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利润率”研究述评（上）

    摘要：“垄断利润税”作为一种良税曾流行于战争时期，但并未在和平时期盛行于世界各国，主要源于其税基难以准确测度而易损害创新、风险承担和经济活力。而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目前存在的垄断形式主要是行政垄断（或自然垄断交织着行政垄断），开征“垄断利润税”则有益于激励创新同时兼顾公平与效率。该税一直被国内外学界和实践部门探讨和争论着。本文从“垄断利润税”税基、课税依据、福利效应等方面综述了国内外理论与实证研究的进展，并进行了简要评价。
    关键词：垄断利润税，超额利润税，暴利税
    世界范围内开征“垄断利润税”（monopoly profits tax）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盛行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平时期该税在世界范围内也曾实行，近年来该税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被呼吁开征，“垄断利润税”逐渐成为各国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
    一、对“垄断利润税”税基的探讨与争议：“超额利润”的来源？
    “垄断利润税”早期和战时被称为“超额利润税”（excess-profits tax），和平时期主要是源于抑制垄断之目的而被称为“垄断税”（monopoly tax）、“反垄断税”（anti-monopoly tax）、“暴利税”（windfall profit tax）、“特别收益金”（special income levy）、“经济租”（economicrent）、“资源租”（resource rent）等。Harold M.Groves（1946）指出，“超额利润税”在和平时期存在的最强烈背景是税收肩负着获取来自于垄断的超额利润的职责。尽管该税在称谓上略有不同，但在本质上均是对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经济利润，economic profit）征收的一种税。理论上，“垄断利润税”不以全部超额利润为税基，而以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为税基。则征收该税的前提和基础是将垄断因素带来的超额利润从全部因素带来的总的超额利润中分离出来。“超额利润”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利润，是超过“正常利润”的部分，与“会计利润”不同。对“超额利润”的理解并不存在异议，但对“超额利润”来源的理解上，各个学者的观点则各有侧重：
    1.“超额利润”只能来自于非完全竞争（垄断）市场。完全竞争意味着完备知识，企业只能获得正常利润，不可能存在“超额利润”。但“完全竞争”只是被新古典学派概念化的一个理想状态，而现实市场常态却是不完全竞争（存在某种程度的垄断）。不完全竞争市场下企业有可能获得超过正常利润的收益（超额利润）。中国目前的垄断形式主要是行政垄断，行政垄断往往是出于国家政策目的而存在（如盐、烟、药品的独家经营）或者对有关国民经济命脉的金融、特殊资源开采等行业所进行的控制，这些行业的高价往往不是源于成本的经济性。雎鸠（2007）认为，垄断企业的成本，是随心所欲的。而行政垄断本身，就是暴利。金融、电信、石油等行业垄断的结果是“垄断企业的成本决定利润”，垄断企业并无控制成本的积极性，只使用提价手段。
    2.“超额利润”是对企业家能力（entrepreneurship）的一种回报。Marshall（1890）明确地在土地、资本和劳动三要素外，提出“具有利用资本的经营能力”的一个生产要素（企业家才能）：劳动-工资，土地-地租，资本-利息，企业家才能-利润。企业家不断寻找市场机会，并降低生产成本，从而获得超出一般水平的利润。与古典和新古典学派经济学主流观点不同，Schumpeter（1934）认为通过打断经济生活的“循环流程”，即在现有的技术和生产与组织方式下正在进行的现有产品与服务的生产，企业家通过创新起着打破均衡的作用。创新是企业家特有的职能，其目的是为了获取超额利润。Hayek（1948）反对新古典学派的完全竞争概念，认为完全竞争概念的缺陷在于其描述了一个均衡状态，却回避导致均衡的竞争过程。VonMises（1949）认为，创业精神指人在市场上的行为，它成功地引导着资源流向满足消费者的需要。Israel Kinner（1973）定义其“对潜在利润机会的敏感性”，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就是对以前未被认识到的机会的敏感机警（alertness）。其竞争思想是：企业家创造性的作用在本质上是发现新的然而是人们希望得到的需要，以及满足这些需要的新资源、新技术或其他手段的能力。这一能力制约着经济的手段和目标。Kitzner（1973，1979）认为企业家应能看到并利用别人未曾注意的机会——在要素投入价格低于最终产品价格的市场状况下，本来就存在的获利机会。卡森（1982）则直接定义企业家为“专门就稀缺资源的协调做出判断性决策的人”。汪丁丁（1995）认为，敬业、创新及合作的合聚构成创业（企业家精神）。
    总之，如果企业能够突破零利润，获得经济学意义上的利润，必定能够摆脱完全竞争的锁定，Hayek（1948）和Schumpeter（1934）认为，这正是利润源起于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企业家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实行的新的组合。
    3.“超额利润”是企业家主动承担高风险或在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决策的回报。这方面的文献有两类：一类是不对不确定性和风险进行区分，另一类是将二者加以区分。Cantillon（1755）认为企业家特质就是承担收入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Marshall（1890）指出，“企业家们属于敢于冒险和承担风险的有高度技能的职业阶层”。Schumpeter（1934）认为承担风险的是资本家，而企业家并不是风险承担者。Penrose（1959）认为企业家的特质之一是企业家是主动地承担风险，而不是被动地承担风险。汪丁丁（2002）认为，Kitzner（1973）对企业家精神的概括固然不错，但最严重的缺陷在于它忽略了企业家落实那些潜在盈利机会的能力。真正的企业家不仅对潜在利润机会高度敏感，而且有能力实现这一潜在利润。“敬业精神”和“合作精神”是必要的，但还不算是企业家的全部精神。企业家在特定领域内具有比他人更完备的判断力以决定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如果一切事情都是确定性的，那么一切事情就都用不着“判断”，包含着极大风险的判断是超越了确定性逻辑和确定性理性的“艺术”。也正是由于企业家在特定领域内具有超过他人的判断力，才得以承担超过他人承担能力的风险，从而获取他人无法获取的利润——“超额利润”。
    创新是对零利润的打破，只有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创新才成为必要（苏振华，2005）。Knight（1921）区分了不确定性和风险的不同，将不确定性定义为完全不可预见的事变，“风险”是可以用概率来描述的事件，因为风险至少在理论上可以由保险机制加以平滑，在完备的资产市场上进行资产的组合选择可以使风险为零，任何人不可能套取超过零利润的超额利润。而利润的产生导源于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自然世界的本性之一，只有在不可预见的不确定性市场上才有获取利润的机会。所以，汪丁丁（1992）指出，“利润，至少在上帝的第一次推动时，只是创新的结果”。Knight（1921）指出，企业家是能够处理“不确定性”，而不是“风险”的那批人。面对从来没出现过的事，都需要企业家能力。这就叫创新，而创新能带来利润（或者亏损）。所以，真正利润的来源完全不是那种按部就班出现过的案例解决问题就可以产生的。所以在理论上，利润仅仅和企业家能力得到发挥的程度的大小相联系，仅仅是在“创新”意义上所处理的“不确定性”，它所带来的收益才称作“利润”。Knight以上的贡献是分析了利润起源，用不确定性来说明不完全竞争下利润存在的合理性，不确定性是超额利润存在的基础。Knight（1921）进一步强调，变化不一定会导致利润的产生，因为有些变化可以事先精确地计算到成本中，使成本与产品售价相同，不会产生利润；只有不确定性才能将利润与变化联系在一起。利润的真正来源是不确定性，仅有变化和进步不足以产生利润，变化和进步的结果并不是其本身的结果，而是不确定性的结果。
    4.“超额利润”根本上来源于垄断。T.S.Adams（1921）认为，战争时期开征超额利润税是源于商人的超额利润来自于政府提供的市场垄断因素。和平时期，企业家的才能及其承担风险的意识与能力不能被忽视，但超额利润的出现，归根结底却是由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各种形式的垄断，高额的交易成本，消费者信息的缺乏等，没有一个因素是企业家才能的结果，而是企业家才能得以实现的前提。因此，超额利润不能全部简单地被认为是企业家应得的回报（李强，2008）。任何企业都或多或少存在专用性资产，比如专利技术、专用设备、专用人力资本等，这些资产在市场交易中存在经济租金，而企业对于这些专用资产具有所有权，经济租金相应的转化形式就是超额利润。创新企业可能会获得一段时间的超额利润，但长期看，成功与失败的几率必然相互抵消，超额利润也同样是不可能存在的。持续的超额利润的存在必然是某种垄断因素造成的。当垄断市场上存在利润时，一定存在进入壁垒（barriers to enty），进入壁垒是造成市场垄断的基本原因。Bain（1959）将进入壁垒定义为允许现存企业赚取超正常利润，而不受到进入威胁的一切因素，包括：规模经济、绝对成本优势、产品差别优势和资本需求。C.J.Stigler（l968）认为，若没有政府的人为干预，市场上就不存在进入壁垒。萨勒普（1979）指出，进入壁垒是现有的策略行为所导致的。
    探讨争论的结果对“垄断利润税”税基的界定存在两种观点：一是“超额利润”最终来源于垄断，“超额利润”即是“垄断利润”，“垄断利润税”的税基即是“超额利润”。另一种观点是，“超额利润”来源于垄断、创新、经验效应、企业家特殊才能、风险承担与不确定性等多种因素，“超额利润”不全部是“垄断利润”。因而，应该从总“超额利润”中进一步剥离出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以确定“垄断利润税”的税基。但精确测度、辨析垄断、创新、承担风险、企业家特殊才能等因素分别带来的“超额利润”的多少目前尚存困难：理论上未达成共识，实践中不具有可操作性的技术。
    二、“垄断利润税”效应的研究
    各个学者关于“垄断利润税”福利效应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证方面并未形成定论，但大多数学者的实证研究结论趋于“垄断利润税”会产生效率损失。理论方面的分析主要有：Harold M.Groves（1946）指出，存在垄断利润这是一个事实，但这些利润是经济剩余，在道德上是不公正的。然而，为了对其征税，同时就意味着效率与风险将被忽视。即公共部门面临两种选择：或是通过垄断利润税政府获得超额利润进行再分配而同时惩罚效率与风险承担；或是对垄断利润不征税放弃正义而鼓励效率与风险承担。在权衡时尚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在价格失控情况下，垄断者支付超额利润税（excess-profits tax）是通过在某种程度上继续高价格实现的。Paul Samuelson&William Nordhaus（1948）认为，对垄断者征税，可以减少垄断利润，从而减轻某些社会所无法接受的垄断的影响。但是，如果税收提高了边际成本，就可能使均衡进一步推离有效率的产量水平，造成更大幅度的“低产高价”。Marshall（1964）对垄断利润税进行分析，得出对垄断征收总额不变的税和对垄断纯收入征收成比例的税，不会使生产减少；但是如果根据产量征税，就会使生产减少。Ota Sik（1972）对垄断利润税的职能进行了研究，提出凡是确定某企业连续三年的利润率超过国民经济利润率，垄断利润税就会自发启动，并在若干年内使利润率降到国民经济利润率水平。他认为，这种通过经济手段调节垄断利润的方式比起强行分拆垄断者、对垄断者实行严格的政府管制等做法更具有优越性。David Begg（1999）、Stanley Fisher&Rudiger Dornbusch（1999）分析了政府开征利润税对垄断企业的影响，结论是：不管是否开征利润税，垄断企业的产出水平都不会变化。但是，利润税会使后来企业研发投资的积极性大打折扣。不考虑逃税情况下，“垄断利润税”不影响厂商利润最大化产量，因而是中性的。但若考虑了逃税因素，其中性或非中性的结论均可能存在：Kreutzer&Lee（1986）研究了一个垄断者为了降低自身纳税能力而高估其生产成本的模型，结果显示：逃税导致垄断者要比无利润税状态下生产更多的产量。所以，逃税情况下，基于利润最大化的产量水平下垄断利润税是非中性的。Wang&Conant（1988）在假定逃税以外生概率被税务当局侦破，以及当逃税被发现后按所逃税款部分被罚款的条件下，分析了逃避垄断利润税的决策与产量决策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即使考虑逃税因素，垄断利润税仍然是中性的，与Kreutzer&Lee（1986，1988）观点相反。Yaniv（1996）扩展Wang&Conant（1988）关于垄断利润税中性的结果到更为一般的模型，即稽查概率和对逃税的罚款率随着成本夸大而变化。Kangoh Lee（1998）建立模型，认为在稽查概率和罚款率变动情况下研究垄断利润税的中性问题可能更合理，结论是：逃税决策可能影响，也可能不影响垄断者的产量决策，垄断利润税可能是中性也可能是非中性的，这取决于稽查概率和罚款率是如何形成的。假定为降低纳税能力，垄断者会高估成本或低估其收入或利润，认为在逃税存在情况下，垄断利润税是否是中性关键取决于对稽查概率和罚款率假定的争论。根据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可证明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大部分文献假定稽查概率和罚款率是固定不变的，则逃税决策对产量决策没有影响，即利润税在逃税存在情况下是中性的。第二，假定稽查概率和罚款率取决于隐瞒收入，即使稽查概率和罚款率是隐瞒收入的内生性函数，则逃税决策对产量决策也没有影响，与Yaniv（1996）的观点一致。第三，假定稽查概率和罚款率取决于申报金额（reports），假如高报成本，这一申报金额则是“成本+瞒报收入”，假如低报其收入或利润，这一申报金额则是“收入-瞒报收入”或“利润-瞒报收入”，则逃税决策对产量决策会有影响，利润税非中性。第四，假定稽查概率和罚款率取决于申报利润（reported profits），利润税仍然有可能中性。总之，只要稽查概率和罚款率是一个非利润的申报收入的函数，利润税就是非中性，甚至稽查概率或罚款率中有一个是利润的函数，只要另一个不是，则利润税仍然是非中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