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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水平对地区收入差距作用的统计评价(下)

http://www.newdu.com 2018/3/8 《统计研究》2011年第2期 金双华 参加讨论

四、经济发展与人均财政支出的关系
    这里我们以各地区人均G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人均预算支出、人均非福利支出、人均福利支出以及人均教育支出、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人均医疗卫生支出、人均城乡社区事务、人均农林水事务等指标与人均GDP进行统计评价,进而分析各类财政支出的地区差异问题。进行统计评价的指标主要有均值、标准差、变异系数、最大值、最小值、极差和极值比。下表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的数据,计算得出2008年各地区各类人均财政支出的情况。
    可以看出,从变异系数来看,各地区人均GDP的变异系数为0.585,人均预算支出的变异系数为0.564,略小于人均GDP的变异系数,但财政非福利支出的变异系数为0.599,财政福利支出的变异系数为0.542,说明财政福利支出对非福利支出形成的地区差距有一定的改善作用。从具体财政支出的情况看;人均城乡社区事务的变异系数最大是1.141,远大于人均GDP的变异系数,说明该项支出的地区差距比较大,但我们注意到上海的数据较特殊,如果去除上海后,变异系数为0.871,地区支出差距缩小的幅度较大,即使这样该类支出最需要引起重视。人均教育支出和人均农林水事务的变异系数分别是0.448和0.433,说明这两类支出的地区差距与人均GDP相比有一定程度的缩小。人均农林水事务的变异系数最小,但也达到了0.433。从极值比来看,人均GDP的极值比为8.253,各类财政支出中,只有人均城乡社区事务的极值比大于人均GDP的极值比,其他财政支出的极值比都小于人均GDP的极值比,但极值比的下降程度有限,只有人均农林水事务的极值比下降程度比较大。总体看,相比较人均GDP,财政福利支出的地区差距有一定程度的缩小,但缩小幅度有限。
    通过各地人均GDP数据和财政各类指标的数据,可以看到,除了西藏之外,其他省区市人均GDP与人均财政支出、人均福利支出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可能存在相关关系。为进一步分析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支出的关系,一般做法是根据现有的样本资料建立比较合适的截面回归方程进行分析。我们利用这些数据,计算各地区人均GDP与人均财政支出各指标以及人均预算支出与人均福利支出和人均福利支出各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

可以看到,从人均GDP与财政支出相关系数来看,各地区人均GDP与人均非福利支出的相关程度大于与人均福利支出的相关程度,说明人均福利支出对经济发展水平的依赖程度较弱。从人均GDP与具体财政福利支出相关系数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教育支出、城乡社区事务支出的关系比较密切,与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的关系比较弱,与农林水事务支出基本没有关系。从人均预算支出与福利支出相关系数来看,人均预算支出与福利支出关系非常密切,说明各地福利支出的高低取决于预算支出水平。人均预算支出与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支出、城乡社区事务的相关程度都比较高,与农林水事务支出的关系不密切,结合变异系数和极值比分析,各地财政对农林水事务支出的差距相对小一些。
    总体看各类财政支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比较密切,说明了财政支出似乎并非公平分配的。各地区人均福以出之所以存在如此大的差异,根本原因在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由导致的财政能力差异,也说明本应是缩小收入差距的财政支出、福利支出起到的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十分有限,甚至是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
    五、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财税对策
    

    1.各地方政府较大的财政支出水平的差异,是各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差距的反映。即一部分地方政府必须依靠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才能满足本地区福利支出需求和提供大致相同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分析表明,中国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直接决定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强弱,从而引发地区间财政福利支出水平的差异,所以,建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实质上是通过财力调节的方式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促进政府间权责的对等,增加财政困难地区的财政收入,从而增强其财政福利支出能力,使各地区财政福利提供的基本生活需求保障达到大致均等。加快完善现行转移支付政策,一是必须从法律的高度科学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权、事权的科学界定,是建立规范、有效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事权的界定应该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只有依据法律才能使事权规范统一。二是逐步扩大因素法的使用范围,逐步以因素法替代基数法是我国完善转移支付的首要步骤。科学、准确地确定影响财政收支的因素,合理地确定其应享有转移支付的数额。三是完善过渡期转移支付计算方法,对各地区标准收入与标准支出之间的差额由中央政府全额补助,使各地区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相一致。转移支付应向三农、医疗、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加大投入。可以探索纵向、横向转移支付相结合的模式,东部地区较发达,有条件和义务支持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解决财力不足的问题。
    2.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首先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尝试建立专门的社保基金运营机构,或委托可靠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基金,按照市场规则运营,确保基金保值增值,杜绝贪污挪用基金的现象发生。逐步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调整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落实与完善医疗与失业保障制度、最低工资制度,为广大劳动者提供基本福利保障。适时调高城镇居民各项最低收入标准,包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优抚待遇、最低工资标准等,既调节高低收入的差距,切实保障了最低收入居民的基本生活,又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由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费用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承担大部分、农民承担少部分,如果这种形式推广开来,对于财政窘迫的西部省份来说比较困难。因此,无论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还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建立,都离不开中央政府的财政资助,尤其对西部更要加大投入。
    3.完善欠发达地区廉租住房的资金来源和住房供应。从政府角度看,资金来源可考虑以下几个办法:其一,提高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用于廉租住房保障的比例,近期应达到30%,远期应达到50%。其二,现有的房地产方面的税收收入和其他税收收入的一部分可以定向用于廉租住房建设。其三,加大中央政府对欠发达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特别是对财力相对较弱的地区,增加支持力度。可以根据情况,允许有条件的地方政府适当举债,由中央政府对债务的偿还进行担保。中央政府可以考虑建立和完善住房租赁市场的法律法规,鼓励私人部门向廉租住房投资,将私人部门符合廉租住房标准的住房推向市场。改善欠发达地区廉租房的外部环境,为低收入者居住地区和廉租房区提供较好的交通、教育、卫生、医疗、防灾、安全等条件。政府所有的住房租金应实行低标准政策,并且只能由政府定价。
    4.要合理调整中央所属的国有部门利润分配关系和分配秩序,积极探索省及各市所辖的国有资产收益向全民所有者的转移机制。这部分资金的使用理论上应当选择“全民模式”而不是“成人模式”,即人人有份,这应当是所有国有资产收益使用的最终目标。如果经过人大批准,可以拿出央企的部分国有资产收益,用于欠发达地区基本社会保障的完善。目前社保资金有一定缺口,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农民的社会保障标准还比较低,拿出部分国有资产收益,提高欠发达地区社会保障标准,目前也是合理的。可以考虑用央企利润向欠发达地区低收入者发放的“选择性全民模式”,比如用央企的国有资产收益改革目前的低保,如果将社会分红额定在低保水平上,从公平、效率两个方面来说都是有利的措施。
    5.劳动、教育部门要完善对欠发达地区农民的培训工作。可以考虑将一部分停产或半停产的企业短期内改造成农民工培训基地来承担一部分的培训工作。这些工厂本身本来就有生活设施、一些设备可以利用。师资可以一部分外请,一部分为本厂的技术人员或老师傅。企业可以收培训费,从而还有一部分收入,可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如果这些企业规模不够,可以考虑一些运营好的企业和大型国企也开办农民工培训班,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内保证培训质量,有关部门应该严格把关,通过招投标的方式,让一些有条件的企业提出自己的培训计划与培训科目来参与投标。参与这一培训的企业,都要在网上公布它的培训计划、聘用的师资、培训课程,有关部门应该对培训效果进行检查监督。农民工的培训费用与生活费,应该由政府提供。这种培训方式也可以作为对那些找不到工作的高校和其他各类学校的毕业生培训模式的一种选择。
    6.应考虑在西部地区扩大职业教育,压缩非职业教育。现在,我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对职业教育有了迫切的需求,大学毕业生虽然数量庞大,但是大部分缺乏动手实践能力,很多企业仍然找不到熟练的技术工人。建议财政加大对急需的岗位职业教育的投入,制定有关法律规定企业必须承担职业教育的责任,必须拿出一部分资源,为职业学校的学生提供培训岗位,要明确这是企业必须承担的义务。有两个方法:鼓励民间资本办学,鼓励企业自己办学,解决实习基地难的问题。
    西部欠发达地区可试行职业义务教育。目前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的孩子,都“一刀切”地接受相同的义务教育,而全国许多农村或边远山区的孩子,对在学校里学习知识并不感兴趣,加上考大学无望,那些孩子很容易辍学。与其对他们实行普通义务教育,西部欠发达地区不如对他们进行职业义务教育,可能比普九教育实用得多,毕竟社会更需要有技术、有手艺的人。这种方法很灵活,也很务实,拿到职业资格证书,工作的范围就更宽泛了。
    7.要根据调节收入差距的需要,将财政经济建设资金投向欠发达地区就业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的建设项目,使各项建设项目不仅包括增强经济建设功能,还包括创造就业、增加低收入人口收入的调节功能。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让“中国制造”的质优价廉的服装、鞋帽、小机电产品成为国际市场的畅销货,财政部门、经济管理部门要引导和扶持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特别向欠发达的地区发展,使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热点。政府要鼓励城乡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合法经营活动,发挥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就业主力军的作用。税务、工商部门要完善法律、法规,减少相关的税费收入鼓励创业,依靠创业经济来提升整体就业水平。
    

本文为200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财税政策组合运用对收入分配公平影响的统计评价”(09BTJ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金双华,男,1963年生,辽宁省昌图县人,2006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东北财经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财政税收理论与收入分配。

参考文献
    
[1]Richard A. Musgrave Peggy B. Musggrave. Public Fi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ird Edition [M].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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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李坤英.关于辽宁财政扶贫开发新机制的探索[J].农业经济,2009(7).
    [5]张万强.转移性收入视角下的政府转移支付对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以辽宁为例[J].社会科学辑刊,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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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柯卉兵.我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地区差异与转移支付问题研究[J].地方财政研究,2007(12).
    [8]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2007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9]汤敏.下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应该干什么?[EB/OL].http://blog.caing,com/article/15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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