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 魏强 刘鹏：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与财税改革

    内容提要：我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大规模顺差，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拆解，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说明长期的储蓄-消费失衡是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企业可支配收入相对于劳动者报酬不断提高带来的收入结构和储蓄结构失衡。我国当前企业未分配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企业利润率“虚高”和国企“不分红”问题。只有从体制上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使储蓄降低到适当的水平，通过拉动内需消除我国过大的贸易顺差，从根本上解决内外经济比例失衡问题。
    关键词：外部失衡；消费-储蓄失衡；国企分红；财税改革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038，电子信箱：fangang @neri .org.cn ；魏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wq168168@pku.edu.cn；刘鹏，商务部综合司，邮政编码：100731，电子信箱：lp7118@126.com.本研究获得了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和商务部的资助与支持。
    近几年，在全球经济失衡、美元泛滥、美国贸易逆差扩大、美元高估需要贬值（表现为人民币相对美元低估从而面临升值压力）的大背景下，我国国民经济结构出现了外部不平衡。1994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出现大规模顺差。2007年，经常项目顺差（以外贸顺差为主要部分）占GDP 的比率达到1013%，加上资本项目顺差，2007年我国国际收支顺差与GDP 的比率为1213%（见图1）。
    如此高的“双顺差”无论在世界经济历史上还是当前全球经济中都是比较少见的。这个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自然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本文是在已有的一些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企业未分配收入过大是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从而论证了财税体制改革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
    一、引致我国外部失衡的多种可能的原因
    1.多种原因分析
    一个国家有这么大的经常项目顺差，肯定不是由单一的或简单的原因引起的，而可能是多个原因引起的。根据我们自己和国内外其他学者的一些研究结果，引致我国外部失衡可能的原因包括以下几种：
    （1）我国体制改革、技术进步，导致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导致国际竞争力提高，出口增长，并因进口替代效应导致进口相对增长较慢；
    （2）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阶段就开始大规模引进外资，借助外资发展自己（而在国内购买力相对较小发展阶段上，外资主要以生产出口商品为主）的特殊增长模式，本身决定了我国长期存在贸易顺差（而且伴随资本流入，形成“双顺差”）；
    （3）发达国家对我国的出口限制和贸易禁运政策抑制了我国的进口；
    （4）美元的“本位”地位导致国际流动性过剩，美国消费需求过大，储蓄过低，债务过高，导致美元币值高估，并具有贬值的趋势；
    （5）我国汇率制度改革滞后，人民币汇率一段时间内低估，并导致对人民币升值的投机；
    （6）我国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价格扭曲，出现了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过低，导致出口竞争力虚高；
    （7）国内经济失衡，储蓄过高，消费过低，导致总储蓄过大和“国民净储蓄”（即经常帐户顺差）过大。
    这些原因都可能或多或少地对我国的外部失衡有所贡献。其中特别是美元流动性过剩（包括美元贬值）以及发达国家对中国实行的高技术产品禁运，是决定“全球失衡”的最重要原因。如果说全球需要调整，美国首先要承担调整的责任与成本。不应把发展中国家的进步（如生产率提高等）和贫困（劳动成本较低），说成是不平衡的原因。但是，就我国自身经济的发展而言，价格扭曲和储蓄率过高则是导致我国经济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的重要原因。如果说中国也应分担调整责任的话，为了我国经济长期的持续发展，消除价格扭曲和改善储蓄-消费比例关系，是我们努力要实现的改革目标。由于能源价格体制已经开始进行调整，本研究着重分析储蓄-消费比例关系的调整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认为导致外部失衡的最重要的内部原因。
    2.可消除的因素与不可消除的因素
    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将以上的各种可能的贡献因素按照“我们可消除与否”的标准加以分类，可以发现以下三种情况：
    （1）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是不应消除的因素，这主要包括改革发展导致效率提高和借助外资发展自己这两个因素。由此产生的部分顺差，对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而这种顺差，会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缩小。
    （2）我们所控制不了、我们无法消除的因素，这就是美元流动性过剩和技术禁运。国际货币体系一天不改变，美国继续扩大债务发行，西方国家不解除对我们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国际不平衡就会继续存在，这是我们无法通过我们的努力所能改变的事情（以汇率调整为例，我们的货币由于我们生产率的提高需要一定程度的升值，这是我们可以逐步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做到的事情；但是美国那边不调整，美元总要贬值，就总会要压我们升值，这是由汇率的“另一边”决定的，不是我们可以解决的问题，美国国会要求的那种大幅度的不断升值，也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3）属于我们体制和结构上的问题，我们加以努力可以减少或消除的因素。这主要是指我们存在的价格扭曲和储蓄-消费失衡。我们从2005年起已经开始调整汇率，从2008年开始已经调整了能源和部分资源的价格，也正在加大整治环境、实行节能减排的力度，当然还需要继续努力，逐步消除这些因素的作用。而储蓄-消费比例失衡，为了我们自己的持续发展，也要尽快提上日程加以解决，这属于我们应该努力解决的问题（正因如此，它构成本文所重点研究的问题）。
    3.“合理顺差”、不可消除顺差与可消除顺差
    以上这一分类，就可以使我们对于是否存在“合理顺差”或“无法消除的顺差”的问题有一新的认识。由我国积极发展、效率改进所导致的顺差，可以说是现阶段还应该存在的“合理顺差”（从理论上说这部分量本身不会太大，因为竞争力的提高不是突变式的）；而由其他国家拒不调整我们又无能为力的那些因素所导致的顺差，可以称之为我们“无法消除的顺差”。以上两部分加到一起可以称作“一时无法消除的顺差”。根据我们在本研究中进行的估计，这部分可能占到我们总顺差的60%左右（见樊纲等，2009）。这一规模的顺差在一定时期伴随着我们的经济发展，难以避免。而由我们国内体制上的问题导致的价格扭曲与内部比例失衡所导致的顺差，则可以称为“可消除顺差”。
    我们不应消除不该消除的顺差，这些顺差不是由我们造成的或者短期内不能消除，但是我们要及时加以努力，消除那些可以消除的顺差，以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更为平衡，而且是更加内外平衡，以实现更加平稳持续的发展。
    本研究的目的，就是从体制原因上分析我们内部失衡的一个主要问题即消费-储蓄比例失衡，力求通过消除这种失衡，尽可能地消除“可消除的顺差”。
    …………
    六、政策建议：收租、分红、减税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的政策建议就是通过财税体制的改革，将企业应分未分的一部分收入转移到居民部门，实现提高居民消费和降低国民储蓄率的目的。
    这方面的财税改革需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入手：
    （1）将本来应属于全民所有的、但现在以资源企业利润形式存在的“资源租”，以各种适当的方式，如特许权费、资源税、级差租等形式，收归国有，上缴财政，使资源企业在长期内也只获得与投资相适应的合理的平均利润；
    （2）将国有企业利润，特别是自然/行政垄断行业的利润，按照合理的比率进行“分红”，上缴国家财政（一般国家的分红比例是垄断行业2/3，一般行业1/3）；
    （3）在国家通过以上两个途径获得了更多收入的前提下，首先可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和对最低收入人群的财政转移支付；同时，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的“斜率”，特别是对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阶层的工薪族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对这部分居民的个人所得税率可以降到与香港人才市场具有同等竞争力的15%左右），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扩大居民消费，并由此提高消费的收入弹性。
    如果实现了以上的财税体制改革，将从企业按合理比例收上来的“资源租”和“国资分红”，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降低中等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率的方法转化为居民可支配收入，按照2007年的GDP 数据估算，我们有可能使我们的国民收入储蓄率降低4个百分点到47%，外部顺差降到6%，而总消费率可以上升到53%.如果再加上其他方面的改革与调整措施，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中，我们就可以在不长的时间内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内外比例严重失衡的问题。
    七、体制改革与当前经济危机
    当前世界面临经济危机，中国经济也在下滑。尽管由于其他因素的作用（特别是外部因素的作用），中国的外贸顺差有的时候还有所增加，但本文所分析的引起我国外部失衡的主要原因即储蓄过大的问题，可能在短期内有所缓解，因为：
    （1）由于各种资源产品的价格下跌，表现为资源企业利润的“资源租”会有所减少；
    （2）由于经济总体下滑，国有企业的超额垄断利润相应地也会减少（但这个因素需要具体分析，在经济下滑时期，垄断利润下降的速度可能慢于其他收入部分，比如工资可能下降得更多，导致企业储蓄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反而上升）。
    这当然会降低有关财税改革的紧迫性，甚至使人们看不到问题所在。但是，问题只是暂时缓解，并没有解决。相反，在企业收入下降时进行体制改革，企业当时需要上缴的东西不多，既得利益的阻力可能会小一些，其实正是改革的大好时机。
    从另一方面说，外部消费品市场缩小，正需要我们扩大居民消费，减税的紧迫性加大，也正可以推进财税改革。
    综合考虑短期与长期的因素，及时进行财税体制改革，消除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才能更均衡地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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