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提出碳中和目标的意义与欧盟的绿色战略

    [导读：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宣布中国将“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中国努力争取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对推进世界各国齐心协力控制全球变暖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作出这一承诺后，获得了国际社会广泛的积极评价。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绿色发展的努力中，欧盟和中国具有同向的目标，在绿色发展战略上，欧盟的政策和做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中国的努力，也将促进和挑战欧盟的绿色计划和政策。]
    中国2060年前争取实现碳中和的意义
    中国碳中和目标获得广泛关注
    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这条消息迅速取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获得一致好评。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碳排放第一大国，在美国正式退出《巴黎协定》之际做出如此雄心勃勃的承诺，对推进世界各国齐心协力控制全球变暖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作出这一承诺后，获得了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绿色欧洲协议》执行副总裁弗兰斯·蒂默曼斯赞赏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他说：“我们需要每个国家都采取行动，以控制全球变暖、以应对气候变化，保持我们的星球宜居。”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盟欢迎习近平主席就2060年二氧化碳排放控制和中和发表的声明。中欧将共同努力以实现这一目标。”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愿同欧盟一道打造中欧绿色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绿色复苏”，为推动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中国理念与联合国所倡导的多边主义等原则高度契合，与和平与安全、发展、人权三大支柱方向一致。”英国广播公司（BBC）称其为“非常鼓舞人心的一步”。美国《纽约时报》称，中国若实现该承诺，将对减缓全球变暖作出重大贡献。英国《卫报》在肯定中国积极贡献的同时称：“现阶段‘失踪’的最重要参与者是美国。”
    目前，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韩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已通过立法、政策建议等形式提出2050年以前碳中和的目标，而中国作为中美印俄四个国家中第一个提出碳中和的国家，无疑会对其他碳排放大国带来压力，加快全球的减排进程。
    中国按下减碳的加速键
    《人民日报》评论指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也是对国内的动员令。这意味着，我国在持续为减缓气候变化影响做贡献的基础上，按下了减碳的加速键。
    我们为何要提出这样的目标与愿景？这会对产业、投资等领域产生什么影响？全社会该如何不断付诸努力？生态环境部近日举办“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吹风会”，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应。
    “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体现了中国主动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多做贡献的担当，树立了负责任大国形象。”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表示，面对气候变化这一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以全球合作推进治理进程，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中国率先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在这个节点提出新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就是向世界明确，中国要走绿色复苏、绿色转型的道路。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认为，国家减排新目标为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抓手。不能只将达峰目标看作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实际上，这个目标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重大推动力。
    “实现达峰乃至碳中和的目标，二氧化碳排放必须大幅下降，这将有力倒逼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带动绿色产业强劲增长。”李高说，从污染治理角度看，以大气污染治理为例，我们现有的大多数手段还停留在末端治理，调结构是污染治理的治本之策，明确二氧化碳达峰目标，以更多手段促进结构调整，将产生巨大的减排协同效应，有效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提升。
    “国家实力进一步增强，政策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改革带来的红利、对制度的自信，都让我们对国家减排新目标的实现充满信心。但是减碳一定是一场攻坚战，需要久久为功。”李高表示。
    “从达峰到中和，发达国家过渡期有60-70年的时间，而中国只有30年时间，能源和经济转型、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减排的速度和力度都要比发达国家大得多。”何建坤认为，实现目标的路径有4个方面，涵盖加大产业结构转型的强度和力度，以数字化来推进低碳化；充分节约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做好能源替代，建设近零排放的能源体系；在农业、林业、草原、湿地等系统寻求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确保实现每年吸收8亿吨二氧化碳等。
    今年以来，一些地区能耗不降反升，甚至有声音要求“十四五”规划降低能耗刚性目标。
    对此，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徐华清表示，提出国家减排新目标，意味着必须统一思想，发挥目标的倒逼作用，将推动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经济竞争力、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多重协同效应。
    面对国家减排新目标，“十四五”规划是否会提出更高的能耗指标？李高表示，“十四五”是开启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实现达峰目标，“十四五”规划将有一系列硬措施，不仅包括指标设定，还包括更好地借助市场手段，综合运用科技、财税、环保等政策，更好推进高质量发展。
    过去10年，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有一份亮眼的成绩单。2019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5年、2005年分别下降18.2%、48.1%，已超过对外承诺的2020年下降40%-45%的目标，基本扭转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2019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15.3%，比2005年提升7.9个百分点，也已超过对外承诺的2020年提高到15%左右的目标；2018年，森林面积、森林蓄积量分别比2005年增加4509万公顷、51.04亿立方米，成为同期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通过不断努力，中国已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增速放缓的重要力量。
    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同时，要做到二氧化碳排放早日达峰，能源结构的调整居首要位置。
    李高表示，过去10年，光伏发电成本下降90%，已经形成对煤电的价格竞争优势。与此同时，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创造的就业岗位已经与传统煤炭行业相当，可以说，传统行业所受的影响，有望被新产业增长消纳，未来可再生能源及相关产业还将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
    同中国一样，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也保持积极态度。欧盟委员会2019年底发布的《欧洲绿色新政》表示，力争到2050年使欧洲成为“碳中和大陆”。近日，中欧双方领导人决定建立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打造中欧绿色伙伴。对此，意大利比萨圣安娜高等学校循环经济学教授，环保组织“京都俱乐部”科学主任西尔维斯特里尼认为，欧洲与中国开展合作有助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他说：“我非常赞同。欧盟和中国已就这一问题开展了对话沟通。欧洲与中国采取一致立场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并且将开启双方合作，加速绿色转型。欧洲的政策由来已久，中国最近公布的目标非常重要，两方共同努力将对扭转全球气候变化产生决定性作用。”
    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要打硬仗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副教授，商学与法律学院副院长谭浩指出，碳中和是指经济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和通过植树等吸收的二氧化碳相抵，达到净排放为零。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意味着中国能源体系乃至整体经济运行方式的深刻转型。中国目前的碳排放占到全球碳排放的28%，约为美国的两倍，欧盟全体成员国总和的三倍，印度的4.5倍。目前植树造林在中国仅能吸收10%左右的碳排放量，而碳捕集封存技术还未实现规模化商业应用，因此所谓“碳中和”，将主要通过大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直至实现近零排放达成。
    这就意味着在2060年以前，中国需要关停几乎所有的燃煤电厂，燃油车辆将在路面交通绝迹而全面代之以电动汽车或氢燃料汽车，航空和海运将主要依靠生物燃料、氢能等非化石能源驱动，城市供暖需要全面改为依靠电或生物质能源，钢铁、水泥、化工等高耗能产业将大幅削减产量并全面使用清洁电力或氢气作为能源。天然气也将受到控制，因为目前实施的“煤改气”、“油改气”将无法让中国最终实现碳中和。同时，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发电不仅需要全面替代目前的燃煤发电，而且由于交通、工业部门的全面电气化，这些技术的使用规模和发展速度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在过去20年内，中国以光伏和风电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行业在政策强力支持下已经实现年均增速超过35%的超常规发展。目前可再生能源发电（不含水力发电和核电）占中国总发电量的10%左右。在未来几十年中，能效的改进和重工业在经济结构中比例的下降将会有助于减少中国能源的总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对现有化石能源的替代压力。
    谭浩认为，2060年实现碳中和对中国而言不是一个能够轻易达成的目标。此前，欧盟已承诺在2050年达到碳中和。然而，欧盟不仅碳排放水平远低于中国，而且其可再生能源对煤、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替代程度目前也远高于中国。正因为如此，中国2060年达到碳中和的承诺被一些国际气候和能源研究人员称为在全球减排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过去十年里最大的一条新闻”。
    中国在减排领域作出进一步努力有其内在需求，特别是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降低碳排放，有利于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和产业，有利于加强中国的能源安全，也有利于治理空气污染。由于中国还没有公布达成这一目标的细节，因此围绕中国2060年碳中和的承诺，各方将展开基于各自议程的博弈。
    对国际社会而言，下一步中国有无具体的阶段性目标以及达成这些目标的相关配套政策，将是包括欧盟在内的、希望中国实施更加积极的气候政策的相关利益群体评价中国这一承诺的依据。因此，目前中国正在制定的、将于明年初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将是他们近期关注的一个重点，特别是在“十四五”规划中，是否设定了更加严格的限煤、退煤计划，以及更加进取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等。此外，在今后一两年内，能否扭转中国近年来碳排放在2013-2016年下降后重新攀升的势头，也是检验“2060年碳中和”以及“2030年前碳排放达到峰值”这两项中国在本次联大上所作承诺的可行性的关键指标。
    国际社会的相关群体还会把这些政策目标的实施效果与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相联系，并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实施力度抱有很高期望。由于在中国资源和权力高度集中于政府，一些国际评论已经预设了“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想做一件事，他们一定可以完成这件事”的前提。
    中国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意义重大
    《纽约时报》在报道中认为，中国宣布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因为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如何控制其排放，对于整体减缓全球变暖至关重要。
    参加2015年《巴黎协议》（Paris Agreement）谈判的美国首席谈判代表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称，碳中和目标是“重大新闻”。“离2050年越近越好，”斯特恩说。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费国，尽管它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占主导地位，该国生产的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动小汽车和巴士制造商。中国是否、以及如何从化石燃料过渡到可再生能源，在其发布下一个五年经济计划时将变得更加清晰，该计划将指导中国从2021年到2025年的经济发展轨迹。
    气候变化将影响中国的食物和水供应，而海平面上升将威胁中国沿海人口密集的工业城市。1951年至2017年，中国平均气温上升速度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认为，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它不应该与污染数十年来不经控制的发达国家承担同样的减排负担。中国现在承诺以身作则，使其目标符合它成为超级大国的抱负。
    根据2015年达成的巴黎气候协定，中国承诺其排放量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2060年达到“碳中和”，意味着中国的净碳排放届时将达到零。
    其他60多个国家已经承诺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科学家们认为，必须在这一共识期限内实现碳中和，才有合理的机会避免最严重的气候灾难。与中国相比，这些国家规模很小，中国现在的排放量占世界的28%。即使迟了十年，中国现在也是首次设定这个目标。
    能源和清洁空气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on Energy and Clean Air）首席分析师柳力（Lauri Myllyvirta）在芬兰赫尔辛基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我认为这可能带来巨大的影响”。
    从2013年到2017年，中国的煤炭消费量有所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改善空气质量的努力所推动的，但近年来，随着经济面临阻力，以及政府寻求刺激工业增长，煤炭消费量开始再次上升。虽然新冠病毒带来的封锁中断了这一上升趋势，但中国经济复苏的速度比其他国家都要快。柳力的研究显示，到今年5月，能源生产、水泥制造和其他工业用途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2020年前6个月，中国为火力发电厂颁发的建筑许可证也比2018和2019年都要多。
    绿色和平组织中国机构（Greenpeace China）的政策顾问李硕表示，“从今天起，他们真得撸起袖子加油干，才能在日常工作中实现我们昨晚听到的那种雄心壮志。”李硕表示，碳中和的承诺需要中国经济彻底转型。“设想一下：我们吃饭的方式，消耗能源的方式，生产食物的方式，上下班的方式都要彻底重新安排。”
    尽管中国依靠煤炭消费行业，但在太阳能板和风力涡轮机等清洁能源技术上也已经成为领导者。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动小汽车和电动巴士制造商。只要有政治承诺，这可能会让政府有能力实现对化石燃料的转型。中国还可能增强建设核电站以取代火电厂的抱负，不过这可能引发其他环境和安全问题。
    欧盟曾威胁称，如果中国不减少排放，就将征收碳关税。欧洲向中国施压，要求其在2025年前达到排放峰值，要与大多数欧洲国家所承诺的一样。中国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减排目标，并首次提出了碳中和的目标，这与特朗普总统的气候变化怀疑论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凸显了这种怀疑态度。
    欧盟的绿色发展战略与挑战
    欧洲的绿色干预
    曾担任Ifo经济研究所所长，现任慕尼黑大学经济学教授汉斯·沃纳·辛恩（Hans-Werner Sinn）在“Europe’s Green Dirigisme”一文中表示，在9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首个年度“盟情”讲话上，她肯定了欧盟及其绿色新政将致力于新的、无处不在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模式。显然，布鲁塞尔的官僚们认为他们——也只有他们——知道哪条技术路径最有利于构建可持续的未来。
    因此，他们据此制定了一系列指引经济的计划。执行机制包括收紧汽车二氧化碳排放监管（从而给传统汽车工业致命一击）、针对性拨款，以及私人投资项目的“绿色”分类，后者与欧洲央行的补充政策一起，将有效区分欧洲公司在资本市场上贷款的利率。欧洲政客用这一方针宣布，他们知道避免二氧化碳的成本，其实他们并不知道。但由于他们花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的钱，因此没有动力寻找可能成本更低的避免或降低排放的方法。相信中央计划者的智慧和诚实的天真信念——我们以为我们在1989年已经克服了这一致命诱惑——正在欧洲再度露出狰狞面目。相反，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更好的办法是建立所有部门都参与其中的全面的排放交易体系，从而实现二氧化碳的统一定价。欧盟已在能源行业内部建立了正规化的排放许可交易平台并负责监管，将这一体系扩大到其他所有部门是非常自然地。事实上，只要进行一些国家调整机制的补充，便可以只用针对欧盟领土上进口或生产的化石燃料税（基于碳含量）实现这一目标。全面排放交易体系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定价将促使所有公司寻找最绿色的投资选项，减少排放。绿色创新将大量涌现，布鲁塞尔官僚面对他们从未想到可能实现的新技术所带来的环境收益时将目瞪口呆。比如，氢燃料电池可能将战胜电池供能的电动汽车。来自埃斯特雷马杜拉的绿色电力可能将战胜来自北海的绿色电力。核聚变的可能性已经排上了日程。谁知道呢，还会出现全新形式的住所、职场和交通方式。
    一切未雨绸缪的二氧化碳排放目标都可以实现并且几乎不会影响欧洲人的生活水平。欧洲人愿意为了环境而牺牲物质生活水平，因此其带来的排放下降程度将非常壮观。
    全面排放交易体系将是唯一能够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相容的选项。如果市场没有偏见，对所有新来者开放，那么欧洲初创企业和年轻工程师们将找到新的改进方法，降低自己的排放量；根本不需要来自中央计划者的投入。当然，因为这一方案消除所有国家干预的必要，可能导致许多新政官僚失去饭碗——或者至少新的道德新政权力。某些绿色产业以及核能和电力行业的游说者，将再也没有能够直接施压、获得有利监管规则的对象了。此外，即将到来的汽车行业大震荡可能会被避免，在全欧盟拯救数百万个工作岗位。据欧盟委员会最新监管方案，到2030年，所有乘用车每百公里里程实际能源消耗量不得高于1.8 升柴油当量。这将2030年减排目标（相对于已颇具雄心的2021年目标）从37.5%提升至 50%。但即使是最有才华的工程师，也只能通过在当局的默许下下调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实现这一目标。认为目标可以通过将大量传统汽车转为电动车实现，因为后者可实现零排放的想法与欧洲所有国家都存在煤电这一事实背道而驰。此外，电动汽车电池的生产也会留下碳足迹。目前，欧盟委员会尚没有表露出准备为了全面排放交易体系而放弃中央计划的迹象。欧盟委员会不理会市场，不禁令人怀疑它的主要关注点不是对气候保护，而是起草一份产业政策，而这份政策的动机和目标都只能猜测。
    欧洲央行新战略的核心
    伦敦商学院（London Business Schoo）经济学教授海伦娜·蕾（Hélène Rey）在“The Core of the ECB’s New Strategy”一文中表示，追随着美联储的脚步，欧洲中央银行也深入审视了其货币政策战略。但央行在考虑对自身操作手法实施根本性变革之时也应注意其运营环境中可能存在的干扰因素。
    这一点在应对气候变化——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中一项最重大事务——的策略方面尤为真切。由于欧洲各国都承诺要在2050年实现本国经济碳中和，迫使欧洲央行必须反思其货币政策框架将如何协助实现这一过渡。尽管《欧洲联盟运作条约》将维持价格稳定定为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主要目标，但它也同时指出：“在不损害（上述）目标的前提下，……欧洲央行应对欧盟的总体经济政策予以支持，以协助实现《欧洲联盟条约》第3条所设定的联盟目标。”根据第3条，联盟“应当致力于……建立具备高度竞争性的社会市场经济，实现充分就业和社会进步，并对环境质量予以高度保护和完善。”很显然，不进行深刻结构改革就无法实现经济的脱碳化。在此新型冠状病毒危机提供了一场现实检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疫情将使今年的全球GDP下降约4.9%之时，国际能源署则预计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减少8%。如果我们想将全球平均温度保持在不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C的程度，那么从现在到2030年的每一年都必须实现如此大规模的减排。除了人命健康损失之外，全球经济衰退还给公共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同时危及到青少年教育以及近几十年来在妇女权益和发展中国家进步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可见我们不能仅仅通过减少经济活动来解决气候变化，彻底改造现有的生产体系才是当务之急。而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唯一方法就是改变我们的生产，运输和消费方式。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方法之一（或许也是唯一方法）就是在加快技术创新步伐的同时提高碳价。但是这种手段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巨大的供应冲击。随着碳价上涨和可再生能源逐渐替代化石燃料，生产投入的成本（特别是能源成本）将变得更不稳定。同时除了能源之外，运输和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遭遇巨大（甚至潜在破坏性）变化的影响。
    无论央行决定采用哪种货币框架，它都必须能够适应脱碳带来的重大结构性变化和相对价格效应。由于不可能在所有价格上都保持恒定的增长率，因此货币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应当稳住哪个价格指数。
    在当前框架下，欧洲央行通过消费者价格统一指数（Harmonized Index of Consumer Prices）来监控欧元区通胀。但是该指数包括能源价格的特质导致其不适合应对脱碳挑战。由于欧盟政策制定者已经把控住了碳价的上涨，因此欧洲央行不应在能源相对价格上涨时试图压低消费者价格统一指数中的其他价格——这只会造成更大的扭曲。那么一个无法避免的结论就是欧洲央行将不得不放弃消费者价格统一指数，转而使用其他排除能源和食品价格的核心通胀指数。原因不仅在于核心通胀是一个反映通胀中较低频组成部分的更可靠指标，相反，货币政策制定者将需要区分基于合理原因（来自期望中的结构性变革）的价格变化与体现供需之间暂时失衡状态的价格变化，而欧洲央行只需要尽可能去抑制后者。的确，不时有人提出央行应当锁定消费者价格统一指数这类消费者价格指数，因为它们可以更好地反映购买力，也更有利于相关部门向公众解释自身政策决策。但最近实施的多项调查都表明当前的框架其实都未被公众所理解。中央银行显然要改善其沟通政策，但锁定一个排除能源价格的核心价格指数是否要比当前手段更能服众还是未知之数，不过在那些密切关注货币政策问题的专家看来问题应该更少。而除了调整目标价格之外，欧洲央行还可以考虑进行改革以使其框架更能抵抗供给冲击。一个选项是为名义GDP锁定一条路径，这样伴随着经济放缓的成本驱动型冲击就不会触发不必要的利率上升，因为在名义债务水平将长期处于高位的疫情后环境中，仅仅因为负面供给冲击将通胀率推高到2%以上就不得不收紧货币政策的做法是有问题的。如果实际（排除通胀后的）GDP增长受到抑制，那么货币紧缩可能会打乱债务流转并引发严重后果。相比之下，在一个以名义GDP为目标和可靠欧元区财政规则的框架下，欧洲央行可以更有把握地实现债务与GDP比率的逐步有序下降，同时确保中期内的价格稳定。无论如何，鉴于即将到来的重要结构性变化，欧洲央行的首要任务是显而易见的。现在是时候将其价格目标转而锁定另一个核心价格指数，使其战略能更适用于欧盟更广泛的气候和脱碳议程。
    绿能成为德国东部的新增长引擎
    慕尼黑技术大学管理学院的国际经济学教授达莉亚·马林（Dalia Marin）在“Eastern Germany’s New Growth Engine”一文中介绍，德国东部经历了30年的去工业化进程，通过成为电动汽车大国，该地区可以帮助推动欧洲的绿色转型并确保其自身的未来繁荣。经过多年的挫折和沮丧，长期萧条的东部终于有了新的希望，这是由于对电动汽车（EV）制造业进行了大量新投资。
    德国东部正迅速成为欧洲未来电动交通的中心。大众汽车正在茨维考和德累斯顿生产ID.3电动汽车。宝马已经在莱比锡制造了i3电动汽车，而中国的CATL公司将在图林根州爱尔福特附近的一家工厂为宝马生产EV电池。另一家中国公司Farasis Energy将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为奔驰制造EV电池。此外，特斯拉2019年宣布了在柏林附近的勃兰登堡新建的“超级工厂”生产电动汽车和电池的计划。
    为什么所有这些公司都来到德国东部？为什么现在呢？该地区的高工资，尤其是相对于东欧的高工资，长期以来一直使它成为一个没有吸引力的投资地。但是最近的两项政策公告改变了形势。首先，在2019年2月，德国经济部长彼得·阿尔特迈尔（Peter Altmaier）公布了他的“2030年国家工业战略”，其中呼吁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地方建立电池生产基地。他的宣布是在欧盟委员会于2017年启动“欧洲电池联盟”（European Battery Alliance）之后开始的，该联盟旨在创建具有竞争力的欧洲电池行业。在2019年晚些时候，欧盟委员会推出了“Battery 2030+”这项长期计划，将研究机构、行业和公共资助机构集中在一起，欧盟和德国政府的这些承诺引发了国家主导的集聚过程。电动汽车生产商现在有动机迁移到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以便靠近其他电动汽车制造商和关键电池生产基地。其次，欧洲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提出的《欧洲绿色协议》旨在为欧洲地区提供支持。逐步淘汰煤炭，包括提供补贴以减轻经济影响——德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一些煤炭矿床，其中三分之二位于东部萨克森州和勃兰登堡州。欧盟根据绿色协议提供的资金使德国东部各州能够提供大量补贴，以吸引电动汽车生产商到该地区。
    德国政府对电动汽车的承诺以及欧盟的财政转移，为德国东部提供了重新工业化的新机会，从而产生了繁荣和自豪感。随着汽车公司将其供应链本地化，更多的公司将迁往德国东部。随着制造商之间竞争的加剧以及电池不再需要从亚洲进口，国产电动汽车将变得更加便宜。最后，当地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将增加收入，这是一个重大发展。德国东部经历了30年的去工业化进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糟糕的政策决策。在1990年10月统一之前，西德政府决定一夜之间解除与DDR的贸易，而东德马克则以1：1的比率转换为西德马克。货币改革导致东部德国的工资上升到西部德国的70%，尽管东部的生产率仅为西方的30%。结果，东德的制造业立即破产。
    1990年，时任德国总理的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预测东德的“繁荣景象”。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他的愿景过于乐观，至今仍未实现。但是，通过成为电动汽车强国，德国东部可以帮助推动绿色转型并证明科尔是正确的。
    “绿色的中国”将促进和挑战欧洲的政策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格罗斯（Daniel Gros）在“Europe’s “Green China” Challenge”一文中表示，如果中国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那么影响将是深远的。对于欧洲联盟尤其如此，它将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促进和挑战自己的计划和政策。
    中国的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近30%，到2030年将达到峰值——而欧盟已经计划将其排放量再降低3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到2030年，中国的排放量可能是欧盟水平的4-5倍。因此，中国实现碳中和将对气候产生的影响比欧洲的努力要大得多。中国很可能会采取步骤。毕竟，气候行动是中国真正可以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全球领导者的一个政策领域，而碳中和的承诺将发挥中国的优势，即政府为寻求雄心勃勃而进行大量投资的能力。此外，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储蓄率有所下降，但仍比欧洲或美国多得多。这意味着它有能力投资于资本密集型可再生能源，例如光伏和风能，并提高其住房存量。中国还可以承受失去已经并将将要花费在燃煤发电厂上的资源，这些燃煤发电厂将很快变得无用。这有助于将可再生能源的成本降低到可以与化石燃料竞争的水平。正如经验（例如电池）所表明的那样，当产量显著提高时，单位成本将下降得越来越快。鉴于其庞大的市场规模，中国对此类技术的采用将对全球绿色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
    实际上，中国市场已经在塑造绿色转型必不可少的领域，包括能源和汽车，尽管通常采用复杂的方式。中国是内燃机汽车和电动汽车的全球最大市场。电动汽车所需的电力仍然来自燃煤发电厂，燃煤发电厂不仅排放温室气体，而且污染当地环境。但是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也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如果中国完全致力于绿色转型，那么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等技术可能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便宜，更易获得，这对欧洲具有实际意义。
    首先，中国的承诺将使碳边境税（carbon border tax，欧盟委员会气候战略的核心内容）不可行。巴黎气候协议，如其之前的《京都议定书》，是基于对新兴经济体的区别对待原则，它认为其对气候变化的贡献远不如今天的发达国家。欧盟很难对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的进口征收碳边境税合理化，尽管中国比欧盟穷得多，而且还做出了类似的零排放承诺。此外，碳边境税辩护理由只能是外国生产的碳密集度比欧洲生产高得多。尽管这个理由今天对中国可能部分正确，但这种趋势不会持续太久。最现代化，最高效的钢铁生产设施是在中国而不是欧洲在建，如果中国实施其长期计划的排放交易系统并将其覆盖范围扩大到工业，欧盟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碳税的理由将被取消，毕竟，欧盟自己的排放交易系统是明智的市场主导方法，至少对于工业和发电而言。在这种情况下，在欧盟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只有美国仍然要缴纳欧盟碳边境税。
    中国的绿色转型为欧盟带来了另一个难题：它赖以生存的技术通常是在欧盟的支持下开发和生产的。当这种由国家支持的技术到达其边界时，欧盟应该怎么做？
    这个难题并不新鲜。2013年，欧盟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但是这些措施逐渐减少，并于2018年取消。尽管欧盟想保护当地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商，但将可再生能源推向世界市场价格对于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欧盟如何应对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的绿色技术仍有待观察。似乎已经很清楚的是，中国作为欧盟的竞争者和合作伙伴的双重角色将塑造正在进行的绿色过渡，而中国的努力将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促进和挑战欧盟自己的计划和政策。（完）
    （整理、编译：王砚峰、王山；责任编辑：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