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税收收入规模变化的规则性、政策态势及其稳定效应（下）

由表5中的Hansen过度识别检验可知，模型设定较为可取。结构性参数的估算结果表明，我国利率与预期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之间存在系统性的函数关系，而且利率变化具有很强的持续性（ω为0.914和0.792）。具体到各子样本期，估算结果存在明显差异。1992年1季度至1997年4季度间，货币政策表现出消极的和顺周期的特点（η显著小于1，Ф显著为负）。事实上，1998年以前，我国货币当局尚缺乏很好地利率政策调控经验，同时也缺乏对宏观经济走势进行良好预判的能力，使得这一时期的实际利率与预期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之间呈现出反向变动的特点，不利于产出和价格稳定。1998-2007年间，我国货币当局对利率政策的把握能力明显增强，开始积极运用利率政策以追求产出和价格稳定（1998年1季度至2007年4季度间的参数η显著大于1，参数Ф显著为正），货币政策呈现出积极的和反周期态势。但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显著改变了我国货币政策态势：货币政策对价格波动的反应总体表现为消极的，体现在1998年1季度至2009年4季度间的参数η为负值且不具有统计显著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央行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价格水平的冲击影响缺乏充分认识，没有很好地预判到2008年价格水平的下行压力，致使实际利率与通货膨胀动态发生了明显背离，加剧了价格波动。
    上述分析表明，1998-2007年间，我国税收政策与货币政策具有很好的协调性：消极的税收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组合以及反周期的政策态势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和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这也很好地解释了此间我国宏观经济日趋稳定的原因（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率的季度均值分别为-0.17%和0.36%）。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税收政策和货币政策出现了明显错配：双消极的政策组合明显不利于宏观经济特别是价格水平的稳定，意味着这一时期我国宏观调控特别是货币政策调控出现了明显偏差。这也是2009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物价水平持续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92-1998年间积极的税收政策和消极的货币政策搭配也符合Leeper（1991）提出的确保理性预期均衡稳定性和唯一性的政策组合条件，但我国宏观经济却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率的季度均值分别为0.33%和2.75%）。不过，正如Taylor（2000a）指出的，当货币政策的反周期力度较小或者为顺周期时，为了确保理性预期均衡的稳定性，就需要一个反周期力度较大的税收政策与之配合。因此，从政策层面来看，1992-1998年间我国宏观经济波动性较大的原因，很可能在于双顺周期的税收和货币政策这一不当组合。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1992-2009年间的季度数据为基础，利用GMM估算一个简单的税收政策规则函数识别出我国税收收入规模的系统性变化，在一个整合分析框架内深入考察了我国税收收入规模变化的规则性、政策特征及其对宏观经济稳定和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影响。
    研究表明，1992年以来我国税收收入规模变化具有较好的政策规则性。这种规则性集中体现在我国税收收入规模的变化更多地表现为税收政策对于宏观经济走势和政府债务状况变化的一种系统性反应，但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政策特征：1992年1季度至1998年2季度间忽视了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和产出稳定，呈现出积极的和顺周期态势，1998年3季度以来则表现出消极的和反周期特点。这表明税收政策态势转变（即更加积极地追求产出稳定特别是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税收收入高速增长中以及在确保稳健的政府债务状况和产出稳定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进一步的MSVAR分析表明，税收收入规模变化的政策规则性有助于增强政策的透明性和有效性，更好地促进宏观经济包括产出和价格稳定。本文的研究还表明，我国税收政策与货币政策在1998-2007年间具有很好的协调性：消极的税收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组合以及反周期的政策态势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宏观经济稳定，这也从政策层面很好地解释了此间我国宏观经济日趋稳定的原因；但在1992-1998年间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二者出现了明显错配，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
    上述结论对于深刻认识和理解我国税收收入规模的发展演变规律及其经济影响，进而对于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和税收政策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税收收入的持续高速增长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争议，微观利益主体与财税当局的认知和感受存在巨大反差，整个社会充斥着困惑、质疑与批判的论调，对我国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设计、路径选择和税收政策的未来取向、体系建设产生了较大困扰。然而，就本文研究来看，我国税收收入的持续高速增长更多地表现为税收政策对于宏观经济走势特别是政府债务状况变化的一种系统性反应，具有较强的规则性和政策性；与我国宏观经济走势和政策取向总体保持了较好一致性，在确保宏观经济稳定特别是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前世界范围内主权债务危机频繁爆发以及中国面临着巨大支出（特别是社会民生支出）压力的现实背景下，这一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我国税收政策体系建设中还存在一些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本文来看，我国政府今后应着重作好如下三方面工作。
    第一，进一步增强税收政策的透明性。长期以来，我国税收政策透明性较差，突出体现在对于税收政策目标一直未能给出一个清晰、明确的界定。这不仅不利于微观主体准确把握我国税收收入规模变化的政策意图，无法形成良好、稳定的政策预期，也不利于税收政策的科学制定和实施。因此，今后我国税收政策体系建设的首要任务在于构建一套明确、公开的政策目标体系以增强税收政策的透明性。
    第二，进一步增强税收政策的规则性。目前，我国税收征管实践中存在非常突出的依计划治税现象，而指令性税收计划的制定和执行往往缺乏良好的科学依据；同时，我国直接税比重较低，税收的自动稳定器功能较弱。这些都导致税收收入规模变化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未来，我国政府应大力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加强税收管理体系建设，逐步规范税收计划，增强税务机关的依法征税意识；同时也应加强直接税系建设，改善税收的自动稳定器功能，进一步增强税收收入规模变化的系统性和规则性。这对于增强我国税收政策的有效性，更好地实现税收收入规模的合理增长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第三，进一步完善税收政策与其他宏观政策的协调机制。随着我国结构性扭曲和外部不确定性的日益加剧，宏观调控变得日趋复杂，迫切需要各种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协调配合。为此，我国政府应深刻总结以往宏观经济调控的经验教训，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宏观政策协调机制，有效增强税收政策与财政支出政策以及货币政策的协调性以更好地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确保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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