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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2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主办的“‘全球变局下中国如何应变’人大重阳·迎春论坛2022”在京召开。以下为人大副校长、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理事刘元春教授的演讲实录：
每到这一个新春之际，我们都要进行展望。虽然在这样的一种疯狂变化的世界中，展望本身往往都会成为不确定性的因素之一，但是，我们依然会在这种期待中对未来进行分析与把脉。
首先，回顾2021一年，中国整体的发展依然延续了新冠疫情以来的疫情防控、经济建设“双领先”格局，这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取得的伟大的胜利。
“双领先”不仅体现于中国在全面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所取得的这种状态，同时中国坚守了全面领先的一种地位。在疫情防控方面，中国累计的感染人数是13.7万人，累计死亡人数不到6000人。世界范围感染新冠肺炎的累计人数是6.67亿人，死亡人数是561万人。这两个数字的差距，的确展示了各种疫情防控模式下的中国抗疫模式以及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这已经成为世界范围的一种共识。
在经济上面，中国取得了8.1%的实际GDP增长速度，世界2021年的实际GDP增速预计达到5.5%，填平了2020年以来整个世界经济的缺口，中国依然是大国中间唯一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在2021年经济增速排名前20个国家里面，能够超过中国的只有2020年经济发生重大危机的几个国家，如阿根廷2021年的增长速度达到了10.0%，土耳其达到了9.5%。但是，这些经济体在2020年都遭遇了极度经济危机，经济增速出现了超过两位数的下滑，与中国的这种经济增长幅度没有相比之处。
中国经济在8.1%增长速度的基础上，经济总量首次超过110万亿元，达到了114万亿元的历史新高。将经济总量折算成美元，中国经济总量达到17.7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体比例达到18%；预计中美的GDP比值将会从去年的71%快速上升到今年75%的新台阶；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均GDP达到了1.25万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这个历史新高很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全面超过了世界平均GDP水平，同时全面地接近世界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DP门槛值。按照世界银行目前最新公布的数据，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是人均GDP达到12700美元。因此，如果预计中国2022年实际GDP增长速度在5.5%左右，那中国可能在2023年左右就会迈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这就较我们以前所预计的提前了整整三年。
综上所述，总结过去，从与世界对比的角度来看，中国无疑取得了“双领先”，无疑取得了一个大丰收。
其次，2022年整个世界一系列的深度问题到底是什么？
第一，依然是新冠疫情的蔓延，及疫情蔓延带来的不确定性。这可能是大家的共识，这种不确定性集中体现在以奥米克戎为代表的病毒变异方向，以及人类可能在2022年面对新冠疫情出现的拐点性变化。
近期，《柳叶刀》等很多权威杂志上发布了许多重量级专家的分析，这些分析很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新冠病毒变异和它的优选毒株的持续出现，直接导致新冠病毒与人类基因的融合度全面加强，从而导致新冠病毒的性质有可能发生质的变化。因此，一些文章预测，很可能到今年3月份，会出现新冠病毒传播中间的一个拐点性变化。这个拐点性的变化是说，奥米克戎从传统的肺部疾病演变成真正的上呼吸道疾病，这会直接导致我们在以德尔塔毒株为代表的旧新冠病毒三个核定标准上的全面更新，这可能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奥米克戎病毒所体现的六大特征对于未来世界范围内新冠病毒的传播路径、传播性质和对社交等各类的影响将会发生质的变化，这个质的变化不是简单的新冠病毒的缓解，而是体现在2022年世界不同国家地区在疫情防控上的全面的K型变化。
发达国家可能在全民免疫和医疗条件的支撑下，进一步向常态化发展；但是在依然以德尔塔病毒为主体和疫苗使用不足的一些国家中，疫情将继续造成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从而使病毒全球大流行转变成区域流行，从世界性问题转变成区域性的问题，给世界带来更加分化和不平衡的严重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会加剧我们的经济社会在国际层面上的冲突。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里面有各国防疫政策的不对称、有疫苗分布的不对称，以及疫情分布的不对称，使世界难以同步采取同样的政策来应对疫情。这实际上是2022年我们在疫情防控中可能要面临的超级不确定性。当然，对中国而言，我国和欧美在疫情防控政策上的“水位差”将会前所未有地达到一个新高度，从而对我们带来极度的压力。
这是一个大家的共识，但是对于这种共识背后的一些详尽逻辑，特别是病毒变化对经济、政治冲击的这种详尽逻辑，大量的研究团队没有进行全面深入的交叉研究，实际上还没有做出很好的研判。所以，比起2021年疫情带来的惊讶性的冲击和超预期的冲击，也许在2022年大家所感受的这种超预期特性还会更强烈一些。这是我们在最近研究里面所得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心得。
第二，全球经济复苏放缓，利益分化带来的社会内部冲突会上升到新高度。这也是大家的共识，大家一致的共识是在经济增长放缓中，全球经济将再次出现“K型”复苏。“上山容易，下山难”，我们在疫情救助过程中，实际上是在用大规模的赤字和大规模的货币发行来对冲疫情冲击。各国政府的目标很单一，就是为了在疫情中生存，让经济和社会不至于在疫情冲击下崩溃，因此，各个国家都采取了超常规的货币与财政政策。
那么，这些政策在层层加码过程中间，它的决策具有共识性，行动具有一致性，目标具有单一性。因此，虽然艰难，但是相关政策实施起来并不像大家想象得那么难。但是，当大家发现病毒对生命不再构成重大威胁，在大家未来预期偏好这样的状况下，也将恰恰是大家利益分化、目标分化、行动分化的一个时间节点，从而也是社会冲突进一步加剧的一个可能的战略时点。
因此，对于政策的松与紧、对于救助的松与紧、对于疫情防控的松与紧，各国内部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会出现不一致；世界不同经济体之间，他们的政策定位、利益诉求也非常不一致。那么，对于这些不一致，和人类在疫情威胁放松后所体现出来的自利的这种天性，各自为政的这种天性，又会在后疫情时代全面展现出来。这种不一致带来的不确定性是我们要进一步去认识的。
“K型”复苏的幅度到底有多大？目前IMF、世界银行、OECD、联合国以及国内的很多团队已经对于全球经济复苏进行了很多展望，当然这些展望应该说是在一般情景假设下所展开的一种逻辑分析，但事实上，我们会不会遇到在“K型”复苏中间所出现的“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这里面的“黑天鹅”和“灰犀牛”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世界面临的这种高度分化、高债务、高杠杆结构。我们面临的高度分化的社会现状会不会因结构性的崩塌而引发我们在政策退出中，系统性问题的出现？当然这些研究都是依存于我们对于疫情不同的假设上所得出的。如果疫情又出现超级变异，那就出现了宏观分析中的非预期变化，那结论就会不同了。
第三，世界范围内的收入分配问题。在2019年我们所梳理的世界十大难题里面，世界经济长期停滞所带来的四大问题中，收入分配的恶化是第二大超级问题。新冠疫情发生两年之后，收入分配问题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加速恶化了。经过两年的疫情冲击，全球的2750名超级富翁控制的财富比疫情前上升了1个百分点左右，达到了3.5%，而1995年这个比值只有1%；10%的富裕人群控制了全球60%-80%的财富；更重要的是，在这两年里面，全球有9700万人又陷入了极度贫困，欧洲贫困人口增加了10%，世界银行预计全球极端贫困人口重新回升到7.3亿人。
2020年3月份至2021年11月份，全球最富有的十个人的财富总额上升了7000亿美元，达到了1.5万亿美元，是全球最贫穷的31亿人口财富总和的7倍。为什么富得越富，穷的越穷？直接原因就是各国政府在疫情救助中采取了大量的金融资产购买以及大量超常规货币政策，直接使金融市场价格水平得到了全面的提升，从而有利于富人财富进一步的积累。例如，2021年全年标普500指数上升了27%，道琼斯指数上升了18.73%，纳斯达克指数上升了21.39%，凯斯－席勒房价指数在去年上涨了18%。
因此，在美国的投资界和富人界，如果去年的财富没有增长20%，那就是失败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全世界的失业率依然很高；同时劳动参与率下降，大量民众退出了就业市场；很多国家的小时工资数没有得到有效地提升。我们国家的数据也出来了，中国去年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9.1%，但是我们的名义GDP增长速度是12.8%。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工资性收入增长只有8%多一些，但是投资性收益却增长了15.3%，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只增长了5.5%，其中北京地区对低收入的转移支付只增长了3.5%。由于救助政策的这种不均衡性，直接带来的再分配效应是很强烈的。这一轮的收入分配的问题面临的是传统福利社会、传统凯恩斯主义政策，以及传统社会主义政策难以解决的新问题，尤其是中产阶级的消失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收入分配问题是雪上加霜。
收入分配问题给后疫情时期整体需求回暖带来全面的障碍，也对全世界社会整体的包容性、社会的整合性带来了全面的障碍。新冠疫情本身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病毒，但是它又使传统的社会问题、人类的一些本性的问题进一步得到释放，所以这是一个超级问题。
第四，信用货币下的债务问题。去年全球债务水平上升了25个百分点，全球债务率达到了280%。中央政府债务率中，委内瑞拉是最高的350%，日本的政府债务率是240%，美国的政府债务率达到140%，全球债务总量达到了281万亿美元的新高，全球的债务率在2021年底已经全面超过二战结束时也就是1945年最高时的水平，现在还要比当时还高五、六个百分点。人类历史上解决高债务率有传统的四大方法，即通过战争、通货膨胀、债务减免、内部的协调，除去战争，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通货膨胀法。但现在大家就会有疑虑，这些传统模式能不能解决目前的这种债务问题？
以目前的这种国际多元分化的体系，要想在债务减免和内部协调一致上面达到宏观一致的债务政策，基本是不可能的。因此，这里面马上就会面临的一个问题，世界经济当前在这种高债务状态下运行，已经造成了通货膨胀，如果用通货膨胀法解决债务问题，后面的货币政策的常态化过程会不会引发世界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讨论，特别是美国的几个重量级人物都提出美国可能会面临历史上第四次的超级金融危机。同时，目前IMF也预测，60%的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美元债务的风险敞口已经达到了新的一个高峰，很多新兴经济体政府难以为继。这也是我刚才讲的“上山容易，下山难”，举债的过程很快，去杠杆的过程很有可能不是缓慢下降，而是从悬崖上向下跳，这个惊险的一跳可能带来的冲击是大家要全面考虑的。当然，这里面由此产生的一个就是大家对于超级通货膨胀的恐慌。
可以认为当前世界经济的问题全面延续了从2008年以来，经济长期停滞下深层次的逻辑问题。这些问题在疫情中间不仅全面恶化，同时还增加了新的一些机理，即格局性的变化、结构性的脆弱上升到了一个历史新高。因此，2022年，我们所面对的风险不是像一般所想象的传统经济复苏中的风险，也不是像我们以往所分析的经济分化中一般的风险，而是多个结构性、趋势性问题，叠加新冠疫情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利益冲突问题交织在一起。
从上述几点出发，对于中国战略定位的反思可能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果新冠疫情、经济复苏的拐点全面显现，我们在未来就必须要调整战略思路，在分析中国定位时需要更加全面地思考，特别是在一些深度的数据挖掘，在一些利益格局逻辑的挖掘上面，要有更新颖、更有洞见的思路。中国疫情防控、经济发展“双领先”是过去两年巨大成就的总结，但是我们也要做好准备，积极勇敢地面对下一步可能会面临的全面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