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承训：“共同富裕”是根治深层次矛盾之本

    内容摘要：在新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应当深入重温邓小平关于实现“共同富裕”、“消除两极分化”的论述。“两极分化”和“共同富裕”构成一对矛盾。由于种种复杂的情形，现在我国“两极分化”呈现加速趋势，是产生深层次矛盾的主要根源，而“实现共同富裕”则是破解深层矛盾的总开关。自觉地把握这一总开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能健康发展。
    关键词：共同富裕；两极分化；深层次矛盾；分配制度改革
    作者简介：杨承训，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南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经济学会会长。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8273(2012)01-0018-07
    胡锦涛多次要求全党，越是形势大好越要树立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重要的一条，是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上重温邓小平的训示。2012年，恰逢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0周年。“实现共同富裕”和“消除两极分化”像一条红线贯穿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之中，我们应当进一步深化认识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今天在利用新的发展机遇和需要化解深层次矛盾、稳中求进之时，更应着重抓住这条红线。对于现实和今后中国的深层次矛盾，国内外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包括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民营企业发展受制”、“国富民穷”等等。我们认为，对深层次矛盾要作全面的分析，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还是要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邓小平关于解决矛盾的大思路来处理。联系实际，可以说两极分化是现实和今后深层次矛盾的主要根源，“实现共同富裕”则是破解这一切矛盾的总钥匙。
    一、“两极分化”加速趋势是深层次矛盾的主要酵母
    从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讲过20多次“消除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1993年，他在最后一次长篇谈话提出这样的问题：“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p.1363)这段文字告诉我们，他最挂心的还是两极分化问题。
    我们深入领会邓小平的一贯思想，可以发现，他总是把实现共同富裕与防止和消除两极分化联在一起，可见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一对矛盾。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p.373)这里体现了两个统一：一是发展生产力和优化生产关系的统一；二是实现共同富裕和消除两极分化、消灭阶级的统一。发展生产力，是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动力，而实现共同富裕则是消除两极分化的基础。两极分化的存在和扩大，势必阻碍共同富裕，进一步会制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乃至造成社会动乱，加剧社会矛盾。这样，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健康、稳定发展。因此，可以说两极分化是一切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邓小平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2](p.364)这就是说，两极分化会使整个社会四处冒烟。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加速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事业，当然也难以持续实现科学发展。我们在肯定社会主义建设巨大成就的同时，对两极分化的危害可作一些具体分析：
    第一，两极分化趋势加剧了贫富悬殊。首先肯定，我国全体居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居民收入差距拉开了，但同时出现贫富悬殊的趋势。据2011年胡润财富报告：亿万富豪5.5万人，加上其家人，约3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万分之2.2，每户占有资产按5亿元计算，等于27.5万亿元。中国千万富豪人数96万人，加上其家人，约5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千分之3.7，每户占有资产按5000万元计算，拥有资产48万亿元。如果全国居民拥有资产按120万亿计算(GDP的3倍，国家占有的各种形态财富约80万亿元)，那就是说，0.37%的人口占有居民财富的40%；加上拥有500万元以上财富的，可能10%的人口占有50%的财富；其余90%的人占有不到50%的财富。据称，中国富豪人数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占第三位，而且每年以近10%的速度增加。而我国绝对贫困人口还有2000万人，相对贫困人口(每天生活费用不足2美元)接近2亿人。基尼系数达到近0.5，居世界前列。这样下去，比邓小平所假设的1亿人口与9亿人口之比的两极分化要大得多。党的十六大、十七大都讲了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际上中等收入者(以年收入10万元计算)全国不足20%，此种状况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不相容的，现在和将来发生的矛盾盖源于此。正如邓小平一针见血指出的：“所谓两极分化就是出现新资产阶级”。[1](p.1014)
    第二，两极分化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大阻力。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扩大内需，但是绝大多数人口缺少足够的购买力，就不可能进一步加大消费的拉动力。这几年消费贡献率已降到36.8%，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我国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GDP)70%以上的民营企业主要靠利用廉价劳动力从事粗放经营获取利润，有许多民营企业的剥削程度相当于当年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剩余价值率达200%以上。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40%以上的民营企业转型困难：一是劳动力成本提高，二是原材料价格上涨，三是环境要求更严，四是有些行业大肆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而在许多地方他们还在拼命抵制经济转型，促使低劣产业产品复活。这使实现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企业升级受到阻碍，而很多拥有雄厚资产的私企老板也纷纷丢了实业去从事投机活动，放高利贷，推动经济虚拟化。其中，投资房地产也是少数人暴富而脱离实业的重要项目。据胡润财富报告称，全国炒房者占千万元富豪的20%。他们成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阻力。
    第三，两极分化严重影响社会稳定。近年来，突发事件屡屡出现，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群众不满意这种两极分化的状况。有一些青年因工资低不去从事劳动，而拉帮结伙做一些非正当的行当。而且在富豪中也滋生了一批黑恶势力，他们垄断某些地方的某一行业，欺行霸市、行凶作恶，并与地方官员勾结，形成“黑三角”。如果这样的状况再继续下去我们是不可能建设完成和谐社会目标的。从国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看，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就在于两极分化。
    第四，两极分化使得生态环境屡遭破坏。可以说，环境污染与两极分化相伴相随。现在我国许多地方的环境堪忧，主要是由粗放经营和企业缺乏社会责任、不顾全局的长远利益造成的，任意排放污水、污气、污物，以致环境污染状况长期不能治理。据初步估算，我国付出的治污成本约占GDP的4%以上。这些生态成本需要几代人才能偿还，有的甚至永远无法修复。如果算大账，这些企业的获利同它们造成的污染即生态成本之比，大体为1∶10，有的项目可能是1∶100。此外，许多宝贵资源被乱开乱采，破坏严重，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可谓生死攸关。可见，两极分化造成了建设“两型”社会的最大困难。
    第五，两极分化成为精神污染的基础。在出现暴富阶层的影响下，外国人说中国社会迷漫着“铜臭气”，有些人出现了不健康的价值观，以追求金钱为唯一的目标。而有些所谓“专家”竟然说“赚钱就是为人民服务”(茅于轼语)。对营造积极向上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十分不利。有些旧社会存在的腐朽现象早已消除而今沉渣泛起，而且有所扩展。邓小平曾经说过：“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2](p.154)
    第六，两极分化扩展了腐败的土壤。官员的腐败固然有他们自身的原因，但是外界的温床也十分重要。正像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所指出的“糖衣裹着的炮弹”一样，必然有人来腐蚀干部。从现在查出的事实看，大量的腐败都是那些富豪行贿造成的。
    以上情况表明，两极分化同社会主义不相容，同共同富裕南辕北辙。如果两极分化的状况得不到抑制，其结果势必葬送社会主义。西方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造成社会动乱、经济停滞，其根源就在于两极分化严重。正如邓小平多次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2](pp.110-111)这个警示应当重新引起我们的注意。
    二、“两极分化”趋势加速的深层次原因
    我国出现两极分化的严重趋势决非“一日之寒”。对于这个趋势，邓小平有深刻的洞察。认真重温他关于消除两极分化的论述，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线索：20世纪80年代，他着重强调“避免”两极分化，“不能发生”两极分化；进入90年代，他又着重强调了“消除”两极分化，必须加以设法扫除；到他最后一次关于两极分化的谈话，又提出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这说明他已经预察到两极分化不可避免，而且认为解决起来比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更困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从深层次上说，就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解有偏误，有些方面没有真正全面贯彻邓小平的遗训(他要求20世纪末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现今已过去10多年)。具体说，有这样几个原因必须认真揭示：
    第一，对“先富”和“共富”关系认识上只注重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邓小平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1](p.1130)而许多地方只强调“先富”，却不顾及“共富”。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中，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根本要求，而我们很多同志的社会主义制度意识淡化了，甚至认为只要少数人富起来，其他都是次要的。有些人指责我国是“国富民穷”，实际上是有少数人暴富，而大多数人却富裕得很慢，以至出现“马太效应”，差距越拉越大，甚至连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都未能得以妥善解决。实质上，这还是一个老的命题：到底中国走什么道路？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实行“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现在，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个陈旧的老调。但认真地说，这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削弱有直接关系。
    第二，对于私人资本的认识和政策也陷入误区。有些人崇拜私有制，崇拜私人资本，崇拜西方，把发展经济的希望寄托在私人资本身上。有的学者公开提出中国要实行西方制度，私有制是最大动力，中国应该实行“民营化”，实质上就是私有化。这样在政策上就出现了对私营企业主特别是富豪加以优惠的倾向，税收比国有企业轻，而且动不动替他们喊冤叫屈。有的官员同私人资本形成比较深厚的“友情”，许多政策专门为他们服务。这种状况当然会促进两极分化。回顾以往，我国在发展房地产市场上有很多值得深思的教训，短期内出现那么一大批暴富者，这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以致许多房地产商结成垄断联盟，垄断价格和市场，同政府“抗膀子”，不少地方达到失控的程度。还有矿产资源，实行所谓“有水快流”的办法，让许多私商去占有国家的资源发财，还造成资源的浪费和安全事故。有的地方以造假起家，后来变成了房地产、股票、矿业的炒家，然后获取巨额资本再放高利贷，并要求银行私有化。全面地看，对于私营企业的政策在许多方面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比如，把私营企业称之为民营企业，好像它们就是代表人民利益的，用一个“民”字掩盖两极分化现象，总体上把“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误解为完全抛弃阶级分析观点。
    第三，市场原教旨主义泛滥，以对市场的迷信淡化了社会主义乃至“去社会主义化”。这些年，西方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大肆泛滥，它们的逻辑是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成一般市场经济，不再提社会主义，
    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又强调“市场经济高于一切”；然后说私人经济最适合市场经济。通过这样三个环节，就把社会主义改革篡改为私有化的“改革”。他们提出“市场至上”、市场“自由化”、市场的本质就是“无为而治”，不让政府管理和调控。事实上，“无形之手”也并非纯“自然”地运行，往往有躲在“无形”之后的“第三支手”操纵(如恶性投机、控制价格等)。邓小平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一种手段、方法，现在有些人却把市场经济称为一种“根本制度”，而且要照搬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通过市场自由化搞私有化。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谓“自由市场经济”)必然产生两极分化。我们如果不用社会主义制度来规导市场经济，那它必然促进和加剧两极分化。在这里，两种市场有一个共性与个性、通融性和排异性的关系问题。这可用下列图示加以说明：
    图：两种市场经济共性与个性的矛盾统一
    共性是两种市场经济通融性的基础，现阶段主要有5点：(1)机制相同；(2)手段工具相同；(3)存在大量私人资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强大的国际市场影响力；(5)意识形态的某些融通。个性则是二者排异的基础，主要有4点：(1)制度优势的主导作用；(2)利益的抗衡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人民共同利益的强势)；(3)日益雄厚的物质基础，主要是公有经济的实力；(4)执政党和人民政权的坚强和主观能动性。二者的通融性往往是自发的，排异性则主要靠“自觉”的动力。目前通融性暂时占优势。如果中国搞市场经济忘记了“社会主义”，就必然滑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人们往往大讲市场经济却不讲“社会主义”，不讲决定市场经济性质的那些因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因素就会无形中借机发酵，两类市场的相通性就会扩展资本主义个性，吃掉社会主义个性，特别是世界传统的市场经济势力十分强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如社会主义国家会“和平演变”一样，它也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演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共产党人要受“市场经济的考验”，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消极因素会借机挥发出来，侵蚀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党的肌体，那是非常危险的，是“和平演变”的酵母。
    第四，两极分化的社会基础在客观上越发强劲，正在形成一股经济、政治势力。私人经济通过近20年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变成了相当规模的私人资本，并已培植了自己的代言人，许多学者、官员为之说话，而不顾群众的利益。有的报刊只登新自由主义的文章，拒登清算错误思潮的论述。这股势力的发酵，加大了两极分化的推动力。试想，为什么我们一直讲避免和消除两极分化，但两极分化却越来越严重？除了政策因素以外，还有客观上强大酵母、肥沃土壤。这种势力就是要消灭公有制，抹掉社会主义，而不顾广大群众的利益。在许多地方，私营企业公开吞并国有企业。有人计算，1/3的私营企业是靠吞食国有企业的资产起家的。而且，这个基础越来越强化，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思想相对抗，越来越有力量剥削广大劳动者。有人专门赞颂私人资本，甚至认为一切发展动力来自私有经济，导致越富的人越有势力，越有话语权。可见，两极分化的社会基础在加速度扩展。
    第五，国外资本主义势力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造成的压力。应当看到，从世界范围来说，资本主义势力大于社会主义势力，它们拥有几百年形成的雄厚的物质基础、精神工具、武装力量和各式各样的组织机构。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它们起主导作用，最有话语权。特别是美国的作用不可小觑，自成为超级国际金融资本主义国家之后，美元霸权、军事霸权、意识形态霸权(所谓“人权优势”)和“互联网侵略”对我国施加影响，不断制造事端，用和平和军事两手促进中国西化、分化，公开要求下降国有经济比重，用所谓“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迫使中国就范，以致利用美元把中国的外汇储备的2/3套在它们的战车上。尤其隐蔽狡猾的是“学术侵略”，把它们的学术观点主要是新自由主义扩散到中国，用各种所谓基金支持和助推新自由主义思潮，抵制马克思主义，扼制中国的发展，对我国两极分化状况不断增添“能源”支持。与之相呼应，恰好国内有一种西化的舆论市场，有的学者专门制造美化西化、宣扬私有化的言论(如“去中国化”、“去意识形态化”)。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西方正在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策略。我国两极分化趋势日益加剧，同这个大背景是分不开的。它们要搞“颜色革命”，就是要在中国通过两极分化培植它们的势力，不惜花重金用各种形式支持持异见者，用以颠覆人民政权和共产党的领导。一旦有隙可乘，他们不会手软，会利用所谓的“巧实力”鼓动和组织“颜色革命”，进而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中国一定要格外重视国际的阶级斗争，正确处理扩大开放与防范国际风险的关系。
    三、“实现共同富裕”是破解深层次矛盾的总钥匙
    从现实出发，应对“两期”(新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的新情况，我们必须重温邓小平关于“实现共同富裕”、“消除两极分化”的遗训，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步提高认识，调整政策，充分利用共同富裕的凝聚力化解各类矛盾，调动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第一，在理论上深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摆正发展、改革、稳定和优化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核心是“共同富裕”，它既包含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富裕”)，也包括经济发展的要求(“共同”)。现在，有些同志把经济发展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割裂开来，或者认为发展之后才可优化社会主义制度，或者认为现在过分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会影响发展，甚至有人把发展寄托在私营经济上面。从几十年的历史看，这是一个认识误区。事实上，只有广大人民的共同富裕，消除两极分化，才能够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应当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成分共同发展，不是不发展私营经济，而是应当把它放在应有的位置，不能把私营经济作为主体(有人已经提出私营经济是我国经济的主体)。那样也许一时会发展起来，但带来的社会成本、生态成本、经济成本乃至历史成本远远超过一时的经济成本，不可能持续发展。一时上去了，也会掉下来，甚至于矛盾百出。温州的曲折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例证。当私营企业占据社会的优势之后，许多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就会凸显出来。可见，我们的发展必须依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中小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起主导作用的、决定国家命运的仍然是大中型企业。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之一，是规模化、链条化，龙头企业是以高科技武装的先进生产力载体。它是整个经济的支柱，或者说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在我国，国有经济必须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主体”，带动其他多种成分。这个主体地位如果动摇了，整个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持久发展的能力、提升品位的能力、转变发展方式的能力、跟踪和超越世界发展的能力，都会大大削弱。中小企业固然能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但解决就业问题更要靠公有经济、第三产业和广大城镇带动农村的作用，还要发挥越来越大的合作经济即集体经济的组织功能。其中，日益规模化、链条化、循环化的现代农业也是扩大就业的重要门路。有人把扩大就业的希望主要寄托于私营企业，这是与实际不符的。事实上，有些私营企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去搞资本运作了，而不去考虑就业，不考虑农民工的收入。现在私企一面出现“民工荒”，一面又喊“工资成本上涨”，这并非出自扩大就业，而是要继续维持廉价劳动力在低层次经营上获利。我国“民工荒”的出现不是什么“刘易斯拐点”，而是有的私营企业恰恰成了扩大就业的障碍，因为工资收入太低，大多数农民工不愿意再去做工，这就需要另外开辟就业途径。比如扩大多种形式的公有经济，特别是集体经济。再如我国西部大开发，也可以利用国家巨额储备采取像新疆建设兵团那样组织科技开发大军，进行大规模生态建设，改造广大的西部恶劣环境，为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同时新兴产业发展也为扩大就业拓展新的空间。扩大就业是同生产力的广深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不能完全依靠那种科技水平低的企业去解决这个问题。总之，要在理论上弄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实现“共同富裕”和“消除两极分化”的关系、“先富”和“共富”的关系，科学地运用“共同富裕”这把钥匙，去打开中国深层次矛盾这把锁，这才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第二，全面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从政策上支持公有经济的壮大。事实证明，国有企业乃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主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的真正“主力”。而分配的根基正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按劳分配依托的是公有制经济。邓小平特别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然而，这些年公有经济主体地位在削弱。有人认为，公有经济会形成垄断，实际上并非如此。有些国有企业恰恰是竞争的主力，国有经济可以带动产业链条，发展生态型经济，可以把许多中小企业乃至微型企业联系起来，形成循环经济的链条，促进中小企业的转型和升级换代；同时要向国际市场进军，这也是转变外贸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路径。现在，许多地方国有企业与中央企业联合，逐步形成链条式结构的大集团，以产业链参与国际竞争，呈现出较好的趋势。特别是矿产开发、高科技产业化，生态生产力的延伸、循环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国有企业带动。这里，要突出一下“生态生产力”。我国的生态环境目前不容乐观，应当谋划进一步利用生态生产力培植新的增长点，特别是依托生态要求实现产业和产品创新、修复生态环境、延长生态产业链等等，提升传统产业、改造恶劣的生态资源、用生态的理念节约现有资源、发展生态型消费品，这关系到祖国的未来。现在世界面临着发展新兴产业的竞争，而新兴产业的发展还是应该依托以大型企业为龙头的产业链，提供依靠雄厚的科技力量攻破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等尖端领域，包括向海洋进军、向沙漠地带要生态效益，进一步利用航天资源、地球深层资源，发现和发掘新的矿产资源等等，并且变废料为资源，实现开源与节约并重。所以，壮大、提升、扩展国有企业和其他公有制形式，包括农村的多种形式合作社以及城市的集体经济，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途径。同时，要使公有制经济发挥示范效应，带动非公有经济的提升和发展。这样，才可能更好地增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
    第三，对非公有经济要加强规导。我们的方针原来一直坚持鼓励发展和加强引导并重，但在很多方面只过多地讲鼓励发展，很少讲积极引导。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认识，我们很多同志不敢讲私人资本的两重性，不敢讲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只讲劳动关系)，甚至有的人把私营企业主看成是新型的“劳动者”。在这里，我们应当有一个科学的、全面的阶级分析观点。诚然，私营经济在现有生产力条件下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的活跃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有积极的一面，应当毫不动摇地坚持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但同时应当看到私营企业是以私人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宗旨的。很多私营企业主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压低工人的工资、偷漏国家的税收、在市场上进行过度投机等，甚至制造、贩卖伪劣产品，这些行为削弱了实体经济的根基，也造成市场的混乱和社会的不和谐。这些矛盾已经逐步凸显，如不引导，必将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乃至引发社会动乱。所谓加强规导，就是在经济政策上要有一定的限制，把正确的利用和适度的限制统一起来，加强思想教育和法制约束，促进自律与他律并重。这里一个很重要的界限，就是非公有经济不能冲击公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而应当按照社会主义的要求去经营管理，承担社会责任，正确处理劳资关系。有人说对微小企业应当“先活后升”，这个说法是片面的。“先活”，就是说不管它是否符合产业政策，都要先把它救活，实质上是保护落后，那些不符合产业政策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的企业也一定要保护，那还有什么优胜劣汰呢？那又怎么实现企业升级呢？企业升级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它本身是一场革命，其中重要的一个动力就是“倒逼”方式。换句话说，只有面临困境，才能致力于思变，才能把提升企业的品位、转变发展方式付诸实践。这一点已经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的我国实际情况所证明。因此，必须以提升企业的品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来解决非公有经济面临的矛盾，大力倡导、扶持创新型、生态型企业，而不能迁就落后。对于它们的资金困难，也应当有分析，要有选择地保，
    有选择地扶优淘劣，还可以促进它们组织起来。总的说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当引导非公有企业服从社会主义的宗旨，发挥积极因素，克服消极效应，在一定合理的限度内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更要强调社会责任。
    第四，强调政府主导作用，运用好“强政府、旺市场、壮实体”的运行模式。邓小平在讲到分配问题时同时讲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表现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1](p.1363)这包括上层建筑的作用。现在的危险是放松市场经济秩序的规导，造成市场混乱，消极作用越来越大，这就需要考虑从各个方面改善宏观调控，强化市场秩序。有人经常说要搞“小政府、大市场”，这是不科学的。仔细琢磨，这个“小”和“大”并不确切。单从规模上说，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小政府、大市场，政府再大，也比不上市场的规模。就精简机构而言，我们一贯这样主张，而且要求必须认真去做。显然，这是指作用，即政府作用越小越好，所谓“有限政府”和“无限市场”。实际上，政府和市场并不是“有限”和“无限”的关系，应当说都是“有限”的，市场也不是什么都覆盖，而政府的作用则是要跟随和引领市场，还要涵盖市场所不能涵盖(失灵)的广大领域。就此而论，政府主导的范围要比市场大得多。实际上，许多国家的重大决策都是靠政府引领市场(包括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府的作用要占主导地位，以社会主义的性质和要求来规导市场，不仅从宏观上调控市场，而且在微观上要用法规管理市场。要引导它们壮大实体经济，抑制投机炒作的虚拟经济。所以，比较确切的说法应当是“强政府、旺市场、壮实体”。政府以正确的决策调控、管理来引领市场，纠正市场失灵和种种副作用，让它在国家意志的范围内充分发挥作用。正如邓小平强调的：“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2](p.139)
    第五，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系统工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不能搞平均主义，也不能收入差距过大，造成两极分化。而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则是“消除两极分化”最直接的手段，要通过深化改革强化现阶段与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在居民总收入中，初次分配占大头(80%以上)，关键的环节仍然是私营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政府对于私营企业的工人工资应该有明确的政策界限，除了最低工资(许多地方以最低工资作为农民工工资标准)外，还应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断提升，防止拖欠工人工资、不搞社会保险的做法。其次，要强化二次分配，提高对富人的税率，尤其是暴富者必须严格交税，包括实行房产税、遗产税等等。同时采取坚决措施打击偷税漏税者，尤其是金融领域的投机行为，不仅征缴重税，而且要依法处罚。对于过度投机炒作者，应当强施法律限制。还要提倡和支持对慈善事业的捐助，包括实行对捐献者税收的优惠，倡议在全国要建立扶贫的捐助基金，专门扶持贫困地区和贫困阶层，逐步使贫困阶层富裕起来，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规模，要从整体上调整国家、企业和居民收入的比例关系，强化社会保障体系。对于这个系统工程应该全面实施，不能再延误了。
    毛泽东说过：“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3](p.213)认识矛盾、解决矛盾，正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邓小平的论述完全符合上述辩证法。在今后的改革中必须把实现“共同富裕”、“消除两极分化”作为破解我国深层次矛盾最有效的钥匙，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关系，为科学发展提供最雄厚、最持久的动力。在实践上，我们倡导研究重庆的试验，进而拓展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