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立家：中国模式还在探索中

    2010年，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二，其影响和意义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复杂的解读，“中国模式”再一次成为世界媒体热议的一个基本话题。与国外媒体的“过分关注”不同，中国国内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共舆论对所谓的“世界第二”和“中国模式”都基本保持了理性的、客观的认知态度，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心智”成熟的重要标志。
    我一直以为，中国是一个正处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经济体”，具有“现代性”的制度和价值也正处于初步形成和发育的过程中，以制度和价值支撑的“现代社会结构模式”还处于探索阶段，具有战略意义的“社会体制改革”才刚刚起步，改革正在步入“深水区”，一些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正在逐步显现，社会公正、贫富差距、特权腐败等诸多问题正在困扰着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而奢谈“中国模式”，确实有些“奢侈”。
    毋庸置疑，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作为巨大国家的迅速崛起，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都会对世界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也会在“地球社区”产生各种各样的议论，因此，“中国因素”、“中国故事”、“中国模式”等概念成为世界话题不足为奇。中国融入世界和世界影响中国的“双向互动”是历史发展的基本态势，问题是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仅仅以经济的快速增长来界定“中国模式”。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看，经济增长仅仅是“发展模式”形成的一个基本因素，而正确对待财富、或处理好和分配好增长的社会财富，保持社会的公正、稳定、和谐、文明进步、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安排才是一种“发展模式”的根本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对“中国模式”这一话题有一个全面的、深刻的解析，并保持高度的清醒，不能文过饰非，要知道我们自己发展的“中国时刻”，不但要防止被他人“误读”，也要防止自己被自己“误读”，丧失改革与发展的价值、动力和方向。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人的“现代叙事”确实很精彩，可圈可点的地方很多。当然，最值得我们骄傲的还是GDP的增速和总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GDP总量从1978年的2683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5.879万亿美元，30年间增长了20多倍，年均增速近10%，这在世界发展史上的确很少见。但同样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社会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我们也积攒了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特别是社会的分层和分化状况加剧，“强势利益集团”形成“社会内部人控制”的现象蔓延，公共权力“私化”没有得到有效的“制度遏制”，人民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等“四权”没有有效的“制度平台”来保证，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长期积累和发酵，目前已经对进一步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改革形成巨大阻力。
    这就是说，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经济规模的世界第二背后，蕴含着纷繁而复杂的各种改革和利益诉求。可以说，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改革步入“深水区”。改革的“议题”也由“如何做大蛋糕”变为“如何分好蛋糕”。换句话说，是由改革开放初期的解决“普遍贫穷”问题，变为目前的实现“社会公正”问题，以“利益格局调整”为核心的改革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人类社会发展史证明，实现“社会公正”的难度更大，需要更为复杂的政治社会制度安排，“中国发展模式”正在步入艰巨的、复杂的体制改革攻坚阶段。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管理和改革滞后的现象也逐步显现，利益分化加剧，社会诚信度下降，社会不公正现象增加。特别是人民“勤劳而不富裕”的历史性难题又在困扰着我们，必须从制度上加以解决。资料显示，虽然我国GDP在飞速增长，但从1978年到2007年的30年间，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从15.65下降到11.15%;全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62.34下降到42.6%。同期，我国GDP增速平均是9.8%，居民消费增速平均是8.8%，而居民收入增速仅为7%，双双高于居民收入增速。而近些年来，我国税收和行政开支的增长速度都在20%到30%以上，“国富民穷”是长期积累的不争事实，到了不仅是理论敷陈，而且是必须从制度安排上认真面对的时候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有“忧患意识”。谈论“中国模式”，离开人民的普遍富裕、人民的幸福和尊严，就基本上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在当今知识化、信息化和多元化的时代，人民群众是会从自己的切身感受来判断一个社会的公正与否，我们真正做好了，老百姓是会感受到的。“中国模式”是在实践中干出来的，而不是研究出来的，“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
    仅从纯经济角度来看，要谈“中国模式”也为时过早。我们知道，中国还是人均4300美元左右的中等现代化国家，在未来5到10年期间，我们刚好迈入所谓的人均4000到6000美元的“发展陷阱”阶段。按照发展经济学家的观点，这一阶段的最大特点是由于“特权腐败”和“社会不公正造成的贫富分化”现象加剧，促使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集中爆发，中断了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的发展步伐就在4000到6000美元这一“门槛”，止步不前甚至倒退。自二战以来，世界上仅有新加坡、韩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迈过这一门槛，成为所谓的发达国家。未来5到10年，是中国改革的艰难的“爬坡期”，是我们迈上“成熟社会”的关键期，也是我们能不能成就“中国模式”的重要探索期。
    这就是说，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仅仅是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发展，关键还在于未来几年社会管理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在于改革是否能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要求，真正有效地消除贫富分化和特权腐败的制度性根源，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约束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的幸福和尊严，让人民满意。
    目前，中央正在大力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这是我们在统观中国社会发展战略全局的基础上，寻求重点突破的、关键性的“改革顶层设计”，是从制度和价值层面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深度思考的结果，对未来5至10年的中国社会稳定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实现“社会健康”，只有一个健康的社会才能有效地实现社会合作和社会团结，才是一个人民幸福和尊严得到保证的稳定和谐社会。也才有资格谈论所谓的“发展模式”这一“宏大叙事。
    关心社会健康，就要真下决心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要求推进社会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按照宪法原则实践社会体制安排，按照“民主、民生、公正、和谐”的“新发展共识”追求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把“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引入一个更高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真心实意搞“改革”，扎扎实实推进“社会健康”。一般来说，社会健康指数除了包括自杀率、失业率、辍学率等之外，重要的还包括政府成本或政府自身消费、政府公共政策质量、经济增长质量、公民参与度、特权腐败程度等社会体制和公共权力运行质量方面的指标，这些都是我们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避不开的关键“改革议题”，必须认真对待，否则由于制度逻辑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会积累和发酵，会经常成为我们稳定和发展的障碍，成为人们群众不满意的根源。可以说，我国“十二五”期间，面临着非常艰巨的社会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任务，改革的结果直接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相关联，与我们党的执政地位相关联，当然，也与中国未来能不能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相关联。
    因此，在讨论“中国模式”时，既要有辩证思维，又要有战略思维。要统观社会发展全局全盘考量。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改革、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时间差”，把我们带入一个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集中爆发的“复杂的改革期”，能否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二者之间取得有效“平衡”，尽快地度过“社会转型期”，实现一个“现代性”社会或所谓的“中国模式”，既取决于我们崇高的公共精神，也取决于我们的智慧和决心。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社会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现实性和紧迫性，要有对国家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的“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