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士年：阶层固化加剧我国贫富差距扩大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的“蛋糕”已经做大，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展到“共同富裕”的经济条件已经具备。但是，我国的经济增长轨迹至今仍没有形成一条标准的“库兹涅茨曲线”，即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缩小，而阶层固化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公，使我国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一、阶层固化的含义及在我国的表现
    社会学把由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种原因而形成的，在社会的层次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称为社会阶层。各阶层之间流动受阻的情况称为阶层固化。在一个开放、和谐的社会中，各阶层之间的流动应该是自由的，即中下阶层只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向更高阶层流动。这种阶层的流动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但是，我国目前社会阶层出现明显分化，各阶层之间的流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阶层开始趋于固化。具体表现为社会纵向流动通道日渐狭窄，下层社会向上层流动变得越来越艰难，社会结构调整速度放慢。同时，分配不公问题开始呈现固化、板块化和制度化的趋势，出现“财富世袭”、“权力世袭”与“事业世袭”的状况。
    当前，由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拥有的资源不同，在社会分配机制不够完善、社会制度变革与调整的动力减弱的情况下，社会资源在父辈和子辈之间出现“世袭”，贫富差距也就产生代际的传承。如针对富有阶层的财富调节政策在我国还十分有限，就会出现富富相承的重要因素。最终导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这种阶层流动的受阻，既包括阶层内部流动的不畅，也包括阶层之间流动的艰难。
    二、阶层固化加剧我国贫富差距的分析
    1，机会的不平等导致阶层固化，加剧收入分配的差距。由于阶层的固化，导致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不平等以及竞争过程中的不平等，突出表现在劳动力流动中的体制性歧视。虽然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在不断加深，尤其是东部地区城乡差距已经越来越小，但是，原有体制中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身份性歧视并没有根本改变，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农民身份在就业、收入分配以及公共品分享方面，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视性待遇。这种状况既易形成阶层的固化，也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成为目前全国总体基尼系数过高的重要体制性原因。
    2，劳资协调机制不得力助推阶层固化，导致中下阶层收入增长困难。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中虽然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但相应的体制设计还不完善。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释放、人口红利的存在，形成劳动力相对充裕的局面，而社会又缺乏劳动集体谈判的渠道和机制，导致劳动要素在参与分配过程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在发达国家工人工资谈判中起最重要作用的工会组织，在我国大多非国有企业中基本没有建立或形同虚设，对工人工资协调作用微乎其微。在国有企业，工会往往只是作为一个“职能部门”存在，在维护职工权益方面往往受制于企业管理层，作用难以发挥。
    3，国有垄断行业加剧了我国阶层固化和收入分配关系的扭曲。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虽然逐步向市场化迈进，但很多领域由于进入门槛的限制，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弱化。一些行业并非靠市场而是依靠行政性垄断，占有社会大量资源。然而，大部分垄断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格”普遍却高于国际价格。事实上，垄断行业在人力资源上与外界基本是分割的，从而造成的阶层固化，加剧了我国收入分配关系的扭曲。
    4.税制不健全，影响了税收对贫富差距的调节作用，加剧阶层固化和收入分配的不公。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要缴纳高得多的税。但是在我国，频繁出现在福布斯(或胡润)中国富豪榜上的中国富豪们，并没有出现在缴税排行榜的前列。现行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格局，流转税收入占到了全部税收收入的70u/o左右，有利于税收收入，但不利于调节贫富差距：个人所得税没有考虑到家庭综合收入差距;作为平衡财富差距的最重要税收，财产税目前在我国仍然缺失。
    5.政府监管和保障的缺位，带来的阶层固化和收入分配差距。由于我国缺乏对对资源配置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下，行政性资源配置的权力具有一定的“价格”意义，成为产生灰色、黑色收入的根本原因。另外，资本市场的监管不力，也为一部分人快速富裕起来提供了条件。这些父辈资源和财富的继承与延续，使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产生了代际间的发展与延续。
    三、解决阶层固化和贫富差距扩大的措施
    1.改革就业、户籍制度，保证受教育、就业的机会公平。推进机会平等，要在制度上保障人民平等竞争的权利，改革我国的就业制度、户籍制度等，保证教育、就业等方面的机会公平。阶层固化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很大程度上与受教育机会不平等有关系。当前，应改变教育的城乡“二元结构”，提高农村人口受教育年限，提高农村居民受教育的质量。加大对农民和进城务工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和扶持力度。改革我国的就业体制，尤其是涉及到国企、事业单位等的招聘，要公开透明招聘程序，杜绝暗箱操作，让阶层之间的流动变得顺畅，收入分配变得合理。
    2.规范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提高中低阶层收入水平。切实落实非公有的大中企业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企业结合自身经济状况，根据工资增长指导线确定本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劳动者与企业可就修改工资分配制度、工资支付办法和发放时间、离岗职工生活费、调薪幅度等进行协商，根据劳动者提供劳动的实际情况，按照双方重新约定的标准和方式支付工资。充分发挥各级工会对工资集体协商的作用，尤其是当出现企业利润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政府发布的工资指导线提升、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等情况时，工会应当主动就工资增长提出协商要约。
    3.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缩小行业收入差距。首先，要打破垄断行业的垄断地位，引入竞争。对于电力、金融等垄断领域，应降低准入门槛，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对于市场做得好的，政府就不应该介入。其次，垄断行业在内的国企薪酬分配，应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管理的轨道。实施工资总额预算管理，控制垄断行业人均工资，改革“工资挂钩制度”，除了工资福利应该接受社会公平检验以外，企业利润分配、职务消费等核心环节也应得到规范。垄断行业高管职务消费与企业利润分配应逐步规范，差旅费、会务费等职务消费支出应回归合理水平。按照《反垄断法》的要求，从完善制度设计人手，充分引入、激活市场竞争，依靠市场的力量逐步打破垄断行业“一企独大”的地位，逐步缩小垄断行业与其它行业的收入差距。
    4，强化税收调节功能确保社会公平，税收对于调节收入分配不均、缓和阶层固化局面，具有重要作用。应逐步增加直接税并相应减少间接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从而逐步提升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并使其与取得收入的功能兼容，成为未来我国税制建设的方向。让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多纳税并以此调节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就要实行综合所得税制——以个人申报为基础，将其全部所得一并计税。另外，尽快开征财产税，结束财产保有层面的无税状态，建立在收入和财产两个层面全方位调节贫富差距的直接税税制体系。从填补财产税空白的角度开征物业税，并以此为突破口陆续开征遗产税以及其他属于财产税系列的税种，结束现行税制格局中的财产税缺失状态，发挥税收调节阶层固化收入分配的不均等作用。
    5.完善政府监管职能，扩大社会保障范围。要加强对行政权力可能带来“寻租”行为的监管，杜绝贪污腐败和用人招聘中的舞弊行为，加快官员财产申报立法和实施。同时，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惠及城市和乡村的低保、养老、医疗、失业、住房、工伤、生育等各项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让全体居民都能享受公平的社保待遇。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保障等体系，减少收入分配中支出的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