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萃]朱军 许志伟:财政分权、地区竞争与经济波动

    【文摘】
    毋庸置疑，一国的财政政策对于稳定经济、促进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已成为各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调节经济的主要工具。例如，德国2008年提出的“Konjunkturpakete I and II”计划、美国2009年颁布的“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中国政府2009年实施的“4万亿（元）”财政计划以及当前我国政府提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尽管财政刺激是各国政府普遍采用的手段，但其对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则可能因经济结构的差异而不同。因而，简单套用发达经济体的理论来研究中国财政政策效应很可能产生偏误，因此如何构建一个刻画中国财政结构特征的动态财政理论是学术界亟需解决的问题。
    中央政府层面的财政政策固然重要，然而随着中国经济中地方财政支出规模的日益增大，地方政府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财政支出日益占主导的财政结构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一个显著差异。因而，以投资拉动的中国式增长要求我国的宏观经济研究（尤其是财政政策研究）重视地方政府在经济中的支出职责和作用机理。遗憾的是，目前关于中国财政政策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往往忽视了多级政府的制度结构。经济周期文献中的研究均是以单一的财政主体（代表性中央政府）来讨论财政政策，因此无法刻画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地方财政支出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当然也无法讨论地方与中央、地方与地方之间财政政策互动及地区间溢出效应。鉴于以上不足，本文在主流宏观理论的框架下，系统地考察了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的财政政策行为。
    在文献方面，目前DSGE框架下的财政政策研究已较为成熟，这里我们仅对最新的国内外文献作简要评述，并阐述本文的主要贡献。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政府干预日益得到主流DSGE文献的重视，最近的代表性研究如下：Gali & Monacelli研究了欧元区的最优财政货币政策及其中的财政稳定经济功能；Leeper et al.在DSGE框架中讨论了不同筹资方式满足总公共支出需要时的经济波动特征；Davig et al.讨论了财政极限下政府调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必然性，认为财政主体必须要对未来的转移支付支出做出违约决策；Christiano et al.研究了具有“零利率下限”约束与泰勒规则的财政政策，发现其乘数效应较大；针对发达经济体的人口老龄化，Leeper & Walker讨论了财政极限问题及其引致的财政通货膨胀问题；Coenen et al.研究了金融危机下转移支付、公共投资等财政政策在欧元区的产出效应；Correia et al.讨论了零利率下限中的“非传统”财政政策；Bi et al.研究认为，在稳定政府债务的过程中，财政增收减支的结构和期限安排、政府债务水平、财政巩固计划实施的可能性、货币政策状态等对于财政巩固计划的成功实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Born & Pfeifer在一个标准的新凯恩斯模型中讨论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发现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波动有显著影响；基于主动/被动财政政策与被动/主动货币政策的不同模型设定，Leeper et al.采用“贝叶斯方法”讨论了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
    关于中国经济的财政政策研究，最新的文献也较丰富。譬如王文甫认为：流动性约束、政府支出的正外部性在解释中国财政政策效应的经验事实中充当重要角色；贾俊雪和郭庆旺参照Leeper的“规则设计”研究了中国的最优财政政策规则；张佐敏研究了政府购买规则、融资规则和自动稳定规则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政策效应；王国静和田国强基于“贝叶斯”方法研究了中国财政支出乘数的大小；饶晓辉和刘方在一个具有单一政府的DSGE模型中研究了政府生产性支出和政府消费性支出的经济波动效应；黄赜琳和朱保华在真实经济周期（RBC）框架下讨论了税收政策的周期效应；郭长林在动态新凯恩斯主义的框架下讨论了财政政策是否必然引致通货膨胀。从上述文献可以发现：除了Gong & Zou从纯理论角度讨论了多级政府中的最优地方税之外，目前关于中国财政政策的宏观研究均假设代表性中央政府，因而未区分不同层级的财政政策主体，也没有考虑中国独有的中央-地方分权体制变化特征。
    而关于中国分权框架中的“晋升竞争”研究，Li & Zhou、周黎安总结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官员“锦标赛竞争”问题。随后许多文献对地方政府行为做了实证方面的研究，然而对于地方政府间竞争如何通过地方财政政策影响各地区和整个宏观经济波动，以及背后的传导机制等重要问题均未有涉及。
    与前述文献不同，本文的创新与贡献在于，我们将多个区域经济引入传统的DSGE模型中，从一般均衡角度刻画了多个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并存的多级政府结构；同时，本文区分了中央与地方各个层面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诸如公共消费与公共投资），并定量分析了它们对宏观经济（地方与总体）的动态影响和溢出效应。其次，地方间竞争的进一步引入使我们能够定量讨论地方政府间“锦标赛竞争”如何影响宏观经济及其背后的传导机制。本文多级政府的DSGE模型可以刻画区域间财政政策的策略互动和波动影响，能够厘清空间计量未说明的“溢出效应”的运行机理，并可以模拟空间计量难以实现的“策略反应水平变动的动态影响”。最后，对地方与中央多级政府的刻画，使得我们能够定量研究财政分权对整个经济的动态影响（长期与短期）。从而在“十三五”我国完善财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为研究各级政府主体的财政政策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鲜有文献从理论上讨论财政分权与多级政府下的财政政策效应。本文将中央与地方的多级政府概念引入DSGE模型中，对财政分权下的财政政策及其区域间的策略互动效应进行了定量分析。通过区分中央与地方两层财政主体，重点考察各级政府公共开支中的公共投资支出以及地区间竞争对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经过参数校准，多级政府模型可以解释约64%的宏观经济波动，因此本文模型可以为定量评估各级财政政策提供重要的传导机制。进一步的定量分析发现：地方性投资政策不仅能够拉动当地经济，而且还会通过促进地区间贸易对其他地区产出产生“正的”溢出效应。更为重要的是，地区间的策略互动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区域间公共投资的正向溢出效应，财政投资竞争的反应程度越高，正向溢出效应越大。
    本文定量模型的另一个优势在于，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模拟今后我国的收入分权改革对经济的短期与长期影响。基于本文的定量分析，在政策分析方面，我们认为由于中央与地方政策具有显著不同的动态效应，从多级政府层面区分中央与地方政策十分必要；另一方面，在讨论财政分权时应注重不同层级政府的支出效率，确定集权与分权合理水平；尤其在利用财政政策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应区分中央财政政策和地方财政政策两大类型，综合利用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支出政策的配合与协调，改变以往以中央调控为主的现状。
      （期刊责任编辑：松木；校对：晓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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