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把财税体制改革当做改革重点

    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大型展览时强调：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习近平所说的“大家都在讨论的‘中国梦’”，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教授去年就曾在其所著《中国梦和中国道路》里有所阐述，并为之描绘出通向梦想之门的中国道路。
    十八大之后的中国道路，该如何将中国引向梦想之门？中国当前面临的改革任务该如何攻坚？未来十年，你的钱袋子又可以鼓起多少？本报记者对话周天勇教授，具体解读十八大之后中国未来的改革走向。
    “中国梦”契机
    “发展速度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催生‘中国梦’”
    潇湘晨报：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强调了中国梦，您在一年前也提到了中国梦。习近平提到中国梦，是否与中国当前的发展态势有关？
    周天勇：有一个这样的背景：第一，发展已经30年，30多年之后，原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在2011年主权债务危机以后发展速度下降。第二，国际环境，比如周边局势，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从中东向亚太转移，中国需要应对，而又与菲律宾、日本有了纠纷，周边局势不安稳。就国内而言，30多年的发展成就很大，但有一些问题，比如收入差距、就业、房价、食品安全、医疗等问题。中国未来面临严峻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对社会的希望与失望并存，中国梦是一种希望，一种期盼，一种憧憬，一种理想。中国梦，说到底是强国富民梦。
    中国梦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中华民族的梦：在未来要复兴，要成为强盛民族。二是老百姓的梦：生活富裕，幸福快乐。提出中国梦，主要目的在于凝聚民族精神。如果这个民族失望了，泄气了，没有精气神，就失去了动力。
    潇湘晨报：您当初提到中国梦的时候，内心是否有相应的参照系来作为比较？
    周天勇：从世界的大量文献来看，主要还是说美国梦。美国梦，最早就是几百年前欧洲人到美洲大陆，认为到这片土地上，只要你有能力，又想干事，这个社会就能成就你；后来马丁·路德·金提出“我有一个梦”，讲的是消除种族歧视，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后来格林斯潘说要圆美国人的住房梦，推动议会通过法案，使低收入的人也能贷款，购买住房。
    总体上，美国梦强调个人比较多，强调他们的创业之梦、生活之梦，以及强调人在社会上能获得尊严。中国梦更偏重于国家之梦、民族之梦，国家之梦与每一个家庭之梦联系在于：每一个老百姓如果富裕不起来，就没有整个复兴的基础。
    收入翻一番
    “人均收入翻一番问题不大，分配差距需解决”
    潇湘晨报：十八大报告提到，中国居民人均收入要实现翻一番，在您看来，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周天勇：以目前的态势来看，国民生产总值与居民人均收入要翻一番，问题不大，以百分之七点几的速度就可达到。但更需解决的是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问题包括如何处理收入分配和财富的差距，如何把房价和物价控制住。房价和物价不控制住的话，所增加的收入就会让房价和物价消耗掉。
    潇湘晨报：哪些阶层的居民有可能最先实现收入翻一番的目标？
    周天勇：要看未来政策如何，如果未来的政策是改革土地等制度，那么很可能一部分从自己的财产获得收益，部分人从自己的创业获得收益，一部分从自己的科研等技术创新获得自己的收入。如果不进行大的调整，那很可能很多有几套房子的人，依靠涨上去的房租，就能最先收入翻番。如果垄断行业不改革，行业内部的人会更快富裕，而且不止翻一番。
    潇湘晨报：未来实行怎样的政策，可以让中低阶层收入的民众很快实现翻一番的目标？
    周天勇：这其实是如何解决财富和收入分配的问题。我的建议是：
    第一，必须改革农村的土地制度，让农民从宅基地这些财产性的收益上有收入。从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情况来看，其很多农民不会因失去土地成为低收入者，他们的宅基地入股交易以后，获得财产收入，拿这些收入会去创办中小企业，或者因此而拥有到城里买房的支付能力。我国大多数农民没有从土地上获得财产性的受益，这是城乡收入差距很重要的形成原因之一。
    第二，未来十年，需要教育改革，让教育更公平。国家应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将九年义务教育延长到十二年义务教育。可以改革教育体制，打破现在不能异地高考的制度，给学校更多自主权。教育内容要改革，现在教了很多没用、陈旧的东西，此外应试教育扼杀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第三，要理顺人能够畅通地向上流动的制度。国家的创业、审批、监管、收费、税、信贷，这一系列政策要给渴望创造财富的底层人士以宽松的环境，这些底层人士、低收入者，教给他们能力之后，让他们能通过自己的能力，努力奋斗，勤奋工作，向上一个收入台阶、财富台阶阶层流动。
    收入分配改革
    “房产税制度是最大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潇湘晨报：十八大报告里也提到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口号喊出已久，为何方案迟迟没有出台？
    周天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很复杂，首先，有些问题是直接的改革解决不了的。比如城乡收入差距，它是结构问题，不是体制问题。第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改革对象是谁？比如要进行工资体制改革，工资要翻两番，翻谁？国家能翻番的就是公务员，还有靠财政发工资的部门，比如事业单位，但是你翻这些，不翻另外一些，收入分配差距会更大。但如果强调私营企业、小微企业工资都要翻一番，现在劳动成本本身较高，社保费率也较高，再翻一番，这些企业就会被“翻”到破产。
    潇湘晨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有意义的改革之处在哪儿？
    周天勇：这项改革最有意义的应当是针对垄断行业。这应是未来五年十年改革的重点，即其必须交够红利、利润。现在垄断行业向国家缴纳的利润多仅仅是5%到15%，很低。此外，资源税交得很少，垄断行业多数只是象征性地交一交。这些没交的利润和资源税都形成了垄断行业的收入，这不合理。
    还有一些很难的外围改革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影响非常大，比如将现在的土地出让金制度改成房产税制度，就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很大。
    现有的土地出让金制度，第一，容易剥夺农民的收益，比如从农民那儿10万元拿一块地，放到城市里卖100万，这一差价形成的收益本属于农民。
    第二，把70年的税一次收来摊在房价里，早买房的人，因一开始土地出让金低，甚至没有出让金，房价也低，或许会买上好几套房子。后来，房价越来越高，富人不怕。收入甚少的人买房所付，就等于把70年的税一次性地交给政府，而且要贷款交税，早买房的人可以将积累下的几套房子，租出去获得收入，但后买房的人，相对早买房的人，容易变成房奴。这样，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房子造成。
    如果土地出让金制度改成房产税制度，首先，所有买房者需要登记房子，并且这一信息要能联网共享，通过网络搜索能查到。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能让官员的财产公开，拥有几十套房子的官员一查便可知。同样，房子多的富人要多交税。穷人在房产税制度之下，可少交税。这是最大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财税体制改革
    “乱收费太多，税负太重，必须改革财税体制”
    潇湘晨报：您在《中国梦与中国道路》一书中提到，新一轮改革的重点是财税体制改革，为什么将财税体制改革作为改革的重点？
    周天勇：第一，政府的收费不规范。首先是乱收费太多，政府的一些部门包括一些行政性事业单位，都有收费罚款权。车辆行驶在公路上，除高速收费外，交警、运管、运政、治超办，四个单位在路上会收费。国外，一般商品中的运费成本为8%，我国大概要达到20%。这多是前述四个单位的乱罚款、收费造成的。其次，税太高，我国有17%的增值税，企业要交40%-60%的社保费，负担太重。
    第二，我国政府行政公务支出占全部政府支出的比例相对西方国家偏高。在国外，日本2.5%，美国16%，意大利大概19%。我国行政公务花太多。
    第三，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事务和政府收入不匹配。即正规税收虽重，60%多让中央拿走了，地方四级政府(省、市、县、乡)剩40%，中央拿走太多，地方需要负责越来越多的事务，没法，只能卖地，乱收费、乱罚款。卖地，希望地价越高越好。收费罚款让小企业不堪重负。转移支付不公开、不透明、不科学，很多专项转移支付太多，地方政府就得跑北京，所以北京有那么多的驻京办，这一方面增加了成本，一方面也滋生腐败。
    潇湘晨报：有媒体报道，《预算法》法案修改过程中的公众参与热情不高，公共财政预算实际与民众的利益攸关，民众举动原因何在？
    周天勇：《预算法》与老百姓关系很大，如收税、教育经费的安排等，但公众参与热情不高，原因在于，编制预算是一个很技术性、很专业的活儿，普通人难以提出建议，公众对于预算的知识基础不够。但普通老百姓可以在花钱的程序上监督，如钱花到哪儿了，这需要政府将其变得透明，但目前来看，透明的渠道不多。在国外，议会会花60%的时间来辩论预算，钱怎么花，是议政比例最大的一个事儿。但我国，对于钱怎么花，在人大多是花两小时来讨论。所以十八大要加强全口径预算的监督和审查，是很对的。此外，很多钱没有进入预算，你都见不着。
    来源：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