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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任博弈与税收信任
在两人信任博弈（trust game）中，如果第一人采取行动会增加第二人的收益，但行动的成本由第一人承担，收益由第二人享有，且收益是成本的数倍。当第二人得到收益后，可以将全部或部分收益赠与第一人，也可以不赠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第一人不会做出行动。但Berg，Dickhaut & McCabe（1995）的实验显示，多数情况下第一人会采取行动，且第二人也会将部分收益赠与第一人，体现出人类行为的相互信任。Camerer（2003）从神经经济学（neuro economic）的视角分析了相互信任，指出人类大脑中存在一个检测欺骗的功能区域，当其他人存在欺骗行为时，会激发大脑中的这一功能区域，进而采取惩罚措施制裁欺骗者。如果大脑中的这一区域没有被激发，就会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继续友好合作。
在税收领域，信任博弈的体现就是税收信任。 A-S模型显示，提高稽查概率和处罚金额会增加纳税人的税收遵从程度（Allingham & Sandmo， 1972）。但是，Feld & Frey（2002）的研究表明，对于原本具有较高遵从程度的纳税人，提高稽查概率和处罚金额反而会降低其税收遵从程度。原因在于，纳税人认为政府不信任自己，从而缺乏相互信任的基础，于是采取偷逃税方式进行抗议。Chorvat （2006）进一步指出，在没有外部强制的情况下，纳税行为的诚实可以推演出其他行为的诚实，人们有必要关注税收遵从带来的外部效应。在有外部强制的情况下，纳税行为的诚实无法推演出其他行为的诚实，因为这种诚实可能是不情愿的，外部强制一旦消除，遵从程度会明显降低。
（四）近视偏好、乐观主义与公共政策
近视偏好就是时间偏好的近视，即贴现率随时间呈递减趋势。Ainslie & Haelam（1992）分别针对获得与损失进行了时间偏好实验，结果显示，两种情况下均存在时间偏好的近视：（1）在验证获得时，他们让参与者在现在获得100美元与两年后获得 200美元之间进行选择，多数参与者选择了现在获得100美元。然后，让参与者在6年后获得100美元与8年后获得200美元之间进行选择时，多数参与者则选择了8年后获得200美元。（2）在验证损失时，他们于
Larwood & Whittaker（1977）对72名管理学本科生和48名纽约州制造公司负责人进行调查，当问及智商和成功概率等问题时，在72名本科生中，有10名认为自己的智商和成功概率与平均水平相当，只有2名本科生认为自己的智商和成功概率低于平均水平。在48名纽约州制造公司负责人中，只有18名认为自己公司的销售额低于平均水平。 Ross & Sicoly（1979）也做过类似实验，他们让已婚夫妇估计自己承担的家务占总家务的比重，结果显示，妻子回答的比重与丈夫回答的比重之和超过了100%，说明他（她）们高估了自己的贡献。因此，现实证据表明，人们倾向于高估自己的能力和贡献，存在过度自信和乐观主义倾向。
近视偏好和乐观主义使得人们的决策有悖理性，政府为纠正个人被扭曲的行为，需要采取适当的公共政策，下面文献研究的社会保障政策便是其中之一。
（五）社会保障政策的优化
政府施行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政策有两方面的原因：（1）外在原因。Diamond（2004）认为，个人缺乏自我约束（self-discipline）和自我认知 （self-awareness）能力，无法将收入和支出在一生中进行有效平衡，而社会保障政策则强制个人预留部分收入应对退休后的消费，从而纠正个人行为的偏误。（2）内在原因。Jackson（2006）指出，社会保障政策还是政府进行自我保护的特定机制。当没有社会保障政策时，个人缺乏为退休进行储蓄的外在约束，平时会较少储蓄，当退休时就会面临收不抵支，出于社会稳定考虑，政府被迫向个人伸出援助之手。为避免这类事件发生，政府需建立社保政策进行自我保护。
Thaler（1980）认为，当人们拥有一件物品的时候对它的评价将远远超过未拥有该物品时的评价，即存在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比如，当某人不拥有杯子时对其的评价为10元，当他用10元购得该杯子后，对杯子的评价可能升为12元，即愿意出售该杯子的价格至少为12元。在社会保障政策中，既要关注个人的缴费支出，更应强调退休后个人的社会保障收入，让人们充分认识到未来拥有的收入权利，从而给予社会保障较高的评价。
Lowenstein & Thaler（1989）指出，由于存在系统性误差（systematic errors），与一次付清（lump- sum）相比，人们会低估周期支付（periodic payment）的金额。因此，在社会保障的缴费方式上，周期支付给人们带来的效用损失低于一次付清。
Krishna & Slemrod（2003）验证了数字尾数给人们造成的认知偏误：当税率为39.9%时，纳税人感知的税负显著低于税率为40%时的税负，实际上二者几乎是没有差别的。这一现象为设计社保政策提供了启示，缴纳社保费用时尾数应较大，获取社保收入时尾数应较小。
Ellsberg（1961）曾提出了著名的埃尔斯伯格悖论（Ellsberg paradox）。埃尔斯伯格悖论显示，人们的偏好不仅依赖于不确定的程度，还依赖于不确定的来源，这种现象就叫来源相依（source dependence）。基于来源相依，Jackson（2006）认为，人们偏好于描述清晰、信息充分、资料全面的社会保障政策，因此建议政府尽量细化社会保障政策的各项条款，降低社会公众面临的不确定性。
（六）内在需求的财政调节
人们经常需要在金钱、地位、感情等问题上做出权衡与选择。Frey & Stutzer（2006）认为，人们在预测未来效用时，可能会高估自己的外在需求，比如对金钱、地位、声望的需求；低估自己的内在需求，比如对家庭、朋友、兴趣的需求，导致其做出错误的选择，从而降低未来效用水平。
Frey & Stutzer（2006）从五个方面解释了内在需求被低估的原因：（1）低估自己的适应能力。比如，在没有买中彩票时，认为买中彩票将带来较高的效用，但一旦中奖后，真实的效用却没有想像中的那么高，因为人们已经逐渐接受、适应了中奖的现实。（2）对历史经验的曲解。Kahneman（2003）认为，人们对历史经验的记忆由两个因素决定：高峰时与终了时的感受，这就是著名的峰终定律（peak-end rule）。峰终定律显示，人们在经历一件事情之后，能记住的仅是在高峰和终了时的感觉，而忽略其他过程的感受。（3）决策时的唯理性论。人们在决策时仅关注收入、利润等物质财富，忽略了对家庭、朋友、闲暇的需求，造成决策中的唯理性（金钱）主义。（4）效用来源的直觉论。决策时强调外在需求带来的未来效用，弱化内在需求带来的未来效用。（5）商业效应。商业广告更多地关注外在需求，忽略人们的内在需求。
鉴于内在需求被低估的现实，政府应将公众对未来效用的预测偏差纳入政府议程，更多考虑公众的内在需求，从长远视角提供公共物品、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弥补内在需求的不足，减轻未来效用预测偏差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三、简评
根据对国外行为财政学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一方面，行为财政学的提出为财政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学者们已从多个角度对行为财政学问题展开了研究，其中，在税收遵从、税收信任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上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另一方面，行为财政学尚缺乏自身的逻辑体系和分析主线，有的理论直接照搬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还处于财政学与行为经济学的简单嫁接阶段。在国外相关文献中，与行为财政学高度相关的另一领域值得一提，那就是行为公共经济学（behavioral public economics）。Kanbur，Pirttila & Tuomala（2004）和 Bernheim &Rangel（2005）分别运用非福利主义 （non-welfarist）方法和福利分析（welfare analvsis）方法研究了社会保障、公共物品、公共政策等公共经济学问题，并指出行为公共经济学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未来的研究将围绕优化理论模型、更新数据来源等主题展开。
行为财政学拓展了传统财政学的研究范式和分析视角，不仅在理论上是一个全新的、尚待发掘的领域，在实践中也具有重要意义。国外行为财政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内行为财政学的研究仅处于引入阶段。行为财政学批评传统财政学远离现实、忽视人类行为的心理基石、无法准确解释财政现象等不足，但这并不意味着行为财政学是对传统财政学的颠覆和否定，至少现在还不具备这种革命性条件。总体而言，行为财政学是对传统财政学的修正、补充和完善，以使财政学更接近现实，更富解释力。如何构建行为财政学自身的逻辑体系，形成更加科学、系统的研究框架，运用实验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更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将成为行为财政学未来的前进方向。
来源：《财政与税务》2010年第9期
责任编辑：奇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