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财政学研究评述（上）

刘蓉 黄洪

摘 要：行为财政学是行为经济学与财政学结合的产物，它借助行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对传统财政学进行修正、补充和完善，以使财政学更接近现实，更富解释力。行为财政学不仅在理论上是一个全新的、尚待发掘的领域，在实践中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行为财政学的分析框架和行为财政学的研究内容两方面，对国外行为财政学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并为进一步研究行为财政学提供了前进方向。

关键词：行为财政学，行为经济学，时间偏好，税收遵从

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Kahneman和Smith，标志着行为经济理论正式登入经济学殿堂，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这一新兴学科也得到了空前繁荣。随后，行为经济学逐渐向应用领域渗透，形成了一系列行为应用学科，其中，行为财政学（Behavioral Public Finance）就是行为经济学与财政学结合的产物。2叩4年南加州大学法学院院长McCaffery与密歇根大学税收政策研究中心主任Slemrod首次提出行为财政学这一概念。此后，他们多次召集国际上顶尖的财税专家讨论行为财政学问题。会议论文集《行为财政学》于2006年出版，标志着行为财政学的正式确立。本文从行为财政学的分析框架和行为财政学的研究内容两方面，对国外行为财政学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一、行为财政学的分析框架

行为财政学有别于传统财政学，行为财政学借助行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对传统财政学进行修正、补充和完善。在研究内容上，行为财政学涉及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财政政策等领域。在研究方法上，行为财政学将心理学等现实因素引入其中。McCaffery & Slemrod（2006）从形式要素、时间要素和遵从要素三个角度勾勒出行为财政学的分析框架。

（一）行为财政学的形式要素

形式是事物内在要素的外在表现，与形式相对的是内容，即构成事物的一切内在要素的总和。在财政领域，相同的内容，如果用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即具有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Eckel，Grossman & Johnston（2005）的研究表明，当面临相同金额的税收支出和费用支出时，由于存在税收规避（tax aversion）心理，人们更希望这种支出是费用而非税收。McCafferv & Baron（2003）将解体效应（disaggregation effect）引入财政学研究视野，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定金额的税款，如果被分解为若干较小金额的税款，纳税人感知到的税负会轻一些，因为他们没有将这些小额税款在心里进行理性加总。此外，隔离效应（isolation effect）显示，人们将不同用途的财政资金划归不同的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s），这些财政资金在心理账户之间不具有流动性，也就是说“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McCaffery & Slemrod，2006）。

上述资料显示，形式要素对政府的财政决策具有指导意义，政府可以通过“称谓改变”和“税收分解”降低人们的抵触情绪。并且，隔离效应为“专款专用”制度奠定了心理基础。当然，形式要素也会对财政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McCaffery & Slemrod（2006）指出，形式要素至少存在三方面的消极作用：（1）使得政治活动重形式轻实质，政府官员（包括财政官员）将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在形式包装上，越善于形式包装和花言巧语的官员越会仕途光明。（2）由于不同的外在形式具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偏好特征，从而使得财政结果具有不稳定性。（3）如果人们偏好形式完美而实质不是最优的财政决策，社会的真实财富和福利水平会由此下降。针对这些负面效应，他们提供了三种解决方案：（1）提高公众的文化素质，理性认识财政行为。（2）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促使行为决策向理性决策转化。（3）规范政治程序，减少财政失误。

（二）行为财政学的时间要素

时间要素是影响跨期选择的重要因素。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人们的时间偏好具有一致性，即贴现率不随时间而改变。然而，现实情况可能与理论假设存在差异。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人们开始运用高度控制的实验来推算贴现率。资料显示，人们的时间偏好不具有一致性，通常表现为贴现率随时间呈递减趋势（Thaler，1981）。经济学家曾用现代心理学和经济学分析技术，通过对心理偏误的数理模拟，建立了贴现率递减的双曲贴现模型（hyperbolic discounting model，Ieowenstein & Prelec，1992）。双曲贴现模型的称谓来源于贴现率随时间递减所显现出的双曲线形状。后来，Iaibson（1997）进一步提出拟双曲贴现模型 （quasi-hyperbolic discounting model），用以解决现实经济问题。

贴现率递减规律可以应用于储蓄与退休决策中。由于人们更看重即期效用，会将工作期间的收入用于即期消费而较少储蓄，从而导致退休后收不抵支，为纠正这一非理性行为，政府的强制社会保险应运而生（Aaron，1999）。对于类似烟酒这样的易上瘾且有害消费品，贴现率递减规律再次发挥作用。人们倾向于“今朝有酒今朝醉”，即期大量消费烟酒类产品，当患上烟酒类疾病时，才为前期未能节制消费而感到懊悔。Cuber & Koszegi（2002）认为，政府对此不能袖手旁观，应通过征收过错税（sin taxes）限制人们对上瘾且有害商品的消费。据他们测算，政府应对香烟征收的最优过错税至少为 1美元／盒。

正如上述文献所显示，时间偏好不一致通常体现为贴现率随时间递减，但是时间偏好不一致还有另一种形式，即贴现率随时间递增（Fennell，2006）。贴现率随时间递减称为时间偏好的近视（myopia），贴现率随时间递增称为时间偏好的远视（hyperopia）。现有文献对时间偏好的近视研究较多，对时间偏好的远视，比如即期大量储蓄以备退休所需，则研究较少。总之，财政领域中的诸多问题，比如社会安全与医疗保险等，均涉及行为财政中的时间要素，需要在即期与远期之间做出权衡。

（三）行为财政学的遵从要素

在行为财政学的研究领域中，无论是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还是财政政策，均涉及双方当事人：政府与纳税人。政府在设计财政制度时，必须要考虑纳税人的态度。纳税人的态度可能是遵从，也可能是不遵从，这些态度将直接影响财政活动的最终效果。因此，遵从要素是行为财政学的分析框架之一。

Clague（1993）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遵从程度太低，比如税收遵从程度太低，政府将无力提供社会必需的公共品，从而阻碍经济发展。因此，有必要探求影响遵从程度的各种因素，从而提升社会整体的遵从程度。Frey（1997）分析了影响遵从程度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认为遵从的内部因素是公民道德，外部因素是处罚威胁。这些因素为提升公众的遵从程度提供了启示。

Allingham &Sandmo（1972）建立了理性税收规避模型（A-S模型），描述不确定条件下的税收遵从，结果显示，税收遵从与稽查概率、处罚金额以及风险态度等因素相关。但是，着眼于税收实践，有些现象是A-S模型无法解释的。鉴于此，Kahneman  & Tversky（1979）用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替换了期望效用理论（expect utility theory），让理论模型更符合客观现实。McCaffery & Slemrod（2006）也认为，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除了利己主义思想外还有利他主义思想和互利主义思想，公共品的自愿供给就是利他主义的最好例证。因此，必须跳出利己主义的传统思维，从多维视角审视财政领域中的遵从问题。

二、行为财政学的研究内容

如前所言，行为财政学的研究内容涉及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财政政策等领域。基于下面两方面原因：（1）行为财政学各研究领域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比如，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通常与财政政策相关。具体而言，如果财政政策的目标是鼓励某种行为，通常会对该行为实行税收减免或财政补贴；如果财政政策的目标是限制某种行为，通常会对该行为实行税收加成或财政罚款。（2）财政支出具有较强的政策导向性，现有行为财政文献很少专门研究财政支出，通常是结合财政政策研究财政支出，比如社保支出通常与社保政策联系在一起。于是，我们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将集中在财政收入和财政政策两个领域。

在财政收入领域，由于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财政收入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三个主题：（1）税收中的可识别受害者效应；（2）税收遵从的行为特征； （3）信任博弈与税收信任。在财政政策领域，相关文献也集中在三个主题：（1）近视偏好、乐观主义与公共政策；（2）社会保障政策的优化；（3）内在需求的财政调节。

（一）税收中的可识别受害者效应

Ariely（2009）将可识别受害者效应（the identifiable victim effect）表述为人们过分夸大了鲨鱼袭击的危险，却低估了不戴头盔骑单车的危险。更现实的实例为，人们高估禽流感的伤害性，却忽略了心脏病的危害性。事实上，每年死于心脏病的受害者远远超过死于禽流感的受害者。出现这种错觉的原因在于，报纸、电视等媒体对禽流感的大量宣传，导致人们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禽流感受害者，从而在感知上认为禽流感比心脏病更可怕，但事实上可能并非如此。

Loewenstein，Small & Strand（2006）用两个实例解释了可识别受害者效应在税收中的体现：（1）遗产税的艰难施行。遗产税具有涉及纳税人少、税收收入高、减轻其他纳税人税负等优点，但实践中并未广泛施行。原因在于受可识别受害者效应影响，人们会高估自己将来变得富有的可能性，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遗产税的受害者——纳税人，从而反对遗产税的执行。（2）纳税人遵从测度计划（taxpayer compliance measurement program，简称TCMP）。多年以来，联邦政府每年均通过准随机方式抽取 50000名纳税人执行TCMP.受可识别受害者效应影响，人们会高估自己被抽中的概率。被抽中的纳税人会认为自己是TCMP的受害者，从而不愿意配合政府的TCMP.鉴于此，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简称IRS）于1995年暂停了TCMP，此后多年未执行类似项目。直到2002年，美国才开始执行“全国研究计划”（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简称NRP）。NRP与TCMP的目标类似，区别在于 NRP涉及较少的正式性和官方性，整个NRP以秘密且礼貌的方式进行。于是，可识别受害者效应并没有发挥较大作用，纳税人对NRP的抵触情绪较低。

此外，美国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税收立法者之一，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Iong有这样的名言：“不要向他（她）征税，不要向我征税，向大树后面的家伙征税。”这也是可识别受害者效应的真实写照。

（二）税收遵从的行为特征

1.税收遵从的四个层次。Webley Adams & Elffers （2006）在WBAD（willing-being able-daring）模型与ATO（australian taxatioon ofice）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纳税人的动态行为特征，建立了四个层次的税收遵从模型。第一层次，不愿意偷逃税（not willing），即主观上没有偷逃税的动机；第二层次，愿意但无法偷逃税（willing but not able），即主观上有偷逃税的动机，但客观上没有偷逃税的条件；第三层次，愿意且能够偷逃税，但不敢偷逃税（willing and able but not daring），即主观上有偷逃税的动机，客观上也有偷逃税的条件，但迫于法律的威慑力而不敢偷逃税；第四层次，愿意、能够且敢于偷逃税（willing able and daring），即主观上有偷逃税动机，客观上有偷逃税的条件，且敢于实施偷逃税行为。

2.公平心理与税收遵从。德国经济学家Guth， Schmittberger &Schwartz于1982年首次进行了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e）实验。结果显示，公平心理是左右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即人们不仅关心自己的得失，还关注他人的得失，从而感知社会是否公平。Falkinger（1995）的研究发现，如果政府没有恰当地提供公共品，比如存在缺位或越位，人们会感到财政支出的不公平，从而降低税收遵从程度。相反，如果人们认为政府提供了正确的公共品，就会感到财税制度和财税程序的公平性，他们愿意支持政府的财政分配活动。但是，现实生活中很难界定何为恰当的公共品。Daunton（1998）指出，对军国主义者来说，军费开支就是恰当的公共品；对反军国主义者来说，军费开支就是不恰当的公共品。 Webley，Adams & Elffers（2006）还发现，大量规模较小的纳税人存在偷逃税行为，原因是他们认为自己承担了不公平的税负。他们所言的不公平税负是指，与规模较大的纳税人相比，自己无力聘请专家进行税收筹划，从而承担了较高的相对税负。

3.心理账户与税收遵从。Weble Y，Adams & Elffers （2006）曾用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对33位地板厂商、55位旅店老板以及35位建筑商家的增值税（value added tax，简称VAT）遵从情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商家仅有一个心理账户，即收入账户；少部分商家存在两个心理账户，即收入账户和税款账户。仅有一个心理账户的商家认为，全部收入均应纳入收入账户，缴纳税收将导致收入账户的金额减少，从而这部分商家的VAT遵从程度较低。有两个心理账户的商家认为，全部收入应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生产、经营所得，归入收入账户；另一部分是税款所得，归入税款账户。税款账户仅是商家代国家收取的款项，缴纳税款不会导致收入账户的金额减少，从而这些商家具有较高的VAT遵从程度。

来源：《财政与税务》2010年第9期

责任编辑：奇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