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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建立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也对财政税收理论作了系统的研究。主要贡献：
（1）斯密原则上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他特别反对重商主义，也批评重农主义，在他看来，应该废除一切特殊的或限制的制度，树立起最明白而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认为国家的职能主要有三项：第一，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其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也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益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补偿所费而有余，但代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斯密把一国的经济分成了私人和公共两大部门，市场经济及其体制的差别会在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比例、赋税征收项目和方式、对外贸易制度、银行信用制度等方面表现出来。斯密主张支出节俭的“廉价政府”，他认为，国家所必需的费用须有其合理的收入来源，各项费用应该由受益人分别负担，从而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长。
（2）斯密分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和税收的原则。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和公债。亚当·斯密反对政府在乎时举债，因为债权者贷予政府的资本已经不是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而是用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了。当公债增大到某种程度时，几乎没有道德地完全偿还了的实例。税收的来源不外是工资、利润、地租等三种收入。最适合课税的是地租，因为地租是地主寄生性的收入，向他们征收不会影响社会生产，也不会转嫁给他人。同时，斯密也不反对对工资和利润课税。他提出了公平、确定、便利、经济四项税收原则。
大卫·李嘉图的财政经济思想集中反映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中。李嘉图的财政税收理论虽不像斯密那样完整和系统，但对税收问题也作了进一步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并继承了亚当·斯密的精华。李嘉图认为，税收来自劳动产品的价值，“赋税是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产品中由政府支配的部分；它最后总是由该国的资本中或是由该国的收入中支付的。”同亚当·斯密一样，李嘉图也同意政府财政支出是非生产性的：政府税收是用于政府支出，因而也具非生产性；税收具有妨碍生产和耕种的通病，给生产带来负担。“任何形式的赋税，都只是流弊与流弊之间的选择问题。它要不是影响利润或其他来源，就一定会影响支出。”因此，李嘉图认为，“最好的财政计划就是节流，最好的赋税就是税额最少的赋税”。让·巴蒂斯特·萨伊特别推崇亚当·斯密，所以在其《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以通俗形式解释斯密的经济学说，是最早将古典经济学庸俗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法国的西斯蒙第虽然批判亚当·斯密、李嘉图、萨伊、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麦克库洛赫等人所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尤其是批判李嘉图的学说（对古典经济学的怀疑和批判是以李嘉图为靶子），然而却是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约翰·穆勒是李嘉图学说的积极拥护者，其《政治经济原理》从一定程度上说，就是对李嘉图学说的解释和发挥。穆勒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四分法（生产、分配、交换、消费）。
3.近代主要学者的主要财政思想观点。被西方财政学者称之为德国财政学界三巨星的洛伦茨·冯·施泰因、阿尔伯特，伊伯哈德·费里德里希·谢夫莱和阿道夫·瓦格纳建立了社会政策的税收理论体系，是代表社会政策学派的财政学家。除此之外，近代著名财政学者还有皮科克（Peacock）和威斯曼（Wiseman）两位。
（1）洛伦茨·冯·施泰因认为国民经济与财政是一种有机的循环关系。他提出了国家经济循环和财政本身是“再生产自行消费的经济能力”理论。在此理论基础上，又提出了“税收再生产理论”，即“负税力产生税收，税收产生行政，行政再产生负税力”。同时认为，国家财政在行政方面有三大职能：一是对国家生活予以节度；二是维持国家生活的秩序；三是由其本身“再生产”自行消费的经济力。基于第三种职能，施泰因提出了国家经费开支的生产性和税收再生产学说。主张国家为共同欲望负起课征税收和管理税收的责任，赋税额应和国家向人民所提供的物质资料和服务相等。赋税不得阻碍个别资本的形成。由各自资本形成的担负赋税的经济力量就是国家财富。所有的人应向国家纳税，而国家应该对所有的人们提供物质资料与服务。当这种投入与产出形成有机循环且健全有力时，国家经济力就会增大。
（2）阿尔伯特·伊伯哈德·费里德里希，谢夫莱根据国家有机体学说，阐述了他的税收理论。他把税收解释为个别经济基于其作为社会一员的义务，为公共团体支付公益经费所共同分担的财务，国民不论是否从公共团体享受利益，均应纳税。谢夫莱主张按照纳税能力作为课税原则。谢夫莱以国家有机体理论为基础，从赋税与社会经济的相互联系上，来认识国民经济，研究赋税理论，这对社会政策学派起到了先驱的作用。
（3）阿道夫·瓦格纳把社会经济组织分为“个人的经济组织”、“共同的经济组织”和“慈善的经济组织”三种。财政是“共同的经济组织中由权利共同体构成的强制共同经济”。并据此提出了新的国家职能观。认为国家的职能应包括发展文化教育和增进社会福利，国家应为“社会国家”。认为“所谓租税，从财政意义上讲，就是公共团体为满足其财政上的需要，凭借其主权，作为对公共团体的事务性设施的一般报偿，依据一般原则和准则，以公共团体单方面所决定的方法及数额，强制地征自个人的赋课物；再从社会政策的意义上说，所谓赋税，就是满足财政上的必要的同时，或不问财政上有无必要，以纠正国民收入的分配及国民财富的分配，借以矫正个人所得与个人财产的消费为目的所征收的赋课物”。并从税收可以矫正个人所得和财产分配的思想出发，设计了所谓理想的租税体系。同时提出赋税九项原则（其中包括社会正义与社会政策原则）。瓦格纳（1882）通过对19世纪的许多欧洲国家和日本、美国的公共支出增长情况的考察，提出了“公共支出不断增长法则”，或称“政府活动扩张法则”，又称“瓦格纳法则”。即，他认为一国政府的支出与其经济成长之间，也就是政府职能的扩大与国家所得的增加之间存在一种函数关系。即随着国家职能的扩大，随着经济的发展，就要求保证行使这些国家职能的公共支出不断增加，日益充裕。瓦格纳还认为，只要符合国家职能的要求，即使出现暂时的财政不均衡也无妨。利用公债举办公共事业是可行的，条件是它将来带来的财政收入增加额能抵消这些公共事业的费用。
瓦格纳把导致政府支出增长的因素分为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所谓政治因素，是指随着经济的工业化，正在扩张的市场与这些市场中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会更加复杂，市场关系的复杂化引起了对商业法律和契约的需要，并要求建立司法组织执行这些法律。这样就需要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提供治安和法律设施。所谓经济因素，则是指工业的发展推动了都市化的进程，人口的居住将密集化，由此将产生拥挤等外部性问题。这样就需要政府进行管理与调节工作，需要政府不断介入物质生产领域，因而形成了很多公共企业。此外，瓦格纳把对于教育、娱乐、文化、保健与福利服务的公共支出的增长归因于需求的收入弹性，即随着实际收入的上升，这些项目的公共支出的增长将会快于GDP的增长。但瓦格纳关于公共支出增长的含义究竟是指绝对增长还是相对增长，在当时并不清楚。后来，其追随者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其内容可以归纳如下：政府支出的增长幅度大于经济增长是一种必然趋势；政府消费性支出占国民所得的比例不断增加；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所得的上升，公共部门的活动将日趋重要，公共支出也就逐渐增加。导致财政支出增大的原因主要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原来由私人部门进行的若干活动，逐渐地由政府办理；人口的增加，城市的迅速发展，各种矛盾的激化，使得政府的一般行政、公安司法、经济管理、社会协调等方面支出扩大；由于某些投资所需财力较多，或出于调节经济活动的需要，政府就应参与投资、调控；随着国民所得的增加，政府对文化、福利方面的投资将会成倍增加。瓦格纳法则由于适应了当时俾斯麦政府强化国家机器，扩大干预经济，以加紧对内镇压、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政策的需要，从而成为包括德国在内的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推行帝国主义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
4.现代西方财政学理论。现代西方财政学者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凯恩斯、庇古、维克赛尔（Knut Wicksell，1896）、林达尔（Lindahle，1919）、鲍温（Bowen H.，1943）、布坎南（Buchanan J M，1949）、理查德·马斯格雷夫（1938；1959）、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1962）、皮科克（Peacock，1961）、威斯曼（Wiseman，1961）、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aein，1980-1990）、彼德·戴蒙德（Peter A. Diamond，1965）、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g Mbraith）、哈维·罗森（Harvey S.Rosen，1991）、斯蒂格里茨等。
来源：《财政与税务》2011年第4期
责任编辑：奇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