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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训:“经济突围”需实施大企业带动战略——学习邓小平“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感悟

http://www.newdu.com 2018/3/10 爱思想 杨承训 参加讨论

    我国经济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主导,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一个质的变化,必定会遇到新的矛盾和困难,需要新的突破。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出发,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一种有效的方式是实施大企业带动战略,首先在若干关键领域突破,进而拉动整体转型。
    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历史经验和独特优势
    邓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说过:“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又说:“把经济搞上去,关键是国营大中型企业要搞活、要发展,搞不活,隔几年上个台阶就落实不了,这个问题关系大局。”(《邓小平年谱》第134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这个重要观点和方法,今天还用得着。
    当前,我国总体上处在新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经济总量已排世界第二。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西方发达国家恐惧。它们由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的困扰,多方面依赖中国,同时又为转移内部矛盾而遏制中国。经济上的贸易保护,技术上的阻挠封锁,军事上的穷兵黩武,外交上的邻边挑拨,意识形态上的多渠道渗透,组成了西方国家的反华大合唱。而我国本身面临着结构调整和发展转型的新任务,需要在新工业革命中抢占先机。形象地说,就是“经济突围”。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和战术“突围”?应当在总结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创出新招。
    放眼世界,大多发达国家的崛起,都是首先依靠大型企业的带动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发展起来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率先产生和发展了托拉斯这种大企业形式,出现了福特、摩根、洛克菲勒等大型企业,超越了老牌经济强国英国,并居全球第一。至今美国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有130多家,其经济总和约为美国GDP的50%。德国的赶超靠的也是大企业,以西门子公司为代表的制造业巨头、大型钢铁企业,至今在世界500强中仍有30多家,是德国实体经济的重要根基。日本更是靠大型突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占领军特意把它的大企业军工企业、重化工企业保留下来,日本在世界500强中数量长期居第二(2012年首次被中国内地超过),从而维持了数十年第二大经济体地位。后起的一些经济强国也是如此,最明显的是韩国,被称为“财阀经济”,钢铁、造船、电子等十个大企业占全国GDP的42%。从全球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平均来看,大企业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大约在40%。
    苏联也曾如此。从建国初,列宁就强调国家要掌握大的生产资料,以大企业为主开足马力追赶发达国家。后来仅仅用了30多年的时间,就成了可与西方匹敌的大国,并能打败希特勒,成为军事强国,宇航技术领先。虽然苏联在经济结构上有失衡之处,但其运用大企业战略实现了迅速崛起,这是一个不可抹杀的历史事实。
    我国用不到30年时间基本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起初也主要依靠近200个大企业群体的带动功效。“两弹一星”和后来的神舟、嫦娥、天宫(尤其是近期的载人对接)等航天奇迹、诸多科技创新工程,以及许多巨大工程(如钢铁速进、几十个油田的形成、三峡枢纽、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网络以及正在进行的南水北调工程等等),无一不是靠大企业为载体完成的。近年来能够成功抵御史无前例的国际金融危机,首当其冲的还是靠大企业转危为机。现在“走出去”的主要力量仍是这些大企业,并能同世界诸多跨国公司竞争。
    国内外这一系列的事实证明,大企业作为先进生产力的载体,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扩展和提升都具有带动作用,这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条规律。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关键就在于发挥大中型企业的活力。
    同时,我国现在有充分条件实施大企业带动战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改革,国有大型企业实现形式与运营机制已与市场对接,力量进一步增强。2012年,在世界500强的大企业中,中国大陆有73家(其中内地69家,香港4家),排世界第二(超过了日本)。这些大型企业正在承担着国家的主体方式,包括生产、销售、研发、“走出去”、进出口等“一条龙”模式,成为多数行业的“领头羊”。尤其在科学技术创新和应用上,国有大中型企业已成为一支最大的新型生力军。它们拥有国内最先进的技术设备、技术力量,积累了丰富的研发成果和创新、应用的经验,设立了重点实验室、重点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占有70%以上的科技资源。近5年央企每年研发投入年均增长28.5%。基于这样一些巨大优势,我国完全有条件主要依靠大企业集团的引领,带动重要产业和行业实施“突围”战略。事实上,各地区的各类企业正在同中央与地方的大企业协同联合,组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方阵。面对目前需要新突破的前景,我国应当实行大企业带动战略,抢占世界新产业革命的先机。要尽快实现经济转型和“突围”,必须下决心集中优势资源在高端科技领域制胜,依托和扩增大型企业这个载体,集中财力、物力和人才,开拓市场,开发知识产权,用先进的产品打开国内外市场,带动和提升一批行业。这就亟需力排众议、理顺思路,积极实施大企业带动战略;仅靠分散的零打碎敲难以有重大突破。
    二、依靠大企业带动实现关键领域的重大突破
    20年前,邓小平提出:“大中型企业不搞活,社会主义优势在哪里?”(《邓小平年谱》第134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他一再强调,每个大企业都要拿出自己的拳头产品,创出中国的品牌,在科技上有一席之地。“全国各行各业都要通力合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每一行都要树立明确的战略目标。我们过去打仗就是用这种方法。”(同上,第1336-1337页)经过20年的发展,我们拥有的资源和面临的环境有了很大变化,更需要选好目标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就是胡锦涛同志所说的在发展新型工业化中要“瞄准重点领域和方向,集中力量尽快取得实质性突破,提高工业制造业的基础能力、新产品开发能力、品牌创建能力、产业集中度,促进全产业链条整体升级,切实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增强工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人民日报》2010年5月30日)
    现在的关键是增强大企业的实力、选准集中优势兵力的突破点。就工业而言,我国优势在哪里?在于品种多、数量大。我国已有220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重工业是粗钢、水泥、煤等,轻工业也有100多种,产品产量(如家电、皮革、家具、手机、计算机等)居世界首位,已堪称工业大国。这就是基础。短板在哪里?主要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品牌不多,附加值低,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有的重要原料对外依存度太高,特别是石油和一些矿产原料。可见,我国还不是工业强国,也有被别人抛在后面的危机。从实际情况出发,为打破国际垄断,我们可以将着力点放在两头:一头是与别国在同一个起跑线的新兴产业;一头是容易突破的薄弱环节。这两头可谓一难一易。要寻求突破,有的可先易后难,有的则需直攻难点。
    首先应主攻关系长远发展的“难点”,以大企业带动战略集中优势兵力突破,在重要的新兴产业抢占先机,变难为易。这里需优先选择的是新兴能源。从前几次工业革命来看,都是率先从能源取得突破的,未来的工业革命也不例外。比如,石油是制约全世界的最重要资源,我国已成为最大的进口国,不仅受制于人,而且运输成本很高,政治风险大,国内物价还受其影响。如能在新能源上取得突破,我国的地位乃至世界的格局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国制造石油代用品已经有重大进展,神华集团的煤制油工艺已取得成功,我国成为世界上首个掌握百万吨级直接液化工程关键技术的国家。我国已在鄂尔多斯建成世界最大的制氢工厂,在制氢和储氢环节位于世界前列,可进一步开拓领先。如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推广,不仅能克服能源瓶颈,而且对于改善大气环境、发展新化工产业循环链都有深远影响。再如深海采油、可燃冰的开采利用,我国大力向海洋进军,也有可能抢占先机,成为海洋强国。对于水资源,应当着力在海水淡化上争取突破(尤其是降低成本),相应的发展盐化工循环经济产业链。材料工业需要大力开发,创造钢铁代用品,使我国的建筑设施和其他设施拥有最先进的优质廉价原料,这也是一项革命性变化。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突破,更需要进一步打歼灭战。此外,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大型工业企业开发、制造现代国防设备,包括信息化战争的武器、超级的正规武器与非常规武器,形成以强大现代工业为支撑的钢铁长城,提升战略的防务能力。所有这些,最关键的是以大企业为核心的优势群体联合攻关,创新和掌握前沿高端技术。
    相对容易突破的是提升传统产业、产品和发展循环经济,但提高集中度、实现规模效益,同样需要大企业集团带动,形成产业链。以机械行业为例,应当集中攻破和占领世界工业的空白点,生产别国不能或不肯下功夫生产的东西。在这方面,中信重工就成了世界重型机械的领头羊。同时也要引领高端科技发展,如发展人工智能、机器人、电子制造业等。对于那些技术上已经成熟但经营分散的行业,需要大企业支持、引领。循环经济更是大有可为。比如城乡的沼气生产、使用,特别是沼气发电,虽然有许多成熟的技术,但经营太分散,形不成大的气候。为使之集约推广,形成大的产业链,需要以综合型大企业来支撑,把组建巨型畜牧场、规模化垃圾处理厂与建设大型沼气工程相结合,使之成为我国生态能源的一支生力军,成为改造传统农业的航母。地下资源开采也是如此,再不能以“千军万马”之势乱挖乱采,破坏生态,浪费资源,应当以大企业带动战略合理地开采利用,保持可持续发展。再如,药品、食品安全一直是难以化解的难题。事实表明,单靠小微企业无法根除安全隐患,其监督成本太高。如果组建以大企业为龙头的产业链,不仅监督成本将大大降低,而且能够促进内需扩大和出口增加。
    实施大企业带动战略,无论是难点的突破还是易点的攻占,都需要科学技术的有力支撑。中央提出,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导的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进而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当前,应当围绕各大企业的战略目标组成产学研联盟,集中优势资源进行技术创新,优化产品结构,创出拳头产品,形成竞争优势。航天、高铁、核电、水利枢纽工程等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应当集中力量推广,在更多的关键领域实现自主创新和高效转化。有条件的科研院所也可以转型为集科研、转化、经营于一身的企业,以独有的优势占领市场,做大做强。
    三、处理好大中小企业的关系,实行统筹兼顾方针
    实施大企业带动战略与扶持小微企业是统一的。这一战略中“带动”二字,就体现了这一关系。“带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大企业为龙头,带动一系列中小企业形成产业链,使大中小企业共生共存,这是一个必然趋势;二是中小企业参与平等竞争,而大企业为之提供保证、树立榜样(特别是在社会责任、转型升级方面)。那种把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对立起来的观点既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也不符合外国的实际。即使在西方国家,大中小企业也多数形成共生的关系。比如一个大企业的重大产品,需要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为之提供零配件,有的形成产前产后的链条。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中,不仅需要众多大企业引领支撑各个行业,而且还需要几千万中小企业乃至微型企业为大企业配套、补缺,开发新产品,满足市场多种多样的需求和开拓就业空间。有的中小企业也可成长为小巨人和大企业。我们在大力强化和扩增大企业的同时,还要广泛发展中小企业。现在为提供民间资本开辟投资渠道,中小企业也可以在同大型企业协同中参股投资,它们之间的竞争是平等的,合作是多方面的。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一种共生形式。
    这几年出现了一种偏袒情绪,各种媒体纷纷强调中小企业困难,而说到大型企业,就强调它们占了资源、资金和优势。实际上,有的大型国有企业为确保民生,产品价格受到国家限制,经营相当困难,电力企业就是例证,铁路也有类似的情况。它们投资大、风险高、责任重、回报低,比一些私营企业困难要大得多,而一些人却盼它们垮台。这就不是从国家大局出发。我们要实施大企业带动战略,必须实事求是地解决各类企业的困难,而不能去忙着解决那些高耗能、高污染和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企业的“困难”。当前,应优先解决那些需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兵团的困难。如果物力、财力过于分散,就不可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势,乃至贻误战机,最后整个国家被动挨打,像邓小平所担心的那样“受人欺负”。
    从全局出发,为了更有效地实施大企业带动战略,国家应当给予大企业多方面的有力支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我们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是应该的,但大型国有企业属于国家,为增强综合国力服务,体现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理所当然应得到国家支持。尤其在“十面埋伏”的处境中,更应理直气壮地优先支持战略性的工业工程。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就无法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进一步说,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既要抓住主要矛盾,同时也处理好次要矛盾,摆正重点与非重点的关系,使之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不可顾此失彼。“两条腿走路”是必要的,但不能忽视重点。实施大企业带动战略,打赢歼灭战,必须从全局出发用好统筹兼顾这个根本方法,明确落实“主题”、贯彻“主线”的“主力”,然后兼顾方方面面,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集中力量办好大事创造好的环境、提供更大的动力。
    这里优先要统筹的是扩大内需,即为打“歼灭战”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而扩大内需的前提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一方面调动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性,一方面大幅度提高消费能力。总之,为实现经济转型中的“突围”,必须扫清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理论和政策障碍,坚定地实施大企业带动战略,推动整个国民经济迈上更高的台阶。
    (作者: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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