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红生 张军：中国财政政策非线性稳定效应：理论和证据

    摘要：本文考察了中国财政政策的非线性稳定效应并对其形成的可能机制进行了检验。基于现有文献和中国的现实，本文创造性地识别了可能会导致中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或非凯恩斯效应的历史时期。接着本文构造了1978~2004年度和1998~2004年度两个面板数据集，前者很好地完成了对生成财政政策非线性或非凯恩斯效应的预期机制的检验并发现了非凯恩斯效应的证据；后者部分证实了劳动市场观点的假说，但并不能排除预期观点在生成非凯恩斯效应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最后，本文针对性地给出了一些具体的应付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预期观点；劳动市场观点；非线性效应；潜在时期的决定；经济衰退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8CJL00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873022）、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Y6080332）、浙江省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项目、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财政学）的研究成果和2009年度中国经济学年会入选论文。此外，本文的研究还得到了复旦大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以及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B101）的慷慨资助。作者感谢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陈诗一副教授和桂林硕士在数据和文献方面所提供的有力支持。当然，文责自负。
    一、引言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重新掀起关于财政政策能否有效促进宏观经济稳定的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否具有“凯恩斯效应”；二是财政政策能否依据宏观经济形势做出适时转变（郭庆旺、贾俊雪、刘晓路，2007）。他们认为，在以下两种情形下，财政政策能有效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一是政府适时实施反周期性财政政策，同时财政政策具有显著的“凯恩斯效应”①；二是政府适时实施顺周期性财政政策，同时财政政策具有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②。否则，将导致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我们认为，为稳定宏观经济，政府具备财政政策是否存在非凯恩斯效应的先验知识是关键。这是因为，如果政府不具备财政政策是否存在非凯恩斯效应的先验知识，就不会适时地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是实施反周期性财政政策还是顺周期性财政政策？因此，本文研究的重心将放在中国的财政政策是否存在非凯恩斯效应方面。
    财政政策为什么会具有非凯恩斯效应？现有的研究给出了两大理论解释，分别是预期观点和劳动市场观点。预期观点认为，大而持久的财政调整和初始条件会改变行为人对持久收入的预期，进而逆转了凯恩斯效应③。而劳动市场观点则认为非凯恩斯效应的存在并不取决于上述因素所导致的行为人的预期转变，而是取决于通过劳动市场对私人部门的劳动成本发生影响的财政政策冲击结构（具体见下文的文献回顾）。
    中国的财政政策具有非凯恩斯效应吗？对此做过实证研究的学者为数不多。郭庆旺、贾俊雪（2006）通过1998~2004年度省级面板数据模型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2003~2004年间）是否具有非凯恩斯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积极财政政策淡出期间，财政收入政策具有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而财政支出政策则不具有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但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项目影响并不相同。具体的说，在积极财政政策淡出期间，中国基本建设支出和文教科学卫生支出都具有“非凯恩斯效应”④，而行政管理支出并不具有“非凯恩斯效应”。在另一篇研究中，郭庆旺、贾俊雪、刘晓路（2007）利用1992年1月~2005年6月的月度数据并采用MSIAHVAR模型实证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财政支出政策具有显著的“凯恩斯效应”，而税收政策既具有显著的“凯恩斯效应”，也具有不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
    但是，根据我们对国外关于“非凯恩斯效应”实证研究的理解，我们认为第一篇的不足之处主要有3点，第一是没有较全面的考察预期观点所强调的各种因素的作用；第二是关注的是财政政策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而不是短期经济增长效应（即稳定效应），这与现有的实证研究文献不符（Ardagna ，2004；Miller andRussek，2002；Gupta et al.，2005）；第三，对“非凯恩斯效应”可能发生时期的确定具有主观性，实际上，根据我们的研究，1998~2004年度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大而持久的财政紧缩。第二篇的不足之处主要是不能检验预期观点在其中所扮演的作用。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继续对中国财政政策是否具有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值得说明的是，从事这项研究，实际上就是从事财政政策的非线性稳定效应或非线性效应的研究⑤。因为“非凯恩斯效应”的研究是在“非线性效应”的研究过程中完成的。掀起“非凯恩斯效应”理论和实证研究的Giavazzi等（2000）认为，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是指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程度是其他因素（即预期观点强调的那些因素⑥）的函数，由此，我们认为其经济含义主要有以下3层，第一，凯恩斯效应向非凯恩斯效应的转换与预期因素有关；第二，非凯恩斯效应向凯恩斯效应转换与预期因素有关；第三，预期因素可能强化或弱化凯恩斯效应或非凯恩斯效应，但不至于使效应之间发生转换。在这里，由于前面提及的原因，我们将在探寻中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研究中重点关注中国的财政政策是否具有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此外，我们还将试图对预期观点和劳动市场观点进行检验。
    简言之，与现有的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研究相比，我们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我们关注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效应（即稳定效应），而非短期的消费或投资效应（Giavazzi and Pagano ，1990，1996；McDermott and Wescott，1996；Perotti ，1999；Giavazzi et al.，2000；Alesina et al.，2002）。
    第二，我们将考察经济过热和经济衰退下的财政政策的稳定效果是否存在。如果在经济过热下还存在所谓的“扩张性的财政紧缩”的证据，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政策结果；反之，如果在经济衰退下政府提供了所谓的“紧缩性的财政扩张”的政策，这更是一个糟糕的政策。就我们所知，除Hemming 等（2002）对衰退下的财政政策有效性的研究之外，少有研究区分经济过热和经济衰退两种情形考察财政政策在稳定经济中的有效性。因此，我们的研究是对现有研究的一个改进。
    第三，尽管Ardagna （2004）第一个正式从计量层面上对预期观点和劳动市场观点进行了检验，但是在我们看来，他的研究存在两大方面的缺陷：一是没有正式拆分“劳动市场观点”下的财政支出和收入，而是以总量形式出现在计量方程中，因此，这就严重偏离了Alesina 等（2002）及Lane和Perotti （2003）的计量策略，从而也就形不成对“劳动市场观点”的正式检验；二是放弃了Perotti（1999）和Giavazzi等（2000）在检验预期观点时所开创的虚拟变量计量策略。因此，我们试图在继承既有的正式检验“劳动市场观点”和“预期观点”的计量策略的基础上对两大观点进行再检验。
    本文余下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关于两大观点的文献回顾；第三部分，借鉴现有实证文献的方法识别可能导致中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潜在时期以便为寻找中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和检验预期观点做准备；第四部分，构造计量模型来寻找中国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并对两大观点进行检验；第五部分，计量结果分析；第六部分，结论与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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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就国际学术界关于财政政策能否有效促进宏观经济稳定的两大争论焦点而言，本文认为，为稳定宏观经济，政府具备财政政策是否具有非凯恩斯效应的先验知识是关键。为此，本文将研究的重心放在中国的财政政策是否具有非凯恩斯效应方面。
    然后，基于现有文献和中国的现实，本文创造性地识别了可能会导致中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或非凯恩斯效应的历史时期。接着本文构造了1978~2004年度和1998~2004年度两个面板数据集，前者很好地完成了对生成财政政策非线性或非凯恩斯效应的预期机制的检验并发现了非凯恩斯效应的证据；后者部分证实了劳动市场观点的假说，但并不能排除预期观点在生成非凯恩斯效应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具体的说，本文的主要结论和政策启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一般说来，在经济衰退期，增加政府消费会导致宏观经济更加不稳定，在大而持久的扩张期尤其如此。不过，在结构性赤字/潜在GDP 比较高的历史时期，增加政府消费是会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的。在经济过热时期，增加政府消费会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
    第二，在经济衰退期，增加政府基本建设支出会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在大而持久的扩张期尤其如此。在经济过热时期，如果在大而持久的紧缩期并配合着实行紧缩政府基本建设支出的政策，将特别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如果能在结构性赤字/潜在GDP 比较高的历史时期，增加政府基本建设支出不会影响到宏观经济的稳定。
    第三，在经济过热时期，在大而持久的紧缩期，实行紧缩性的税收政策会特别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但在经济衰退期，效果并不确定。
    第四，一般说来，增加政府的社会福利性支出，特别不利于短期的经济增长，但在结构性赤字/潜在GDP 比较高的历史时期，不利状况会有所缓解。
    （作者单位：方红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财经学院经贸学院；张军，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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