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中：当前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不容忽视

    一、收入差距过大映射出不公平增长问题的严重性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在9％以上，这是国人时常引以自豪的；但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拉大的现象却也使人日益担心。国际上通常将基尼系数0．4作为判断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既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也是对许多国家实践的一种总结，因此对于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来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当然，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所以在运用基尼系数这一指标对一个国家的分配平等程度来进行判断时，就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例如社会发展程度、居民的心理承受能力等?的影响。但是尽管如此，谁也无法否认，无论经济增长速度是高还是低，如果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过高其实质是反映了不公平增长问题的严重性。2001年1月11日国家统计局曾经表达了如下一种观点：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4的国际警戒线，而且已是连续四年在上升。特别是国家统计局还指出，统计遵循的是大数法则，基尼系数体现的是全社会贫富阶层之间的整体差异程度，它抽象掉了个体的特殊性。而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确实产生了有天壤之别的两端：一端是人数不多但却“富得冒油”的社会阶层，另一端是少量生活非常贫困的底层百姓。如果对一些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很欠缺的底层百姓处理不当，很可能会在外部不良因素的影响下出现请愿、示威、静坐甚至卧轨、自杀、冲击地方党政机关等极端行为，影响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后果。当时国家统计局就提醒大家，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状况及其发展势头确实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了。应该说，这个忠告是对的。我们看到，自2003年起社会上发生的一系列不稳定的行为，正是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背景下发生的。
    这种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局面，使得我国在世界发展中处于一种非常不对称的地位。按照《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在世界银行所获得的有关107个国家的数据中，基尼系数从高往低排的话，我国位于第43位。其中在最低的10％收入组所占比重方面，如果从高往低排的话，我国位于第67位；在最高的10％收入组所占的比重方面，如果也从高往低排的话，我国位于第47位。较低的3／5收入组所占的份额与最高的1／5收入组所占份额差距，1998年我国为1．49倍，我国比同期英国的1．25倍和美国的1．48倍还要高。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许多的学者都已经注意到这样一种状况，即上述数据都是根据正常收入计算的，如果将偷税漏税、官员腐败等非法非正常收入也估算在内的话，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则更加严重。
    如果我们再与另一个发展中大国印度相比，我国收入分配问题就显得更加严峻。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1998年?基尼系数为0．403，印度?1997年?为0．378，在最穷的10％的人口收入与最富的10％的人口收人之比方面，中国是12．7倍，印度是9．5倍；在最穷的20％的人口收入与最富的20％的人口收入之比方面，中国是8倍，印度是5．7倍。这些数据反映了这样一种现象，同印度相比，虽然我们的GDP速度是高的，但是在收入分配方面我们却是逊色的。因此这种经济增长高速下的收入差距过大的现象可以概括为不公正的增长。这种不公正的增长产生了明显的消费差距，据家庭调查显示，在1990－1998年期间的人均消费方面，我国人口中10％的最贫穷人的年均消费增长2．5％，而10％的最富有人的年均消费却增长11％。在这种背景下，启动内需发展经济的思路能奏效吗﹖同时，收入差距过大也加重了穷人摆脱贫困的难度。目前我们众多的人对贫困的理解和衡量只停留在人均收入这一指标上，但是根据UNDP2001年的有关研究报告，我国的人类贫困状况还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能否获得安全用水；第二，能否获得健康服务；第三，能否获得卫生设施；第四，5岁以下儿童的体重是否够分量。在收入差距过大的格局下，必然会产生的巨大的社会保障程度方面的差距，这样的社会能和谐吗﹖
    所以我同意世界观察学会的一位学者20年前说过的一句警告：“收入分配格局严重不对称的国家，常常缺乏社会的内聚力，要动员起来完成特定的目标相当困难。”“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由于收入分配的格局普遍存在严重不公平的现象，爆发社会骚乱和政治动荡的潜在可能性很大”。
    总之，综合国内外多项研究成果，可以得出印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财富占有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在持续扩大，我国已经从一个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比较平等的国家迅速转变成为了世界上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因此我们对于经济发展中的分配问题再也不能掉以轻心了。
    二、要正确对待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假说
    应该看到，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拉大是政府不作为的反映，但这种政府的不作为是深受理论影响的，其中之一就是对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理论”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觉。
    中国许多学者常常喜欢这样来描述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理论”：说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理论”意在说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演变趋势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收入差距会扩大，而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后期逐渐缩小。似乎，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的过渡的长期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先恶化”、后改善的变动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其实，这纯粹是对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假说的一种幻觉。
    库兹涅茨在1955年所写的一篇文章《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中讲过：“这篇论文大概是5％的经验资料和95％的推测，其中也许还可能有痴心妄想之嫌。”在该文中，他曾强调：收入分配不平等如此稳定或缩小是与实际人均收入的显著增加相伴而生的。真的如此吗﹖未必。
    根据库兹涅茨在60年前所提供的数据，较低的3／5收入组所占的份额与最高的1／5收入组所占的份额之差距，美国为1．29倍。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的情况又如何呢﹖根据《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1997年的美国较低的3／5收入组所占的份额与最高的 1／5收入组所占的份额差距为1．48倍。这一事实可以引起人们多方面的思考。即使根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书提供的数据计算也是如此，1973年时美国较低的3／5收入组所占的份额与最高的1／5收入组所占份额差距为1．7倍。十年后的1982年时美国较低的3／5收入组所占的份额与最高的1／5收入组所占份额差距为2．9倍。在税法相当完整与相当严格的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并没有产生与实际人均收入的显著增加相伴而生的缩小现象，难道在中国这样一个税法如此残缺不全、执法如此随意的国家里，可以奢望产生收入分配不平等与实际人均收入的显著增加相伴而生缩小的现象吗﹖
    其实，在库兹涅茨1955年的论文中，对我们今天来讲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他提出的四种警告。例如，在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比较方面，库兹涅茨曾在一段话里连续对4种观点提出了“危险”警告。第一种观点认为，因为发达国家过去的收入不平等促成了储蓄的积累以及为基本资本形成?basic capital formation?提供了资金，因此，为了获得同样的结果，保持和加强欠发达国家当前的收入不平等是实际必要的。对于这种观点，库兹涅茨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类比。”第二种观点认为，完全自由的市场、缺乏隐含在累进税中的惩罚等等对当今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们在过去被证明是起促进作用的，对于此种观点，库兹涅茨又批评道：“这个观点是很危险的。”第三种观点认为，因为过去在较小的欧洲国家或者在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后裔，国外投资为推动令人满意的经济增长提供了资本资源，所以欠发达国家能确信需要一个有利的环境，今天也可以期待类似的结果。对此，库兹涅茨告诫人们：“这个观点是危险的。”第四种观点认为，采取对立的立场和宣称目前的问题完全是新的，我们必须设计一套完全不受以往知识约束而想象出来的解决办法。对于这种充满了浪漫主义的狂热做法，库兹涅茨不客气地指出：“这是同样危险的”。所以库兹涅茨50年前就诚恳地提出了如下的见解：“要在这个领域中做出成效必须要求市场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的转变。”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吗﹖
    三、应该高度警惕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目前，国内外关于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结果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一致。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实证结果表明起初的不平等与后续的经济增长正相关，另一方面，有几乎同样多的实证研究发现起初的不平等与后续的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还有的研究表明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平等对增长有着相反的影响，更有的研究甚至认为不平等与增长没任何必然的联系。但是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特别是某些拉美国家在“华盛顿共识”理论和政策的诱惑下所引致的社会动荡的教训，我们更应该高度警惕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关于分配不平等可能损害经济的长期增长这一观点在近二十年的计量结果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例如，Persson和Tabellini 1991年利用包括美国和8个欧洲国家追溯到19世纪中叶历史证据和二战后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分析表明，不平等和增长存在显著的负相关。Alesina和Perotti 1993年对70个国家1960年到1985年的数据实证研究表明：财富不平等与社会政治的不稳定显著正相关，而政治经济不稳定与投资负相关，投资是增长的基本动力，因此收入不平等与增长负相关。Deininger和Lysquire1997年的实证结果发现初始收入的不平等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但不显著。而财产不平等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且显著。此后Deininger和Olinto2000年的计量结果表明资产不平等与经济增长有显著负相关，并且发现不平等与人力资本负相关，资产不平等有负向激励作用，会减少投资。
    借鉴国外经济学家现有的科研成果，我们还应加强从其他角度研究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损害。
    第一，从政治经济机制的角度来分析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损害。因为税前收入分配不平等会导致政府对资源的再分配和政策的再调整?包括以税收等形式的直接再分配、政府公共项目、立法管制?活动，或者富人为阻止政府再分配而进行的院外活动等等浪费经济资源的活动，这将使得经济信号发生扭曲，投资减少，最终损害经济增长。
    第二，从社会冲突与产权保护机制角度来分析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损害。一般认为不平等会导致穷人从事犯罪、暴乱等破坏性活动，同时富人需要花费资源来保护财产，这加剧了社会不安定从而导致国家法规不稳定，增加了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投资产权不能有效保护，影响经济增长。也就是说，为减少社会不安定的再分配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第三，从信贷市场不完善的角度分析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损害。由于信贷市场不完善 ?信息不能对称、法律机构不完善导致投资欺骗等?和资本边际投资收益率递减的两个假定，穷人边际投资收益率高于富人?特别是人力资本投资?，不平等导致整个社会的低投资收益率，进而损害经济增长。
    第四，从市场需求角度分析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损害。
    需求结构取决于收入分配并最终影响工业化。因为收入分配不平等会通过影响企业产品的市场规模，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当财富过于集中在特别富有的人的手中，将导致对手工艺品和进口奢侈品的需求，而抑制国内制造业产品的市场规模，进而损害本国的工业化进程。同样如果收入分配过度平均化，工业生产存在固定的事先投资成本，也会使得各生产部门因缺乏市场需要而无法工业化。因此作为国内工业产品购买力的源泉的中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工业化进程当中是必不可少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