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立家：“十三五”与中国改革的走向

    未来5年，中国改革面临着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全面深化改革既需要我们的决心也需要我们的智慧，既需要敏锐的问题和风险意识，也需要明智的判断和选择意识，我们不能延误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上的改革，改革真正步入深水区。
    目前，中国社会进入一个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转型期，这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增加的时代。未来5年，中国改革面临着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全面深化改革既需要我们的决心也需要我们的智慧，既需要敏锐的问题和风险意识，也需要明智的判断和选择意识，我们不能延误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上的改革，改革真正步入深水区。这种状况对我们的改革理论、改革实践及发展观念和发展路径提出了重大挑战。十八届五中全会就是一次关于未来5年转型发展的会议，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和发展关键节点上的一次战略规划的会议。有鉴于此，我想从三个方面谈谈我对“十三五”规划的理解和对未来5年改革走向的看法，供大家批判。
    首先，改革与发展要有问题意识和风险意识，要找准改革的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近些年来，我一直认为，转型社会就是风险社会，中国正在进入风险社会，面临着重大颠覆性问题，这是未来5年我们在改革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历史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无论发展的理念有多好，如果在现实中间落实不了，理念没有针对现实来，那么它也就是水中月镜中花，与现实毫无补益。因此，正确认识、分析、判断、评估中国社会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对我们未来发展或者说规划我们未来的发展非常关键。概括起来讲，我们面临着五大颠覆性问题。
    第一个颠覆性问题是中国面临着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这有很多统计数字可以证明，比如2013年社科院发布的一个报告中提到：中国5%的穷人占国民财富的0.1%，中国5%的富人占国民财富的23.4%，相差234倍，这个数字在一些发达国家一般是1－3倍或1－5倍，这说明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相当大。经济发展了，碗里的肉多了，怎么公正分配就成了一个大问题，文明史上的社会动乱均由此而起。资本主义制度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而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直面这一问题，特别是未来5年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必须直面的问题。因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社会主义首先是一个实现了公正合理分配的社会，是一个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
    第二个颠覆性问题是三农问题。最近这些年大家都在讨论，确实在中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我们现在正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大量的农业人口转移问题。怎么转移、转移方式、转移的资金来源等一系列重大的制度安排，都是我们现在亟须探讨的问题。拉美、东南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陷入“发展陷阱”，城市周围形成巨大的贫民窟和贫民阶层，造成社会不稳和发展停滞。这种状况的形成除了权力腐败和贫富差距的原因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城市化过程失败，使符合现代文明价值要求的“社会自救”能力丧失。我们必须吸取教训。
    第三个颠覆性问题是权力腐败。权力腐败可以说是十八大以来我们重点整治的对象，通过两三年的整治，权力腐败势头有所遏制，“不敢腐”的氛围正在形成。但是目前又产生了一个负现象——权力不作为。因此，无论是权力腐败也好，还是权力不作为也好，都会对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和不良的影响，可以说，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发展价值，通过反对权力腐败构建一个“对公共利益负责任的权力体系”，现在也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第四个颠覆性问题是就业问题。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过得舒服安心，首先要给他们一份工作来做，这是世界任何一个政府都要面对的问题，但是相对来说我们国家的就业问题比较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知道，我国现在每年大学毕业生大约700多万，技术院校毕业生大约800多万，农村需要进城的务工人员大约500多万，加上城市里每年还有300多万需要重新就业人员，总数大约2300万。但是我国每年的就业能力大约是多少？2015年比较好，是1300多万，但是即便如此，每年我们大约有800万－900万人就不了业或不能充分就业。这是我们中国政府未来5年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要建成小康社会，一个前提是人人有活干，而后才能人人有饭吃。
    第五个颠覆性问题是社会信任或社会资本的流失问题。现在我们大家都有感觉，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令人不舒服的社会，是一个缺乏信仰和不诚信的社会，社会资本大量流失，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成本、交易成本非常高，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说素质教育也好，说以人民为主体的改革也好，都必须要认真正视价值、信任、信仰问题。否则我们这个社会富裕了，但是堕落了。正如鲁迅先生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对于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描述，有一段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到位——“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感觉日见其光荣”。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传统国民性心态，不愿意正视现实、正视“真问题”，极力用政治正确、道德正确、义理正确的语言来包装现实，直到道德、价值、信仰泡沫破裂，社会诚信与合作崩溃而不自觉。换句话说，在传统的封建主义社会，我们的“公共领域”空间很小甚至没有，这导致我们的传统社会是一个“低批判性社会”，导致“公共理性”缺失，这种状况最终形成国民心理中失去了“公共的善”或“公共价值”的现实基础。传统上我们很少考虑“公共价值”方面的问题，我们很注重“个人实利”问题，这是我们民族传统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今天，我们要维护社会的信任、和谐、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构基于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公共领域”，在社会结构中真正植入公正、民主、自由、权利、责任、机会等社会主义价值是我们必须直面的现实课题。
    针对中国目前现状的分析，我觉得我们未来5年改革面临这五大颠覆性问题，哪一个问题处理不好，都有可能对中国社会造成颠覆性影响。这并不是耸人听闻，因为历史发展也好，社会发展也好，无论我们认识还是没认识到，都有其自身客观的、逻辑性的发展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么如何解决这些现实问题？五中全会给了答案。
    其次，未来5年的发展目标、发展理念和发展原则。主要是“三个五”，第一个“五”是五大发展目标；第二个“五”是五大发展理念；第三个“五”是五大发展原则。未来5年我们要建成小康社会，小康社会是什么样呢？对此五中全会给了一个基本发展框架。
    五大发展目标第一个是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高，大约平均是6.5%。如果说我们未来5年每年经济增长能保持在6%－7%这个运行区间，这将是一个正常的运行区间。未来5年，如果我们平均经济增速达到6.5%左右，那么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可以达到12000美元左右，去年我们达到7800美元左右，今年还没有出来，我估计是8200美元左右，但超过8000美元没有问题。12000美元是一个什么概念？按世界银行的说法，就是进入了高收入阶段，所以到2020年我们进入高收入国家可能没有什么悬念，但是中国到2020年能不能建成小康社会，重点我个人认为不在经济而在社会健康。第二是人民生活和质量普遍提高，这要求小康社会不但要有物质上的保证，而且社会还要给老百姓以“社会安全感”。第三是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普遍提高，特别是“国民素质”这一提法，是以前中央全会报告里很少讲的，但对小康社会的内涵来说，这非常重要。第四是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第五是各项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最后一点要彻底实现非常重要也非常艰难，是我们改革要关注的重点。
    五个发展理念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这五个发展理念里，重点是共享发展，这是最根本的。我们能不能建成小康社会，落脚点最终还是要在“共享”上下功夫。共享就是一种制度安排，我们创新也好、协调也好、绿色也好、开放也好，这个发展，那个发展，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共享发展上，让大家都能享受到发展带来的好处。如果说前四个发展都达到了，后面这个没有，这个社会也不是一个让人满意和幸福的社会。
    五个发展原则也就是五项发展保证。目标有了，理念有了，下一步我们用什么来保证发展成功呢？就是五个发展原则。第一是以人民为主体的发展。人民是发展的主体，发展是为了人民；人民是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结果要人民共享，这是在规划中我们第一次提出来的。第二是坚持科学发展。第三是坚持深化改革。第四是坚持依法治国。这句话非常重要，中国2020年能不能建成一个小康社会，一个重要的保障就是法律，公共权力运行、政府运行、制度机制的运行是不是按照宪法的原则、按照法律的原则来运行，对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和现代性至关重要。第五是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保证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力量。
    最后，实现改革的战略性结构转型。五中全会提出三个“五”，即五个发展目标、五个发展理念、五个发展原则。我个人认为是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发展框架和发展纲要。那么在未来5年如何坚持发展原则，实现发展目标和理念？就是接下来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完成好改革的四大“战略性结构转型”。
    第一个转型是中国未来5年的改革必须完成改革重点的转型。什么叫改革重点的转型？就是说中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目前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改革的重点要转移，要从经济改革向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转移，这个改革目标必须清楚。我们说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成了经济的“体制性”改革，下一步我们经济改革的目标主要是“技术性”改革。什么叫技术性改革？比如经济的宏观政策怎么调整、股市怎么调整、楼市怎么调整、社会保障怎么调整，这都是技术性问题。经济的体制性问题解决了，现阶段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政治行政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严重不适应于经济体制的要求，严重滞后。我们没有真正形成人民参与政治过程和社会治理过程的体制机制。而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2020年小康社会目标，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搞一个与我们的经济发展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政治行政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改革现实。
    第二个转型是要实现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转型。2020年我们基本上要根据五个发展目标，建立一个现代性社会。过去30多年我们一直是“现代化”，也就是说现代化预示着不稳定性，现代性则预示着稳定性。那么到2020年我们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时候，我们就奠定了一个社会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社会，各项制度安排将对社会稳定起到基础性作用的这样一个社会。所以说，中国未来5年将是从“现代化社会”到“现代性社会”的一个重要转型期。现代性转型是各项制度配套协调，形成有效制度联动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政治哲学和宏观的视野，纯粹用一种经济思维，我们解决不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最近习近平同志讲要学政治经济学是非常重要的论述，资本主义经济学的老祖宗，亚当•斯密也好，李嘉图、韦伯也好，都是政治经济学家。当然，到上世纪80年代现代自由主义阶段，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的重新崛起，增加经济学的政治因素，但是“纯经济”分析还是占主流地位。我认为，纯粹的经济思维已经不能解决我们未来5年遇到的问题。政治经济学思维是解决中国社会现代性的一个关键思维，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思维，我们就很难转型到位。
    第三个转型是经济方面的。未来5年我们要把过去的资源型、生产型、加工型的经济，转向技术型、环保型、服务型、休闲型经济。任何经济发展的终极形态是休闲型，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完美形态就是一种休闲型社会，早晨起来散散步、看看书，下午打打猎、游游泳，晚上谈谈恋爱，这日子过得就相当舒服，很休闲。这当然需要很长的一个时期，但是基本上到2030年左右，当中国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一的时候，人均GDP超过2.5万美元以后，只要我们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做好政治社会制度安排，实现共享社会。我们就会建立一个人人心情舒畅、人人幸福的社会。
    第四个转型是改革价值追求的转型。我们要从追求经济的GDP增长转变为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增长，这也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都讲到了这句话。中国搞社会主义社会追求什么？就是追求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这是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价值。因此，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也好，发展也好，建设也好，就是要把我们的公平正义社会落到实处。什么叫公平正义的社会？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从政治哲学角度看就是一个公民社会。什么叫公民社会？就是公民在社会实践中，真正实现了自己的基本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社会。公民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该有哪些权利？我认为主要包括五个方面：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从社会角度看，这是公平正义社会的基础。没有权利就没有责任，有权利才有责任。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社会变成一个人人不负责任的社会？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权利的分配不公所造成的。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人人有道德的社会、人人负责任的社会，就是要建立一个人人有基本权利的社会。
    所以说从社会角度看，我们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是一个重要任务。这一任务的核心就是按照宪法要求，真正确立人民群众在权力结构中的主体地位。从个人的角度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就是社会里的每个人实现了自己的尊严和幸福的社会，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理想。
    因此，我个人认为下一步要逐步地实现改革价值的转型，就是说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上，真正落实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个价值理念。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才是有前途的。我们社会主义才可以在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五中全会对于解决中国未来5年的平稳发展，消除中国社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确定中国的发展蓝图，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规划。下一步关键就在我们能不能正确抓住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能不能用有力有效的手段来推动我们的战略转型，真正地把目标、理念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