币这种名义货币才成为具有基本功能的真实货币，也叫做体现了商品交换中介的基本功能。在此之前人民币连商品交换的中介都不是，怎么能说人民币是货币呢？那时人民币只是一个生产资料或消费品的标价符号。
再进一步问，什么时候中国的银行成为商业银行？
你们可能说早在什么时候就建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对不起，那不是。什么时候银行成为银行？当1998年财政正式把银行高达1/3以上的坏账彻底剥离，然后重新向它注资，让它进入市场，银行才成为银行。银行和财政彻底分离是在1998年，到了2001年完成坏账剥离财政向银行的再次注资达到巴塞尔协定要求，中国银行业的这些金融机构才成为真正商业化意义上的金融机构。
中国的金融业很有意思，都把美国当做榜样。如果按照西方的银行制度1998年四大银行就应该破产，可20年后却都成了排在世界前四位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
需知，银行商业化改制以前是跟财政绑在一起的，财政金融是可以互相“掏口袋”的——财政有赤字可以直接“掏”银行资本金，银行资本金“掏”空了甚至可以直接“掏”存款。
据此，提出下一个常识问题，我们的财政和金融，它们的信用本源于何处？
如果财政和金融都是在运作国家信用，都是国家政治强权赋权所派生的信用工具的话，那它们的信用从何而来？实际上只能从国家政治强权而来！因此，财政发债当然是国家主权信用工具，而人民币又叫做主权货币，银行运作的也是主权信用。
因此，金融信用本来就与国家主权直接相关。是政府手里的调控工具。
若放下西方金融学从实质上看，主权国家的中央财政发的国债是主权信用，人民银行发的货币也是主权信用，因此财政和货币都具有公共性、普惠性。在财政、金融不分家的条件下，它们的信用就变成政府的两只手。这两只手运作的都是国家信用，是由中央政权向其作了政治性的赋权，于是财政和货币便具有了国家信用工具的作用。
所以说，在进入西方主导的金融资本阶段之前，一个国家发多少货币主要是这个国家主权向货币体系赋权的自主决策的结果。跟其他国家有关系吗？
中国在过去那个年代之所以“横”，部分原因是两个信用之手都在自己的身上。1992年人民币成为真正的货币后立刻就大规模增发，1993-94年就增发了几千亿，主要是推进经济货币化。所以，当今天说我们的M2总量达到GDP多少倍的时候，先请问中国完成货币化了吗？
世界农业三分天下与中国农业政策导向
因为中国在过去处在产业资本阶段，还没进入当前的金融资本“新时代”；而产业资本阶段要求农业提供剩余才能原始积累，因此工业化时代才把农业变成第一产业。而由此派生的问题是：第一产业的农业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可以获利？有哪个国家能完全靠第一产业让农民得到社会平均收益？有谁能让农民真心去爱这个仅停滞在第一产业的职业？让农民继续愿意从事没有收益的一产化农业？去找啊。有吗？世界上唯有美国那种“殖民化”国家！是殖民者把原住民基本杀光以后，由外来人口占有大规模的土地资源，才可以产生绝对地租增量，形成第一产业收益。
我们中国属于世界最大原住民国家，有这本事吗？
今天的农业政策困境恰在只把农业作为第一产业、而又为此而照搬美国大规模一产化农业的经验和理论。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要先讲冷战意识形态所形成的殖民化知识体系、亦或是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当政策官员把美国这套话语体系搬来的时候，他还会说自己的话吗？会总结自己几千年生态化农业的经验吗？不会。
如果你们看过我的演讲，应该明白，我会先讲世界资本主义农业三大类，“殖民地才有大农业”，那是不能学到的，因为你没法把自己作为原住民干掉，像北美洲和澳洲那样让100%的原住民减少到2%！如果不能减少自己，怎么能学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呢？去看看这些大农场国家，全部都是原住民剩下2%不到，怎么可能是我们模仿的“榜样”呢？
因此很多人问我“农地能不能集中？我们能不能办出美国那样大农场？达到它那样的劳动生产率”，我说“请先把你自己干掉，割下头皮能得35美元赏金，再去买15美分一英亩的土地……我尊重任何学者捍卫你照搬的理论、愿意当那个牺牲者。但得先牺牲你，可别先牺牲别人，等你真勇于牺牲一回，然后咱们再说怎么向美国学”。
几十年的教训表明，在农业领域中至少是学不了美国的，不仅亚洲，连欧洲国家都学不了，虽然它作为宗主国，曾经大规模向外移出人口，把罪犯都移出去，政府连管理成本、监狱成本都减少了，才有所谓的“圆桌会议”的条件。如果面对的是大量的无地无业穷人，怎么协商？
例如有人说法国大革命是平民革命。
以为是那些第三等级开个会就革命了？平民中占多数的贫民根本等不得到国王跟第三等级如何开展谈判！我在香港讲过两个“93年”的讲座——法国的1793年和中国的1993年。对比一下这两个“93年”，可以深刻理解今天领导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那是旧制度的问题吗？路易十六推行激进改革开放，尤其是急于对已经工业化的英国开放，这就使得法国起步阶段的工业被摧毁，这些原来已经被发展工业集中在城市的人变成贫民，无家、无业、无粮。那就造反了。什么叫做攻克巴士底狱？是因为路易十六没有调动正规军。不过，贫民仍然攻不下来，后来找到一门新式大炮，就把巴士底狱大门轰开了，再后来类似的事情再度“奏效”——拿破仑这个装备着新式大炮的炮兵旅长出现，就不仅扫平了所有的革命党，甚至荡平了欧洲。
所以，我们应该看这个世界的真实经验过程，而不是接受了西方教科书灌迷糊的学者们吐出来的那些心灵鸡汤，真实的西方故事是非常骨感的。
中华民族百年追求工业化的痛苦过程
好了，回过头来说我们现在这个局面。
当西方1980年代进入金融资本新时代的时候，当然会随伴进行新一轮产业资本转移。这一轮正好让中国赶上，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再到后来这一阶段，李先念那时主管经济工作，明确提出世界上所有通行的可以使用外资的方式，我们都可以用。这远比邓南巡谈话讲的要早得多。所以中国引进外资与西方产业转移在时空条件上耦合，就跟前面我讲的道理是一样的，与西方国家上一轮向拉丁美洲、东亚转移产业资本的道理是一致的。巴西1970-80年代当时工业化程度比我们高得多，它能生产飞机、汽车，无外乎都是外国产业资本转移进来装配线和零部件，它就生产了。
以这种接受产业转移的方式进入工业化的国家，哪个是因为西方今天所讲的自由市场制度？多党派民主政治等等？而迅速进入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工业GDP增长也都同时形成了高债务，因此都变成依附型的国家。也就是说人家向你转移什么，你就只能接什么。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都知道桑塔纳轿车，原来是德国人1970年代淘汰之后转给巴西的二手生产线，而巴西有市场购买力的人口规模小、中产阶级人数少，桑塔纳轿车迅速占领市场，接着巴西很快就没有市场空间了，怎么办？再转移到中国，我们接的是“转移的转移”，是第二波的下家。桑塔纳轿车生产线转移到中国来，变成我们的主打车型，替代了中国的“上海”。我们这么多年把俄国的伏尔加轿车引进消化吸收，变成上海牌，被引进一个桑塔纳生产线给打垮了！几十年的积累，连品牌都完全放弃！
我们客观地看这个过程，1970年代的那次产业转移是接受被西方淘汰的落后产能，是西方国家的所谓“供给侧改革”，把这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集中体制的发展中国家，不管叫什么统治，一党专政也好，军事独裁也好——都变成了高负债国家。难道本国不是70年代在毛时代进入高负债吗？此前的1966年我们好不容易宣布了没有外债内债了，一进入70年代，一开始引进西方设备技术，就又有对外债务了。看上去是19世纪中叶洋务运动干的事我们后来接着干嘛！我们无外乎也是在后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一般规律之下。如果大家客观地把时间稍微拉长一点来看，从18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到1930年代民国年间，再到1970-80年代，同样都是“引进、消化、吸收”模式的后发工业化。
但民国年间和新中国都应该有很多不同。不同在哪？在于还有一部分立志“实业救国”的民族工业家，还能够秉持传统文化跟外资及其买办势力有点竞争和斗争，所以民国私人企业中一部分是政治化资本，也才有了中国共产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当时被作为建国方针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对吧？但是民族工业太弱小，这个另外再说。等到1950年代我们接受苏联工业化援助以后，最初形成的是一个从属型的半依附经济，于是，1955年就有了毛泽东为代表的反对“全盘苏化”的斗争，然后是1960年代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1970年代引入西方设备、技术和管理体制，随伴改变的是从对苏联模式的从属型经济逐渐改成对美国模式的从属型经济，当然不光是美国了，是欧美日。国家也从对苏东国家负债改为对欧美日负债，却不再有民国和毛时代的那两次性质类似的斗争了。由此而有了萨米尔阿明“依附理论”所揭示的“再依附”。
大致就是这样一个客观演变的过程。
我们把这个客观过程放在完全哲学意义的空间、时间条件下，百年工业化的一切争议问题迎刃而解。为什么非得说谁好、谁坏、谁对、谁错？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百年追求工业化的一个痛苦过程！要不怎么解释所谓中华民族文明的伟大复兴？如果不客观的把这些讲清楚，还仍然停留在冷战意识形态，就难以文明复兴。
我们的冷战意识形态难道不是跟随着苏联的意识形态的吗？今天我们大量的马学者们，难道不是重复着昨天的故事吗？所谓的创新无外乎是把“西马”拿过来再掺和了一下，有从中国文明史出发结合自己当代实践中生发的“儒家社会主义”创新吗？为什么不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看看我们到底是怎样走过来的，然后用我们自己上下五千年传承的融通儒道释三大思想体系的“大同”至善来重新做一番归纳、整理。
如果这样做，我们的文化自信建立起来，理论自信也建立起来了，倘若需要对外讲好中国故事，那自然也就讲好了。
我们这样讲中国故事，谁反感？世界上没有人会反感。
中国就是被西方列强打击了才迫使我们追求工业化，但条件却差得多，因为我们是被侵略的半殖民地。西方国家可以向外扩张、可以转移成本，我们不能转移，只能内部消化。
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成本大都只能内部消化，那就造成了全民贫困；因为国家集中了全民的剩余用于工业化资本积累。所以，我们过去两代人做出了巨大的牺牲，那个时候包括领导在内都没有人去追求个人消费，都以个人主义为耻，大多数都在向国家做贡献，因此才能形成庞大的国家资本，这个类型的国家工业化从原始积累到产业扩张的过程中确实有很多错处，难道因此就该数典忘祖推崇全盘西化，甚至美化西方搞殖民化掠夺和反人类的奴隶制的那种制度吗？
有鉴于此，我的团队写的《八次危机》为什么5年来15次印刷，就是因为客观讲了中国这个类型的工业化从原始积累到产业资本扩张的过程。
如果一定要用西方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当然可以用。建国之初谁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在50年代一致同意：我们能搞的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没有谁说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原来斯大林模式给我们确立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思维定式——当初苏联从中共一成立就定下中国必须先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没有说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但，1950-53年那一场朝鲜战争加强并促进了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工业化，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凭借苏联资本和技术要素直接注入中国发展军重工业，但是，这种工业化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市场效率。后发国家的军重工业能有市场效率吗？生产大炮坦克怎么有效率？除非你打了人家，把人家地盘占了，把人家的香车宝马拿过来才算有收益。所以只能说发展军重工业是加强了国防、巩固了国家主权的独立——这其中包括了独立主权经济。
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形成了主权经济，最为基本的核心是主权财政和主权货币。
主权经济的核心是主权财政和主权货币
而后来我们做了什么？作为后来者把几代人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来维护的这个主权所形成的信用赋权能力变成了什么？
今天讨论新挑战问题的背后，最具实质性的问题是——当我们以外汇多少来发行货币的时候，请问这叫做什么货币体系？这至少在形式上算是国民党时期失败的“金圆券体系”被搬回来了！
想想看，通货膨胀危机压力下国民党政府放弃主权货币、采行金圆券的改制，不就是美国人帮着搞的顶层设计吗？国民党放弃了法币这个主权货币体系，造成了恶性高额通胀，而这放弃主权货币的结果是什么？民国政府用借入的美金——美元通过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按照当时汇率承诺随时兑换黄金，所以美元被叫做美金——被作为民国政府发行货币的依据，所以叫金圆券。结果，这个把美元作为基础的殖民化货币体系四个月就垮了。
而我们现在进入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新时代还算幸运。因为，坚持把美元作为本国货币发行依据有多少年了？十几年了，还维持得住在于被仍然属于经济主权的土地变现所吸纳。
从进入21世纪推行银行商业化改制开始，当全民所有制的国家银行从中央财政剥离出来，宣布成为独立运营的商业银行的时候，中国的主权货币体系几无异议地改成主要以“对冲外汇外资”作为对应货币增发的依据。当21世纪第二个10年财经高官指出人民币货币对冲发行已经扩大到超过2/3比重的时候，请问我们的货币还是不是主权货币？似乎已经静悄悄地改变了几代人艰苦奋斗所形成的核心经济主权。因为，经济主权的核心主权是货币主权，货币主权背后是国家要维持长治久安的政治信用。这个国家政治信用向我们的货币做了信用赋权，才有这个主权货币信用体系。
这就是说，中国只要能够维持国家政治稳定，本来应该有对信用工具的赋权能力。随之，国家也就有了两只宏观调控的手：一手是国家向财政债券做了信用赋权，财政发行的债券就能够作为长期信用工具，用于国家基本建设来维护长期稳定。另一手是国家向货币做了信用赋权，货币就有了票面价值用于经济活动。两种信用工具都是国家为了长期稳定而赋权形成，也就都有服从于国家战略的内在普惠性。
我们现在大可不必担心按照所谓的西方模式来评估是否存在债务危机、货币危机等等。不用担心的原因，在于我们货币大量增发却主要被资源性资产的“货币化”需求吸纳，而且至今并没有完成这个超大型国家的资源性资产的“货币化”。
亦即，只要继续坚持主权货币的基本金融制度，就还有不造成通胀的增发空间。
为什么金融资本自发地把依据国家主权增发货币的基本制度改为依据外汇呢？
因为，中国直到1992年人民币才开始成为货币，再到10年后的2001年银行完成坏账剥离才开始成为银行，而那时候银行的市场化转型是粗放的——中国的银行从一成为商业银行就是照搬了欧美的“混业经营”！但是反观美国、欧洲，人家搞了几百年商业银行才从“分业经营”变成“混业经营”，而且是随着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金融资本虚拟扩张的条件逐渐具备、资本市场不断地创造衍生品，欧美的银行才开始实行“混业经营”。期间，也是由于私人银行家利益集团不愿意在城市中承担原来的比较保守的分业经营业务，转而纷纷要进入高收益的虚拟资本投机业务。因此，当银行家们都进入高收益的投机业务的时候，金融资本也就加快了虚拟化扩张。
可见，这个过程本身是合乎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内在规律的，具有金融资本新时代的典型特征。
好了，我们的银行新世纪刚一完成商业化改制的同时就是“混业经营”，并且就是在混业经营同期开始改变国家的货币发行依据！在这样一个金融资本虚拟化全球扩张体系之下，请问金融界的高官制定的政策、以及金融界这些从业人员推进的所谓金融创新，这些所作所为难道真的问心无愧吗？
有些搞投资的朋友解释不了身处其中的这个问题，抑郁了、神经了、甚至自杀了。因为他们也不能理解怎么可以这样“吸星大法”？在金融领域的从业人群中有个很小的群体，愈益表现出要掌控一切的趋势。如果我们国家由他们来主导中国新时代的发展方向，
结果会是什么？我并不是对任何个别的财经高官做批判，指出的是客观规律：当前我们国家拥有着庞大的农村人口、山水田林湖草资源，城市拥有着庞大的产业资本经济，却要跟从“盎格鲁美利坚模式”陡然进入到金融资本集团掌控局面的阶段，请问这样的国家经济难道不是矛盾重重吗？
“普惠”的中国信用工具与异化的金融资本游戏
我们金融界的朋友们认为可以照搬美国的金融制度，因此尽管我们的商业银行——如果说每个县级农商行和每个城商行都是独立的银行机构的话——已经有数千家，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仍然认为我们没有放开金融自由化！只有放开私人、外资金融自由进出，才算是金融自由化。金融开放的要求几十年来争议多多，不能被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各缔约国接受，才有1986年纳入“乌拉圭回合”另案处理。但是我们现在制定的政策就是中国人新办银行必须有外资，还一定要全面发展私营的股份制的民营银行，似乎只有这样做才会被美国认为是市场化金融的充分竞争。
但，如果把上述关于我们国家的货币信用体系是怎样形成的表述纳入考虑，应该知道是政府的政治强权向货币做了信用赋权，货币才成为信用工具。所以，获得大量存款的只能是国有银行，请问如果老百姓去存款，是去私营银行还是去国有银行？很清楚！没有任何人说“我因为愿意跟从自由主义信仰而把钱存在私人银行”，因为不知道私人银行哪天就会倒闭，它确实没有那么强大的信用基础。而国有银行为什么有信用？在于国有银行80%以上资本金属于国家，尽管为了完善金融法律法规而出台银行破产法等等，但是有哪个老百姓会相信80%国有资本金的国有银行会破产？所以大家还是把存款集中在国有银行。
现在金融秩序混乱，根源上是刚刚被粗放地造出来的几千家地方银行恶性竞争却头寸不足，因而有大量“抽屉协议”、“嵌套”和“多重嵌套”等等这些融资的东西被银行创造出来。体制上看，是因为国有银行虽然集中大量的“头寸”(position)，来源还是大量的社会存款，但是国有银行却是被国家控制的，国家要求国有银行必须“普惠”，例如要求中国农行必须以“服务三农”为宗旨，那农行哪怕收益低也得发放“支农”贷款。董事长和行长都是组织部任命，无论换了谁上来，都得强调“国家交给我们的唯一职能是服务三农”。国有银行代表的是国家意志，否则国家会减少国有银行的“头寸”、减贷款指标、减税收优惠等等。现如今，哪个大型国有银行不是仍然是靠存贷的息差来维持收益的？
据此可以说，美中两国的金融资本阶段的制度差异是实质性的。
在中国，国有银行集中了老百姓的大部分存款，吸收储蓄能力是充分的。而国家把财政和金融作为执行宏观调控的信用工具，将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转向中西部和东北等经济低效率地区的基本建设，以此来提升资源性资产和地方物业的总价值，再以此来吸纳过量增发的货币。这是中国的金融资本新时代的游戏。
诚然，中国跟美国的金融游戏反映出在体制上不一样。
美国是在金融资本市场上玩虚拟扩张，靠衍生品的不断创新来吸纳资本，由于收益归私人银行家占有，他们游荡在虚拟经济的多空投机中而不必考虑实体经济。我们国家不能这样搞，毕竟我们名义上还有一个主权货币体系、且仍受国家控制。于是乎，国家控制的金融工具主要投资于中国的基本建设，从而实现资源性资产的增值——也叫做“物业价值不断增值”。
本来应该把“物业价值的不断增值量”作为分母、同时把增量货币作为分子，再来看这个比例有多大。我们国家的物业价值现在仅房地产就有400万亿，金融资产全部加总才200万亿，只有50%，难道算是金融已经过度扩张了吗？如果把我们农村的资源性资产再价值化、货币化、资本化，你想想，我们国家的物业价值会增长多少？至少翻番。如以货币总量除以实体资产总量，则可能只有1/4；如把实体资产与货币资产加总作为分母，则综合债务率就会很低，何况中国搞建设投资形成的债务大部分对应着实体资产，应该算建设性负债。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大陆国家，因气候、地理条件的不同而产生了资源的多样性，这个资源多样性所导致的定价多样性则是一个超大型国家几乎无限的货币化空间！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只有资源、而没有人口、社会等依赖性地生存在这个资源之上，是没有办法定价的，否则的话请你去定价一个火星资源看看？火星那里没人，怎么定价？怎么把它做成资本市场的题材？而如果一定地域内有人，人们在此生存活动、每天产生收益、都可以实现经济和自然之间直接结合的一种社会化运转，那这种自然资源当然有价值增加的前景。
这些，是我们大家都应该懂的中国的国情和对应形成的体制内涵。
就以我们国家现在的货币量，就试图完成对一个生存着14亿人口将来15.4亿人口的自然资源纳入交易定价，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这些资源需要被我们用主权货币进行“货币化”，所以还有很大的货币增发空间。
而一旦我们对外资完全放开货币市场，意味什么？让别人的主权货币来货币化我们的资源——等于拱手让出我们国家的制度收益。有这么“聪明”的吗？
让农村土地与资源使用金融市场工具
金融领域今天所谓“改革开放”等等的话语，是按照“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化的金融体系的制度要求来改造我们的金融体系。我们完成“货币化”了吗？“货币化”之后接下来是“资本化”。国家需要解决如何能够“让农村的资源性资产变成资本市场交易题材”的问题。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的金融市场上连“负资产”都在交易！而“农村丰富的资源性资产”这样一个不断增值的绿色资产不能交易！有人说是因为农村土地没有私有化。哪个地方土地私有化了？城市土地私有化了吗？但是地产公司大都上市了！伴随中国金融资产从几千亿扩张到200万亿，物业资产货币化扩张到400万亿；就是在土地公有制条件下做到的。城市土地所有权实际上属于地方政府，地产公司只有使用权，这跟农民的土地使用权难道不是一样的吗？
最近比较利好的信息是，国土部认可了“同权同利”——地产公司的使用权和农户使用权“同权同利”。此前很多人想跟我辩论，有一次接到一个媒体邀请弄了一大帮大咖大佬们讨论土地私有化这个话题，还把我竖成他们的靶子——因为当时在场的人似乎只有我不主张土地私有化。看那主持人很得意，我就说“我保持沉默”。这意味着“无言就是最大的轻蔑”。最后非要我说，我就朝着台下的听众说：“如果有谁一定要谈这个问题，请你们每个人回去看看你自己家的房本，土地权属关系那一栏写的是什么？”所有人全愣了，实际上没人看。既然城市土地的权属关系不是私人的，那些土地使用权都没有的房子为什么可以在房地产市场交易？为什么可以银行抵押贷款？请问你交易的是什么？——是钢筋水泥！难道是房子下面占用的土地吗？要跟我讨论土地问题，请你回家看看房本再说话。
可以说，城市里边交易的物业资产，并不是真实的土地资产。为什么农村房产现在没有交易？是因为国家有关部门限制着农民发展权：现行法律规定农民只能有一套住宅，造成大量农村物业闲置却不能交易，农村只能搞第一产业农业，造成土地只能用于负收益的种植业，大量土地弃耕撂荒。这是用政策限制不让农民实际拥有的农村土地“同权同利”。
所以，解决之道是什么，可行的做法是什么？无外乎就是把股票市场内在的资本化机制搬过来改造成为引入外部过剩金融的制度体系。
我们主张资源变资产先搞“一级市场”——只在村内做初始定价——对比现在的股票市场，难道在“一级市场”募集都要社会投资人来公开交易的吗？当然不是。二级市场才能允许社会投资人交易。那么把农村里的所有村民变成村集体的股东的时候，这些村民就是村内集体资产的“一级市场投资人”。所谓村民变股东就得这么变，使农村集体就变成村级资产管理公司统一对外。需知，只有构建村级组织的集合谈判能力，才能形成作为市场经济制度基础的有效契约。
然后才是“二级市场”——由村集体作为资产管理公司统一对外进行货币化交易。这个以村为单位招商引资的“二级市场”主要由社会投资人来投资。
接下来才是“三级市场”，我们需要把资源性资产的增值率测算出来。比如造了一片林子，正常的树木年轮在一年内扩张8%，意味着林木资源年增长率8%；这比现在金融市场上所有的投资品——就正常投资的话——收益率都高！那为什么农村不能进入资本市场？国家限制。所以，如果是一个村子里有资产管理公司，村里的地面上长了多少树、一年增值多少，计算出一个数字，然后把它切成可拆细的交易品，难道不可以进入资本市场吗？如果不限制，这些方法早就把农村资源搞活了！某些财经官员只承认金融期货等等他们所认可的资本品是可以交易的。但是，还有大量农村资产进不了资本市场。只有搞农村资产的“一级市场”、“二级市场”、“三级市场”才能承载过剩金融替代负债财政。这些方法我在80年代就设计并且试验过了。
今天我们大家面对如此庞大的一个金融泡沫，有没有避险可能？有啊。如果老家还有田、还有山，把你现在在大城市里跟从泡沫化的过程所形成一点儿“余钱剩米”，拿回老家去巩固自家的资源性资产。千万别被人忽悠了。最好形成一个本村自主的资源货币化，把本村的山林、田地资源性资产自主完成货币化之后村集体组建资产管理公司，就可以对外交易形成“二级市场”招商引资的谈判主体。
其实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对这些方法表现了很大的积极性，部分原因是地方政府财政负债过高。但以前的地方政府却很排斥这些方法，原因是地方政府财政更愿意直接去发债覆盖公共建设开支。地方政府搞生态文明、搞扶贫、环保等等，哪个不是公共品？这些支出全都靠财政的结果就是财政负债过高。我现在提出的做法，就是用过剩金融替代高负债财政。让各种社会投资人加入地方资源性资产的资本化交易。
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风险，我的设计是：村集体既是发行人，也可以作为回购商。也就是说就当社会投资人在地方性资本市场交易失败的时候，不能让交易者承担全部责任——怎么进入，怎么退出，对吧？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能够形成一个解释逻辑。我的设计是村集体是最初的做市商，倘若资本化交易出现问题的时候，村集体仍然可以按其担任做市商时期的初级定价进行回购，这就保证了投资失败者不至于血本无归、还可以得到部分的补偿，投资失败者就可以自由退出市场了。之所以设计让村集体作为最后的回购商，是因为所有的资源性资产都在村集体的地面上，资源性资产的产权是以地域为边界的。
个人认为，这样一套制度设计及其解释，对中国现在化解危机有重大的政策意义，可是问题在于真正搞决策的人是否能听懂。因为金融决策者都不做农村研究，而做农村调研的又基本上不做金融研究，所以这事就很有点困难。
在国内资源性资产尚未完成资本化的情况下贸然开放无异于引狼入室
核心国家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人们都在谈“普惠金融”。我认为中国金融本身作为国家政治强权向货币赋权形成的信用工具，其信用来源就决定了必须体现普惠。
诚然，国有金融产生于国家主权赋权形成信用，虽说不能要求私人金融实行普惠制，但私人金融运作的货币也是国家赋权形成的信用，即使私人金融可以不体现普惠原则，但国家仍有权控制金融政策。因此，国家的整个信用体系，包括国债和货币，都是体现国家意志的工具。
我认为，中国跟美国之间的最大冲突不是“贸易战”，而是在“金融资本”的问题上的制度冲突，
是否缓解，最终取决于双方能不能形成不同体制之下各自的合理性表述。对中国来说，这就意味着话语建构。可是，我们当前的这套表述——也就是现在官方主流的意见，属于一般业务层次考虑——认为我们国家的股市上交易的资金太少，因此在政策上要全面开放才能增加流动性、主要是要对外资开放金融市场。
这套表述没有把乡村的情况纳入考虑，即中国还没有完成货币化的资源性资产需要主权货币来自主完成。所以，如果把农村考虑进来就会发现，我们国家用主权货币和主权债券——这两个信用工具——来自主货币化、资本化我们的资源性资产的过程尚未完成。倘若在这种条件下贸然开放金融市场，那就意味着我们国家放弃了主权货币体系在国内扩张所能够形成的竞争优势，而使得资源性资产货币化的收益被外资占有。
苏联解体就是一个例子。
苏联东欧因为是国家解体，最大的损失就在于没有进行本国的资源性资产货币化！因为，苏联原来一直是实体交易，就是各国工农业产品相互交易、不是通过货币做交易。所以庞大资源性资产在苏联解体后，被西方货币滚滚进入，然后占有了资源性资产的货币化收益，这么巨大的收益导致西方国家在90年代陡然崛起。然后美国成立NAFTA，欧洲成立欧盟，而俄罗斯就从此就穷下去了。
中国就是接受1991年苏联解体这一事件的教训，从1992年取消票证制度，开始相继开放了证券市场、开放期货市场，然后增发货币使之成之为真正的货币，国家开始进入金融经济，并且是仍然维持金融主权的。直到温家宝时期跟美国人谈判都明确讲，“货币主权是一个国家的核心主权，我们承诺人民币对外开放，但我们不承诺时间表”。不像现在。现在最大的问题、最大挑战是什么？就是现在的金融开放政策。这个被主流热捧的金融政策绝对不可能有效地缓解股市危机，很可能是最后成为捅破泡沫的那个扳机。
我们应该有自信在中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当讲到中美今天的贸易战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自信告诉大家，完全可以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只要我们仍然把持着我们对主权货币和主权债务的控制，就完全可以自主的完成国家资源经济的货币化，维持经济稳定增长。
假如按我刚才讲到的农村资源按照“三级市场”设计，就可以把本来过剩的金融资本有效地引导到地方的产权交易市场，让地方政府大部分都可以在产权交易市场上获得税收，也就不必非得通过让渡税收而引进外商。现在，地方政府都存在高负债，还能怎么办？所以骗税、买税、借税等等各种手段层出不穷，亦或者地方政府只能向下压税，一直压到村这一级！上级政府如果只是采用搞稽查的方法，无异于只能治标、无法治本。况且无论怎么稽查，到处都在弄虚作假！
只能治标、无法治本，可能是因为政府决策的基本思路有偏差。这就会导致一系列问题，首先就会发生各地基层的道德风险问题。道德风险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部分是由经营风险转化的，部分是由外部压力转化的。其次出现的问题就是大量的监督成本，就像网上的漫画——“督导”一下，就是七八个人监督一个干活的。这就跟当年我们讲三农问题的时候，“七顶八顶大盖帽管着一顶破草帽”的道理是一样的，谁还能给你干活？
结语：梁漱溟说过“自毁甚于他毁”
我现在的身份只是一退休老头，已经脱离了这些单位，应该不至于让别人因为我的言论受连累。过去发生过这种事，当年朱老板当政的时代，我提出批评意见，结果是撤单位！拆庙赶和尚，大家跟我一块受罪，这就很尴尬。
所以我今天也不过就是告诉大家，其实中国话语权完全可以靠我们自己来重新构建。中国政策体系完全可以有效地来调控现在的宏观问题。中国新时代的经济发展仍然是有很大空间的，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在这场竞争之中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如果我们还按照西方自1980年代以来构建起来的所谓“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来改造现在的政策，自以为是接轨的，而恰恰可能是自毁的！
早在二三十年代民国时期中国知识界全面转向西方的那套所谓思想体系、理论体系、教育文化体系，乃至于社会经济体系的时候，梁漱溟先生就曾经说过“自毁甚于他毁”，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内伤。他说，因外力的打击，导致我们自己要奋力对抗而激进，形成自毁造成的代价，往往是甚于他毁的。但那是梁漱溟先生早期的说法；到50年代全盘苏化以后，他最终只能是走入佛门——从20年代入世的儒家社会改良，转为出世的佛家四大皆空。我现在也快了，正在逐渐遁入空门，不再与过于偏斜的主流去打交道了。
好了，谢谢。
【提问环节】
现场观众：我最近在看美国政治家伯尼·桑德斯的新书《我们的革命》，桑德斯是美国的社会主义学者，就是民主党那个总统参选人。另外我也观察到英国工党党魁柯宾，属于极左翼。然后伯尼·桑德斯也是美国的社会主义。而从我在美国和英国的观察来看，就是西方国家至少是美国和英国的中下层人民，他们对某些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些东西是相当认可的，而且形成了这种草根民主。草根民主，就是相对于类似希拉里这种通过大财团资助进行的选举，他们只有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这样一个小额度的捐款，从而把这些类似伯尼·桑德斯的政治人物推向前台。
所以我一直在考虑的是，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这种转向是否是一个巨大的信号？转向我们所坚信的社会主义？从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的一些自由经济的危机，其实这些国家始终要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包括引发的来自于中下阶层民众的挑战。这个挑战很可能会改变下一个阶段的人类发展方向。某种程度上，西方左翼现在所提倡的以及社会底层的一些声音，跟我们所坚信和提倡的国家社会理论是非常接近的。
温铁军：不能这么比较。这么比的话，你会又陷到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的大框架内，跳不出来。
换一个角度，什么意思？就是中国早在秦汉之际就告别了所谓西方意义的封建制，我们开始进入到了一个集中制的政治国家，这个集中制国家的社会是双层社会。早期国家的所谓法制是“礼不下庶人”，王权赋予的正式制度只到县这一级，自秦设郡县以来，中国几千年就是郡县制，郡县制不是我们教科书表述的那个封建制，封建社会的政治基础是分封制的，我们早在秦汉大一统皇权建立之后就不以分封为主了。郡县以下的乡村是自治社会，自治社会跟上层社会之间的对接靠的是儒家思想。例如，官员丁忧就要返乡三年，中下层家官员的家眷大都在村里边，无论是被贬还是退休，都得回村。
所以中国历史上实际上实行的是上下两层文化对接，治理上也是上下两层分别治理，郡县以上官方的治理和乡土社会民间治理是两套，因此这跟西方社会完全不一样，这种体系我们已经维持了几千年。所以只要乡村存在，中国传统文明就存在，而不是政权更迭，这是第一。
第二，历朝历代的政治家们寄希望政权体系长期维持，靠的是什么呢？是孔子在两千五百年前提出的“共产主义”，可以叫做“儒家共产主义”，是儒家的理想国，它不是乌托邦，孔子提出的是“大同”。就是《礼运·大同篇》早在两千五百年前最早地把人类的基本理想社会描述清楚了。汉代提出“独尊儒术”。历朝历代政治家都必须以儒家孔子的思想来治国理政，所以思想上修齐治平，政治上民贵君轻。这套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是历来存在的。何况，每一个新的帝王必须均田免赋，也就是说，平均资产这件事情不是西方提出了共产主义，也不是东方社会主义，而是中国历朝历代都要做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上下层社会不是封建礼教，而应该叫做“儒家思想贯通上下层社会”。并且上层社会对下层社会最大的稳定政策就是“均田免赋”。到了本朝1949年均田，到2006年才免赋，在这一点上比历朝历代并不强到哪去，甚至可能还略差一筹。
在这些事情上，我不太主张用西方的那套意识形态来描述，更主张用东方的、我们自己的几千年文明传承来做描述，这样我们才能建立完全不同的、有话语权意义的对话。否则如果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纳入到西方的话语体系中，对不起，那不是我这种年纪的中国知识分子要考虑的问题。
所以，当我对西方基本了解以后，我极力主张建立“东亚知识共同体”！尽管这是很孤独的斗争，但这也必须做。只有“东亚知识共同体”承上启下，才能够理解什么叫做“东方”。
更何况，我们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原住民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亚洲是世界唯一的原住民大陆，我们没有被殖民化。只是最近的一百年，因被外侮沉重地打击了，所以新文化运动激进自毁——过去的文化都是落后反动的，提出要全盘西化；30年后到了1950年代又变成全盘苏化；再过40年到1990年代变成全盘美国化。
总之，无论美化苏化，这一百年的过程是我们都是因西化而造成的“无能+无耻”。我自己作为知耻而后勇的知识分子——首先知道是我无能、接着知道我无耻，才能站出来说“我们今天要重构话语”。
没见到有几个知识分子愿意承认自己既无能又无耻。我是承认自己是既无能又无耻的。
现场观众：就是很简单地说，大家都知道要“把行政权力关进笼子里头”……
温铁军：这又是个西方话语。
现场观众：我也一直很长时间思考，如何“把资本的权力关到笼子里”，您可以谈谈吗？
温铁军：我们国家是政治吸纳资本，政治吸纳社会，政治吸纳文化，政治吸纳教育。我们国家是一个政治吸纳型的体制。所以所谓的“资本关进笼子”，首先要做区别，你指的是私人资本、外国资本，还指的是被政治吸纳了的国家资本？
现场观众：其实无论是产业还是金融，这其中的资本构成错综复杂，就很难明确区分出私人资本或者是国家资本。
温铁军：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资本就在政治之内，所以实际上政治是通过政治权力在扩张政治化的资本，也因此用政治进行节制资本的可能性就极小，因为它不能节制自己，于是乎就连带着把其它的外国资本和私人资本都放开了。所以现在就有了新时代的政治深化要求——所有的企业都必须先建立党组织。这样做的目的，除了规范政治自身吸纳经济所形成的国家资本之外，还要尽可能地规范其它的资本。当然这个过程，不知道最后结果会怎么样。
但是，“节制资本”这件事情从孙中山就开始就明确讲，直到现在这个理论也是很清楚的。为什么要“节制资本”？就因为从一开始，也就是在新中国工业化之初，我们国家的资本要素几乎为零——就是资本极度稀缺到零的程度。因为民国时期的那点国库黄金，全部被国民党政府带到台湾去了，所以实际上我们建国后发行货币没有储备，只能是国家以政治强权向货币做赋权的依据，只能是靠着战争打出了一个革命政权的权威是无限大的，所以用它来形成货币信用的依据。因此中国金融资本从一开始就内生于国家政治，所以政治吸纳资本就成为了必然趋势。我们国家的资本不是政治外生的，这跟美国不一样，美联储是私人银行家组成的机构，是金融资本家联合起来左右国家政治，但这也表明美国的资本不是政治内生的，而我们的金融资本，乃至于我们的产业资本是属于政治体制内生出来的资本。因为我们原来是资本为零、甚至资本为负，所以在资本极度稀缺的条件下，直接将国家政治转变成资本积累的工具，或者将政治与国家资本直接融合，也就是说只有当政治与资本直接结合的条件下，资本积累的过程才是快的。
好了，再进一步讲“社会资本”，那就是当我们1980年代开始发展乡镇企业的时候会发现：村镇一级在资本要素为零的条件下，也可以迅速地跨越原始积累，并且不产生血腥、屠杀和其他种种罪恶。也就是说，农村工业化也是在短期内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原因就在于“产业资本社区化”。村里的每个人去本村企业做工拿的是工分，连现金工资都拿不到，而劳动力所需的最基本生存福利条件已经在土地上托付着，所以都是生产队的社员，人家下田地劳作的人拿的工分比进工厂工作的人拿的工分要高，因为人家风吹日晒，你们在车间里边劳动条件好。所以村办工业的劳动力的超额剩余完全被社区占有，农村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迅速完成，这就叫做“资本社区化”。
东方的资本原始积累和西方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述的观点在内，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节制资本”这件这件事情，尽管是由比较西方化的孙中山提出的，但在为什么我们对国家资本“不那么”节制？当然我们节制方式也有不同，我们是靠党治、靠纪检、靠各种各样的审计稽查来完成。并不是不节制国有资本，以前对于对私人资本是无法节制，现在开始要求私人资本纳入党治，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体系正在自我不断地调试着，到底什么时候能真正的、有意义的完成对资本的节制？还得再看。
总之我今天说这么久，希望各位以后能有这样的一个思考角度——我不是一个用西方话语来思考中国问题的人。好吧？今天就到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