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中国不可能复制美国模式

    说起世界上其他国家，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美国。美国梦、美国精神、美国价值观、美国模式……是我们很多人熟悉的字眼。而美国对内号称自由民主、公正平等，对外则穷兵黩武、实行霸权；对中国今天巧言令色，声称“战略伙伴”，明天又挥舞拳头，大叫“中国威胁”，又让我们看到了它的多面性。是什么造就了今天的美国这样一个“美丽的”帝国？认识美国，首先要了解美国的独特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政治。
    美国的独特性
    美国不同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是一个具有种族多样性的移民国家。除了本土的印第安人，所有的美国人都来自世界其他国家 —— 欧洲国家、非洲国家、亚洲国家、拉美国家。美国的种族多样性是从17世纪开始逐渐形成的。从17世纪到1776年宣布独立，美国的移民主要来自欧洲北部，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英格兰的殖民者。1815年，美国人口840万。100年后，移民人数达到3500万，其中大多数来自中欧、东欧和南欧，另有4万人来自中国，3万人来自日本。新移民的到来形成了多元文化，但是大多数人都逐渐被美国的主流文化所同化。有一条纽带把不同种族和肤色的人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身为一个美国人的国家认同。那么，是什么使美国人产生这种国家认同，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从而将他们凝聚在一起？这就是美国人特有的价值观。
    美国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诱人的称呼：“充满机会的土地”（land of opportunity）。这个称呼吸引世界各地的人们来到美国。到了美国后，很多人确实得到了在自己的国家不曾得到的发展机会，过上了好日子。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人形成了六个基本价值观念﹐其中的三个也是吸引人们来美国寻梦的原因：第一，个人自由（individual freedom）；第二，机会均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第三，物质财富（material wealth）。而要得到个人自由、公平的机会和财富，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自我依靠（self-reliance）、竞争（competition）和努力工作（hard work）。
    虽然号称世俗化国家，实行政教分离，美国却是西方世界信教人口比例最高、教徒做礼拜最勤的国家。而且在不断的发展中，美国人把宗教信仰与爱国主义相结合，创立了所谓的“民族宗教”（national religion）。这种民族宗教成为美国价值观的支柱，强化了美国人的国家认同，并且赋予他们坚定的民族自信心。
    民族宗教之所以被广泛推崇，是因为它表达了一个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至关重要的信念，那就是，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美利坚民族被上帝所关爱和佑护。最早投奔新大陆的欧洲新教徒相信，他们来到美国是为了实施上帝的计划。这种信念给了他们智慧和力量，使他们获得成功。今天的美国人仍然需要这种信念：他们的国家将继续被上帝所佑护，从而继续获得成功。“America，become No.1，keep No.1（美国，争第一，保第一）”，这是杜鲁门在二战后的一句名言。“争第一，保第一”是美国精神之魂，民族宗教正是通过颂扬美国往昔的辉煌和荣耀，来满足今天人们的心理诉求，是美国人在急剧发展的世界变局中保持民族自信的一个重要方式。
    这一特定的“宗教传统”也具有负面效应，它使得很多美国人忘乎所以，狂妄地认为美国就是世界的风范，甚至世界本身。这种狂妄自大，加之传教士心态——希望别国接受美国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使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在思想与外交政策层面，越来越具有十字军东征式的圣战特征。西方有学者指出，美国是20世纪下半叶的大国中最具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家。美国的民族主义“具有一个强大意识形态教条的所有特质：使命意识、历史必然性和布道狂热”。
    美国人的这种使命感、爱国心和民族性，在国难当头之时表现得尤为强烈。当一起国际争端发生、危及美国利益时，绝大多数美国民众便同仇敌忾地团结在总统的旗帜下。此时，总统的声望骤然提高。这一点从美国民众对1991年海湾战争96％的支持率可见一斑，后来的阿富汗战争支持率94％、伊拉克战争70％也是例证。2010年8月，福克斯新闻网就“美国打击伊朗是否合理”进行民调，调查结果显示，9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必须付诸一切努力保护自己以及盟国免受伊朗攻击，支持美国开启伊朗战争。
    美国的中国观
    来自这样一个极其意识形态化的国家，美国人如何看中国？
    最初的印象是，“中国人无法与我们同化”。19世纪中叶，当美国商人和传教士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时，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陌生而奇异的世界：男人的长辫子、女人的小脚，人人留着长指甲、抽大烟……“这个新鲜、奇特的社会唤起我们同样多的好奇与贪婪，乃至最终的同情”。100多年后，美国最权威的中国近代史学家费正清这样写道。
    费正清观察到，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初到中国时，因为本国独立战争的历史，美国人一方面痛斥英国人侵华的罪恶，另一方面却采取“利益均沾”政策，分享其他列强的一切特权和机会。在政治上，美国人坚决反对殖民主义，但是，通过要求最惠国待遇，美国人迅速享受到所有半殖民社会的治外法权。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就连像偷渡客这种最没地位的美国人，一旦在上海登陆，也被给予上等人的地位，同中国绅士一样，凌驾于老百姓之上，不受地方警察的管治。
    “这些平凡普通的美国人”，费正清描述，“起初为乘坐人力车而感到不自在，很快便习惯了这种优越待遇，发现东方生活以及它廉价的人工服务是如此享受。甚至连最讲平等的美国传教士，也不得不去适应等级分明的中国社会现实”。这种反差，导致美国人言论和行动的矛盾。美国人并不否认中国人享有民族自决权和个人自由，但从未采取行动使这些理念变为现实。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推崇的价值理念植根于美国文化，而他们面对的现实是中国的等级社会，以及世界等级体系中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差距。这种矛盾的结果是政策的错乱，美国出于道义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拒绝承认满洲国，但同时却向日本出售武器。
    美国人话语和行动之间的沟壑，反映出中美之间难以逾越的文化差异。这种文化差异，使得那些主张改革的美国人对中国产生了幻灭印象。在中国，农家出身的美国传教士发现，19世纪的中国在衰败，陷入贫穷、污秽、疾病、腐败、贼赃和混乱，而中国人不愿意做任何事情去改变这种现状。尤其令他们不解的是，他们基督式的忍耐和宽容屡屡遭到中国贵族的抵制和民众的冷漠。而在美国，中国人抽大烟、卖淫、裹小脚的照片随处可见，中国劳工在反华风潮中被屠杀。1882年，美国制定了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对一个种族实行排外的法案《排华法案》。当时在美国的华人不过十万余，他们勤劳、善良、坚忍、智慧。华人受到排斥有政治、劳工等几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为不可思议的是文化原因，是他们不同于白人社会的特征和习俗。1876年，旧金山市政府发言人在国会听证时这样评价中国人：“他们永远不能与我们同化。他们是一群永远不变的外国人，永远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同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是：“他们是不信神的共党”。我刚到美国时听人说，美国基督徒教育他们的后代，要以博大的胸襟关爱世人，但是不要帮助Communists（共产者）。我不理解，问学校一位历史教授，为什么很多美国人如此敌视中国？“你听说过godless Communists（不信神的共党）这句话吗？”他说，从兜里掏出几枚硬币。“你再看看这些。”硬币上铸刻着“In God We Trust（我们信仰上帝）”。美元所有的硬币和纸币上都有这句话，据说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现在你明白了吧？”教授说。
    1949年以来的大多数时期，美国民意对中国充满敌意。民调显示，1954年，只有7％的美国人支持中国的联合国席位，而到1970年也只有51％。1967年，当被问到中国和苏联哪一个对美国构成更大的威胁，超过70％的美国人认为是中国。1971年，认为最大威胁是中国的仍有50％，认为是苏联的30％。
    这种负面立场是美国现实主义传统和历史事件的结果。美国资深新闻人詹姆斯·法洛斯指出：“历史地看，美国人的中国观为意识形态所驱使。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不是神化便是鬼化——中国人是我们的挚友以及可能的道友和客户！不，他们是不信神的共党。”概括地说，美国人负面的中国观基于三个主要原因：对共产主义世界的敌视、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和对台湾的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国务卿迪恩·艾奇逊在分析中苏关系后推论，中国和苏联尽管意识形态相同，最终必将分道扬镳。美国只有放弃蒋介石，承认中共政权，才能有效利用中苏矛盾，对苏联加以遏制。杜鲁门政府明确表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将不再支持蒋介石。然而，就在此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警觉地意识到，斯大林支持的朝鲜一旦胜利，将导致“自由世界”和共产世界在亚洲的力量对比倾向苏联。美国如不采取军事行动，必将助长苏联进一步扩张的野心。美国随即调整了遏制政策，将遏制苏联的目标扩大为遏制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共产主义世界。
    1972年春天，地缘政治将意识形态“边缘化”，改写了中美关系的历史。为了制衡苏联，同时缓解越战的压力，尼克松政府对北京实行“缓和”政策。接下来的20年，中美关系得到相对积极的发展，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热情逐渐升温。民调显示，到1980年代，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超过了对苏联。1989年的政治风波再次改写了中美关系史，中国的人权问题成为美国第一热点话题。从此，人权问题长期地，提上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日程。
    美国人敌视中国的另一个原因是台湾。直到1971年，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决反对中国大陆取代台湾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到1979年建交之前，大多数美国民众坚持，美国应该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超过六成的人支持台湾独立政策。在战略利益的驱使下，美国始终以出售武器的方式向台湾表示某种承诺。从老布什政府开始，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美国的对台军售不断升级。台湾是美国在东亚“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对此，美国的战略家们心照不宣。
    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再度兴起。2005年4月一项民调显示，31％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很快会支配世界”。美国国际问题专家戴维·兰普顿认为，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已经从“虚弱中国范式”变为“强大中国范式”。前者视中国为虚弱的发展中国家，后者视中国为正在崛起的大国。
    未来，美国人会如何看待中国？如果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不变，却一步步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怎么看？怎么做？如果中国的体制改变，美国人的看法和做法会如何变化？如果中国获取世界自然资源越来越多，中美之间会不会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相关？
    一种回答是：只要中国仍然是共产党领导的非西方化民主制国家，美国人就会尤为感到不安。“一个强大的非民主制中国将会干什么？”美国人质疑，并将中国与二战时的德国和冷战时的苏联相提并论。可以做某种逻辑推断：一个西方式自由民主的中国能够消除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疑虑。至少是在未来中国与美国或与其他西方国家发生利益争端时，避免美国联合西方各国以道义的名义排斥和制裁中国。
    然而，这种逻辑推演似乎是一厢情愿的。美国对外政策由现实主义主导，一个强大的中国，不论是否自由民主，美国人都会心存疑虑。在美国人乃至西方人眼里，中国是个异类，体现在四个层面：第一，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是不同的政治制度；第二，中国在经济上已经成为一个竞争者，为了维护西方的利益，要想方设法限制中国发展；第三是宗教意识，13亿人的大国，不在基督教的脉络里；第四，种族。
    中美之间，过去是合作多于冲突，未来仍将是合作多于冲突。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将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提上新阶段，表示：“美中关系将造就21世纪，从而使美中关系列入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西方媒体解读，这表明21世纪的两个超级大国越来越相互依赖——中国是美国国债的主要持有者，美国需要中国继续为它的赤字买单；美国是中国廉价商品最重要的市场，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这个全球最大消费国。而在此前，美国同其西方盟友的关系远比同中国的关系重要得多。奥巴马还表示：“美国不谋求遏制中国”，“一个强大而繁荣的中国的崛起，将是国际社会力量的源泉”。
    尽管华盛顿声称，美国对中国日益崛起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表示欢迎，然而，问题是，在美国人内心，究竟中国崛起到多大程度，美国能够容忍？虽然中国目前在各方面都还没有足够的实力与美国竞争，美国人却已经在担心，中国的发展速度太快，很快将会强大得难以对付。对于美国来说，与中国的合作，只能限定在帮助美国应对当前挑战和维护它所主导的国际秩序范围之内。一旦超限，中国将被视为“不负责”或“秩序破坏者”，美国对中国的遏制还会冷风劲吹。事实上，美国对中国崛起从未放松警惕。在2009年9月发布的《2009年国家情报战略》报告中，美国延续了对“中国威胁”的一贯指控，将中国视为伊朗、朝鲜和俄罗斯之外，可能对其构成挑战的国家。就在奥巴马2009年11月访问中国的同时，CNN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视中国为威胁—— 7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经济威胁；51％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军事威胁。
    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主权国家仍然是最基本的政治单位。每个国家不论大小，都要维护自己的主权独立和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利益靠的是什么？是实力。所以，即使是在全球化时代，利益和实力仍然是国际政治的根本。而且在美国眼里，中国是惟一可能挑战其世界霸主地位的国家，如果没有所谓“邪恶国家”与之抗衡，牵扯它的精力，美国势必加大对中国的惩治力度。回顾刚刚过去的2010年，从年初开始，中美关系就连降阴雨，先后在贸易、对台军售、达赖喇嘛、谷歌、人民币汇率、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上冲突不断。7月以后，白宫和五角大楼雨势加大，相继发生了美韩联合军演、美国航母访问越南、中日钓鱼岛争端，国务卿希拉里公开表示，南海问题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事情都不是孤立偶然的现象，都与针对中国强大的地区大国地位密切相关。11月，美国国会再度呼风唤雨，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年度报告大肆渲染中国导弹对美国的威胁，鼓噪对华全面施压。与此同时，借朝韩延坪岛交火、朝鲜半岛对抗之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驶入黄海……
    胡锦涛主席今年1月访问美国，美方精心安排，以最高规格接待。中美寻求在新的一年重启合作关系，并朝着积极合作全面的方向发展。双方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然而，从接下来所发生的种种现象来看，这个新开启的合作之年，似乎并不那样风调雨顺，大洋那一端，美国遏制中国的噪音再起。2月8日，美国国防部公布了《美国军事战略报告》。报告强调，在下一个10年内，来自亚洲的威胁极有可能上升，美国必须更多地依赖其盟友来维持在亚太地区的军事优势。美国要继续与其传统盟友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汇聚共同的力量，并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以及印度加强军事合作，从而进一步提升美军在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尽管报告中极少有文字明确提到中国，但分析普遍认为，这份《美国军事战略报告》矛头直指中国。更重要的是，美国没有排除重启对台军售的可能性。近日，希拉里甚至公开指责中国的互联网政策，借口互联网自由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这些都表明，美国其实是以冷战思维对待中国的崛起，将遏制中国作为它在亚洲的战略重点。
    美国担心和防范中国崛起不无原因。一方面，美国如此迫切地维护它一强独大的地位，任何，哪怕是微小的中国同美国在实力上缩小差距，美国人都不情愿看到。另一方面，中国具有极强的独立自主性，美国不相信中国能真正成为它在国际领域中靠得住的支持者。由此可以推断，不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改变，不论中国崛起的速度快慢，中美关系的未来将充满利益博弈。正如美国学者南希·塔可也尔所言：“中美关系是一段多事的历史，也将有一个多事的未来。”
    中国不可能复制美国模式
    很多人都觉得，美国的自由民主具有吸引力，但是另一方面，当对美国的民主经历多了，我们发现，民主在他们那里长得好，移植到我们这儿来却不灵，美国的独特性决定了美国模式是不可复制的。北京大学潘维教授说过一句很形象也切中要害的话：世界上只有一个白宫，中国要照样建的话，那一定是假的。“假白宫”就不是自由的标志了，只能是被真白宫奴役的标志。为什么这么说？美国讲人权，总是批评中国的人权，可是我们想一想，它3亿人情愿与中国13亿人分享一片蓝天吗？它不到5％的世界人口，消耗超过30％的世界资源，它情愿让中国20％的世界人口分享那么多的世界资源吗？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政治改革，“拆了克宫建白宫”，结果怎么样？他个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可是苏联解体了，经济政治陷入混乱，GDP下降50％，寡头垄断了资源，老百姓遭殃，最后由普京这样的铁腕人物以威权的手段来收拾败局。北京有个基辅餐厅，乌克兰的国家功勋演员在里面演唱。国家功勋演员啊，沦落到餐馆卖唱的地步！
    很多人对自由民主的想法太过理想化。我们应该尊重民主，但是不能迷信西方民主，不是把西方的大选拿过来就民主了，西方选举民主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遭到失败。中国应该找寻自己的民主发展道路，发展民主要考虑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更不能为了实现少数精英的所谓普世价值观，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追求自由民主，一定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空谈普世价值观，解决不了中国目前的问题。
    谈到美国梦和中国梦，我的看法是，从个人角度来说，个人奋斗、成功、实现自我价值，是人类共同的梦想。从大的方面来说，如果在一个机会均等的时代和社会，普通人通过努力奋斗都能实现梦想。美国梦之所以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追求者从世界各地来到美国，是因为这个梦是可望而可及的。而如果由少数人垄断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就会产生贵族社会。中国今天就要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防止出现贵族社会，不要有钱人的孩子上“贵族学校”，农民工的孩子入学无门。
    关于美国梦，美国人最近的一个“意外发现”进一步激发了我的思考。2010年11月23日，美国《全球主义者》在线杂志发表文章《在中国，美国梦仍在，而且还很美好》（中译文见《参考消息》2010年11月24日14版）。文章称：
    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甚至可以说是扭曲的时代。突然间，最拥护美国的人都对这个国家的未来产生了深切的怀疑，不知道这个国家以后还能不能继续辉煌下去。然而在最近的中国媒体之行中，我们发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美国梦仍在，而且还很美好。这是令我们最为吃惊的。
    当交流互访的中国学者听到我们美国记者学者批评美国政治陷入僵局和美国社会陷入严重冲突时，他们会非常不高兴。
    美国以后有可能陷入瘫痪的事实显然是中国人不希望或者说是不愿意听到的。他们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并不出乎我们的预料，都是建立在一个自信的美国、一个有信心和有凝聚力的美国社会的前提下。
    ……
    他们问我们……你们的意思是，美国可能不再是现代化的先锋？美国有可能失去他们自信的传奇？
    他们说，这对我们中国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可怕的消息。毕竟我们几乎所有人都在做美国梦。我们所有人都希望将来某天能活得像美国人一样，不管这个梦想能实现到哪一步。
    事实上，他们说如果美国移民政策允许的话，97%的中国人可能会移民到美国。
    所以，他们跟我们说，不要再说美国怎么不好了，我们不会相信的。你们在摧毁我们对未来的梦想。相信美国有美好的未来是令我们中国人走出许多黑暗日子的动力。
    ……
    看了以上文字，我并不怀疑，美国人撰写此文是基于他们的真实观感。让我质疑的是，美国人所接触的这些中国学者在中国人中有多大的代表性？他们所谓“如果美国移民政策允许的话，97%的中国人可能会移民到美国”的估算有多大的可信度？这些中国学者不愿意听到“美国以后有可能陷入瘫痪的事实”是因为不了解美国，还是作为“普世价值论者”，他们不愿意正视真正的美国？他们所谓“我们所有人都希望将来某天能活得像美国人一样”的幻想是在追寻美国梦，还是他们就生活在梦中？
    我不怀疑，“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美国梦仍在”，但我不相信，“我们几乎所有人都在做美国梦”。如果真的像这些中国学者所言，“相信美国有美好的未来是令我们中国人走出许多黑暗日子的动力”，我认为，现在就到了中国人梦醒的时分。
    应该看到，美国有它的独特性，普通人梦想成真的机会要大得多。美国地大物博，不光是自由的土地（land of freedom），而且是富庶的土地（land of plenty）。欧洲人刚到新大陆的时候，那片肥沃的土地真的是撒一把种子就长。肯吃苦的人拓荒种地，很快就能成为农场主。发展工业后，聪明勤劳的人开个小作坊，没几年就能做成一个大工厂。再加上美国早年发展时期对外扩张，积累了大量财富，这些都是后发国家望尘莫及的。中国人实现梦想没有美国人那么好的先决条件，美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决定了美国模式不适用于中国今天的发展。中国人口众多，十分稠密，人均资源非常有限，发展空间也受到限制，不像美国梦形成和展开的年代，有广大的中西部和整个世界作为其发展空间。怎么能在有限的资源和空间下，让13亿人有比较体面的生活？怎么共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提出了“和谐发展”的理念，决心进一步改善民生，政策的着力点转到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富裕人民群众，将追求国强民富的发展策略转为追求民富国强的发展策略。
    为了13亿人民的福祉，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人民共和国不能忘记自己人民的利益，共和国这趟列车谁都不能给丢下。
    美国模式不适用于中国，也不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中国正在找寻的出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却有积极的借鉴作用。2009年世界人口达到67亿，2010年达到69亿，如果不能解决共富的问题，世界迟早会崩溃。如果中国13亿人能够做到和谐发展，就能给世界树立一个好的样板。所以，走和谐发展的道路，与自己的同胞，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存，或许，这才是中国模式，或者说是中国最适合的模式。
    近年来，一些学者在讨论中国模式。关于中国模式，有还是没有，好还是不好，大家可以讨论，见仁见智。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过去30年间，中国以接近两位数的持续增长，解决了3亿以上人口的脱贫和近3亿人的城镇化问题，并且没产生大规模的内部动乱，也没发生对外部的殖民、侵略和战争，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而且经济发展至今没有停下来的势头。毫无疑问，中国是有自己独特性的，我们应该研究建国60多年来的成功所在，以及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功所在，同时发现问题所在。我们对外部世界要有一个开放的态度，要学习别人的长处，学习美国的长处，有海纳百川的气概。但是，中国有自己的特色，也应该走自己的路，那就是坚持中国本位，探索中国模式，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作者：《凤凰周刊》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