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农粮食产出效应的区域比较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1985～200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根据不同的区域划分标准，实证研究了财政支农资金对粮食产出的影响。结果表明：(1)按产销状况划分，我国粮食主产区财政支农力度和粮食边际产出效应均明显高于非主产区。(2)按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中部、东部地区财政支农的粮食边际产出效应明显高于西部地区，但是二者的财政支农力度却低于西部地区。(3)各地区财政支农的粮食单位产出效应正在逐步收敛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财政支农，粮食，边际产出，单位产出
    本文研究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研究”(08JZD0017)、西南财经大学“211工程”三期青年教师成长项目“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内生式发展困境与竞争优势培育”(211QN10017)的资助。
    一、引言
    财政支农是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主要包括税费减免和财政资金转移支付两个方面。其中，财政支农资金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可以从规模和效率两个方面衡量：支农规模由政府部门根据财政收入和生产需要来决定：支农效率则受到复杂的系统机制影响，相关问题也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但现有文献大多从农村经济、农业产值或农民收入等视角出发来分析我国财政支农的经济效应(如：温涛等，2005；魏朗，2007；李燕凌，2008；彭克强等，2008)，财政支农对粮食产出的作用效果却鲜有涉及。同时，由于我国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的生产禀赋条件迥异①、东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省份和地区间财政支农对粮食产出的效应也必然相去甚远。鉴于此，本文以1995～2009年全国31个省级单位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分别按照粮食主产区、非主产区和东、中、西部的两种划分标准，比较研究了不同区域之间财政支农粮食产出效应的差异，为我国财政支农的政策规划提供进一步的经验依据。
    二、支农力度和单位产出效应的变动趋势
    我国统计资料可查的财政支农资金包括农村生产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支出、农村救济费用、相关部门事业费用等资金科目②。其中，农村生产支出中的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增加了农民的种粮收入，激励了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农业科技支出则是粮食生产长期可持续的重要保障，二者对粮食增产的作用最为直接。2006年财政收支分类改革后，上述支出功能合并成为农林水事务支出一个总科目，增加了对专项支农资金使用效果的分析难度。但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看，这些资金或是直接、或是间接对粮食产出起到了促进作用。因此，本文将财政支农的支出总额作为研究对象，并以财政支农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作为财政支农力度、以粮食产量与财政支农资金的比值作为单位产出效应进行分析③。
    (一)主产区和非主产区之间的比较研究。
    首先，根据各个省级行政单位的粮食产销情况不同，我们按照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的划分进行比较研究。在财政支农力度的分析中发现(如图1)，1995～2009年间我国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的财政支农力度均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并且主产区的支农力度明显大于非主产区。1995年二者差距为0.15个百分点，随后这个差距增大并保持在比较稳定的水平，到2009年二者差距为1.38个百分点。财政支农力度的这种变动趋势与我国粮食产量之间存在较大的相关性，二者间的相互影响较为紧密。例如，由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粮价上涨迅速，在1995～1999年间粮食总产量也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供给的相对充裕，导致政府随之降低了粮食生产、收购、储备以及相关部门事务费用的财政支出。1997～2002年间，全国粮食供给过剩造成国家粮食储备率高达60%左右，属超安全储备(王德文等，2001)。出于降低储备成本和财政负担，政府不断售出储备粮并抑制了当年的粮价和产量。因此，1995～2003年这段时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的财政支农力度均呈总体下降趋势。2004年后，为了应对粮食增产的要求，扭转前期连年低产的不利形势，我国财政支农的资金投入明显加大。政府在2004 ～2009年6年间的财政支农支出年均增幅为25.1%④，至2009年已经达到了6720.4亿元，是2003年1754.5亿元的3.8倍。主产区与非主产区两大区域的财政支农力度不断加大，粮食产量随之逐年增加。
    财政支农的粮食单位产出效应，反映的是与单位财政支农资金投入相对应的粮食产出量(如每万元资金投入对应多少吨的粮食产出)。本文中，它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单位产出，因为影响粮食生产的还有多种其他因素，但是它可以作为一种分析产出效应的简明方法。如图2,1995～2009年间我国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的单位产出效应均呈逐年下降趋势，二者分别由1995年的193.8吨/万元、77.9吨/万元降至2009年的14.5吨/万元、6.2吨/万元。其次，粮食主产区的单位产出下降更快，但其历年的产出水平均在非主产区之上。第三，两大区域单位产出效应的差距在逐年收敛，1995年二者之间的差距为115.9吨/万元，到2009年二者差距仅为8.3吨/万元。
    (二)东、中、西部之间的比较研究。
    其次，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我们再次按照东、中、西部三个区域的划分进行比较研究。在财政支农力度的分析中发现(如图3)，1995～2009年间我国东、中、西部的财政支农力度均呈先降后升趋势，支农力度的高低顺序依次为西部、中部、东部。这个整体变动趋势与上文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的变动趋势是相同的，也与粮食产量的变动趋势密切相关。
    
    图1  全国粮食产量及主产区、非主产区的财政支农力度1995～2009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各期，整理后得。
    
    图2  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的财政支农粮食单位产出1995～2009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各期，整理后得。
    
    图3  全国粮食产量及东、中、西部的财政支农力度1995 ～2009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各期，整理后得。
    在对财政支农粮食单位产出效应的比较中发现(如图4)，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财政支农粮食单位产出效应均呈逐年下降趋势，其中中部最高、东部和西部较为接近。中部地区的单位产出由1995年的206.6吨/万元降至2009年的15.7吨/万元，并且始终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和西部的单位产出及其走势则比较接近，分别由1995年的119.3吨/万元和101.9吨/万元共同降至2009年的8.7吨/万元(2005～2009年间的走势近乎重合)。同时，上述三大区域粮食单位产出效应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收敛，如1995年三个区域之间差距的最大值为104.7吨/万元，而到了2009年的最大差距仅为7吨/万元。
    综上分析可知，我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中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的财政支农力度较大：各地区财政支农的粮食单位产出效应均呈现大幅下降和相互收敛趋势，即投入的财政资金越来越多，但对粮食产出的贡献越来越小。为了进一步深入分析各地区的粮食产出效应，下文将建立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来测算不同区域间财政支农力度的边际产出效应。
    
    图4  东、中、西部的财政支农粮食单位产出效应1995～2009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各期，整理后得。
    
    （作者单位：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