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长鑫：列宁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成就巨大，另一方面问题不少，因而人们对它的评价至今没有统一。尤其是面对存在的问题，一些人总是持否定和怀疑的态度，有的人甚至认为改革开放就是复辟了资本主义，走上了邪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认识，主要因为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探索，难免会引起一些人的误解甚至攻击。其实，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并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独创，也不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离经叛道，而是当今世界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因为从俄国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我们都可以找到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合法性支持。这个历史合法性支持，主要是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
    一、列宁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形成
    列宁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前提出的。列宁根据当时俄国生产力极为落后，没有具备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而无产阶级又有机会夺取资产阶级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自己政权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还是先经历一个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再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认为只能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他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1]
    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列宁进一步分析了俄国的现实状况，指出：“从物质、经济、生产意义上讲来，我们还没有走上社会主义的‘入口’，而不走上我们尚未达到的这个‘入口’，就不能走进社会主义的大门”。[2]317那么，如何走上这个“入口”？列宁比较俄国现存的5种经济成分，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无比地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2]310是我们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选择和“最可靠道路”[2]213。
    列宁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形成主要是在“战时共产主义”之后到列宁去世以前，即1921年春天到1924年1月，列宁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经验教训之后，重新提出国家资本主义对恢复战后俄国苏维埃经济、对落后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并且将其转化为新经济政策予以贯彻实施，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他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其主要是：
    第一，提出了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善于利用和借鉴资本主义最新成果来为社会主义奠基服务。列宁指出“处在资本主义环境里，我们应当考虑到怎样才能保证我们的生存，怎样才能从敌人那里获得利益。”[3]398，他甚至还说，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和资本主义海洋的“孤岛”中的俄国苏维埃国家，如果不能利用资本主义的现代方式——国家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不能建起社会主义的大厦。
    第二，揭示了国家资本主义是生产力落后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是“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4]525，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重要途径”和“唯一方法”[3]234，在当时俄国小农经济占优势、红色政权与资本主义的西方并存的条件下，除了国家资本主义之外，“是没有其他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的”[4]572。
    第三，界定了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3]386。即在无产阶级国家条件下是受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领导并为国家服务的资本主义”[3]47，是“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与调节的资本主义”[5]445，也“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4]627。
    第四，阐明了国家资本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列宁指出，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在任何理论、任何著作中都没有探讨过，“连马克思对这一点也只字未提”，因为“通常一切同这一名词有关的概念都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政权。而我国的社会制度虽已脱离资本主义轨道，但还没有走上新轨道，领导这个国家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3]244所以，这种同无产阶级国家相联系的国家资本主义，只有我们这些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己去探索和实践，自己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五，指明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的长期性、复杂性。列宁指出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资本主义愈不发达的社会，所需要的过渡时期就愈长)”[3]43，是“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3]425
    但遗憾的是，列宁在去世前又郑重指出，我们已经退向国家资本主义了。“现在我们应当代表党来说：已经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个时期就要结束，或者说已经结束。现在提出的另一个目标，就是重新配置力量”[3]246，即“要按新方式来提出我们政策的全部任务了。”[3]289即在几年内，“我们大家同心协力无论如何要将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3]401，这就为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不久迅速中断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进程提供了借口。
    二、中国改革开放是对列宁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借鉴
    改革开放初期，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时，曾经作过耐人寻味的评价。他说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5]137，“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6]139。邓小平在这里肯定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际上就是肯定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和政策。因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粮食税”、“租让制”、“租借制”、“合作制”、“商品自由贸易”等，这些都是列宁界定的苏维埃政权领导下的国家资本主义[4]336—340，特别是租让制，列宁说“无疑就是纯粹的国家资本主义。”[4]685因此，邓小平在这里肯定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际上就是肯定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可以把改革开放同新经济政策时期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进行历史比较，就不难发现，两者有许多惊人的相似和相通之处。
    (一)历史过程相通
    俄国新经济政策经历了一个回归到“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利用或者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过程。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依据俄国实际情况，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措施恢复和发展苏维埃经济。但由于“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又爆发了由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挑起的内战，俄共中央不得不采取一种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便集中国家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来打败敌人的进攻。战争结束后，俄共企图通过战时共产主义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结果导致战后俄国经济和社会再度面临严重困难和危机，甚至将苏维埃政权推入绝境。
    面对严峻挑战，列宁及时总结教训，指出“在一个遭到极度破坏和落后的小农国家里”[4]548，想象“可以不经过使旧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准备时期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3]66，现实说明我们错了，“到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冲击’的办法，即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实行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的尝试已经失败了。”[3]70因此，必须实行退却，即退回到战前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上去。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3]380所以，从1921年春天开始，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俄国共产党)果断放弃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而实行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新政策实施后，成效非常明显，被内战破坏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得到了迅速的改善，工农联盟得到了迅速加强，苏维埃政权得到了迅速的巩固。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新经济政策实施不到3年，即1924年1月列宁去世不久，苏联共产党就逐渐地放弃了这一政策。先从列宁去世的同年5月召开的俄共(布)十三大上提出要“把私人资本从商业范围内排挤出去”[7]219开始，而后到1929年底全面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8]90为止，新经济政策便被斯大林推行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政策完全代替。当然，无可否认，这种代替在初期曾经使苏俄经济社会出现过飞跃性的发展，也曾经使苏联社会主义在20世纪产生过耀眼的光芒。但由于俄共过早结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过早中断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在没有夯实社会主义大厦基础的情况下，盲目过渡到所谓发达社会主义，结果留下了“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隐患。
    中国改革开放也经历了一个近似俄国那样一个回归的过程，即回归到建国初期利用和借助国家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一化三改”的过程。
    新中国建立初期，特别是1953年到1956年社会主义“一化三改”时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当时的国情出发，认为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只能借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经验，先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也即新民主主义，然后再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当时，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5]291“三大改造”就是要通过“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7]709的过渡，甚至说这个过渡还“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7]709，“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8]100。而且还特别强调，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组成部分的“华侨投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9]170
    但是，“三大改造”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刚起步不久，1956年9月党的“八大”，就明确宣布“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10]143—144这样一来，原来打算用3到5个“五年计划”即15到25年左右时间才能完成的包括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在内的过渡时期，结果只用了不到3年时间就结束了。这种过早结束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其后果就是在以追求纯而又纯“一大二公”为目的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先后出现了三年“大跃进”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曲折。
    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失误和三年徘徊以后，我们党以自我纠错和纠偏，果断从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超前社会主义转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转向，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总结过去近30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无形中自觉借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经验的结果。
    (二)基本原理相通
    中国改革开放同列宁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相通，就是指其具有内在的联系性，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继承和发展。这个基本原理就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和发展要求”的原理。马克思主义这个原理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作为比资本主义更高形态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然要建立在高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但是，无论是列宁时期的俄国还是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都还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落后状态，在这种生产力落后基础上要想在经济形态上建立起一个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恩格斯反复强调：“在俄国，从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中发展出更高的社会形态，也像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是不可能的，除非这种更高的形态已经存在于其他某个国家并且起着样板作用。”[11]148这就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贯思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的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12]83
    根据马克思主义上述基本原理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后或新经济时期的俄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还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果断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都是基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决定的。因此，列宁说当时俄国“还没有走上社会主义的‘入口’”[2]317，邓小平说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6]225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无论是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和实践，还是中国改革开放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而是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三)实践内容相通
    1.农业相通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农业领域是改变粮食政策和农产品的经营管理方式，主要是用固定的“粮食税”代替“战时共产主义”实行的“余粮收集制”，纳税后的余粮归农民自己支配。尤其是农业合作制中容许农民与资本家的合作，农产品的市场自由交易，农民租佃土地和雇佣劳工等，被列宁称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变种”。在这一点上，中国农村的改革开放与之非常类似，当然在力度、广度、深度上都要超过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比如，在农业政策上，将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或个体承包。改革后农民对于自己的生产、经营和分配依照合同自主决定，国家不再干预。起初是农业税，后来农业税也免除了，国家还给予农业实行一定的补贴政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化，农民的自主权利进一步扩大。特别是鼓励其他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对农业进行市场化、规模化和现代化改革等。从上述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农村的改革开放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最大的共同点：一是解放农民，充分保障农民的自主权，激发农民自我经营、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二是允许和鼓励私人资本参与农业经营；三是允许土地租赁和私人承包者雇工；四是农产品走上自由市场特别是允许农民宅基地和承包的土地上市流转等。这些既包含着社会主义因素，也包含着国家资本主义成分。这种混合形态的农村改革，与列宁新经济政策中的农业政策既一脉相承，又创新发展。
    2.工业相通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工业领域实行的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由全面没收私人资本，转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用“租让制”和“租借制”两种形式代替“全部工业国有化”，还允许部分地恢复小型私人企业，特别是鼓励外国资本家来租赁和经营国有企业等。同列宁这些新经济政策相比，中国改革几乎就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翻版，甚至大大地超过了新经济政策。当今国有、民营、股份合作、合资、独资、外资，完全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甚至有资料表明，中国工业中的私人资本已经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有的行业，私人资本已经占据半壁江山。有的地区，工业企业基本被私人资本和国外资本垄断。这种状况实际上就是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当然，这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在这种“国家”条件下的资本主义，无疑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不同的，它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国家资本主义。正如列宁所说的，如果我们共产党人不会利用或者拒绝利用这种资本主义，那就是“愚蠢”，那就是“自杀”。邓小平也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点，不要害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373如果不这样做，就要犯左的错误，就会和右的错误一样葬送社会主义。
    3.流通相通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流通领域实行的是由“产品配给制”转为允许自由贸易、商品交换和发展市场等。其实质就是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和商品货币关系来恢复和发展工农业之间的经济联系，改善和巩固工农联盟。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在流通领域，而且是在整个经济运行上，按照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要求进行全方位改革，全面推进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最初提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意味着市场经济已经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运行方式的基本形态。在当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情况下，不仅国内市场要形成成熟和开放的自循环系统，而且还必须与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进行有效对接，构建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国内和国外市场一体化的国际市场经济新体系。因此，无论从商品交换的内涵上看，还是从对接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看，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源于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和政策，又高于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和政策，两者有着天然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三、基本结论
    总之，我们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借鉴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在创新基础上重新继续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并不是要否定我们的社会主义，而是要正本清源，即阐明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认识起点上，遵循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方式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实现，进而为实现人类的大同梦——共产主义社会创造雄厚的物质和文化条件。只要我们始终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牢牢把握住社会主义大方向，坚定不移地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规划的蓝图，全面深化改革，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来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当然也包括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我们就用不着担心利用资本主义会变成资本主义，我们就一定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人类文明的典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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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卷[M].人民出版社，1986：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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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3.
    （作者单位：无锡市行政学院科研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