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华 丁重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贫困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仍然存在着贫困问题。社会主义贫困的一般原因在于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的不发达，制度原因在于私有经济较大规模的发展。所以，大力发展生产力是就贫困的一般原因而言的消除贫困的对策；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针对贫困的制度原因所提出的对策。
    在全世界范围内，贫困始终是一个严重困扰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问题。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或组织都试图要解决贫困问题，但时至今日，尚未有谁能够真正解决。据有关资料统计，全球饥饿人口约9.25亿，近年来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更是将约6 400万人推向贫困；在中国，至今仍有2 600多万贫困人口。显然，贫困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消除贫困成为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的经济社会问题。在理论界，人口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关注和研究贫困问题。从经济学研究上看，西方学者专门研究经济学贫困理论的成果并不多见；在20世纪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只注意阐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不注意研究贫困问题。然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仍然存在着贫困问题。本文试图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贫困理论进行研究，以期对中国贫困问题存在的一般原因和制度原因进行分析，并初步提出解决贫困问题的对策。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贫困理论
    （一）马克思恩格斯贫困理论的思想来源
    19世纪40～6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先进思想进行了分析批判，创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贫困理论是在对空想社会主义者贫困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创立的。“三个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1](P721)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还很不发展时期，空想社会主义者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的“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1](P724)
    圣西门认为：“各国作为主要原则加以采用的一条原理，就是穷人应当对富人宽宏大量，结果，不得温饱的人们每天使自己失去一部分必要的生活资料，而被用于增加大财主的多余财产；因为最大的罪犯，即每年从全体公民身上窃取三四亿法郎的大盗掌握着权利，无知、迷信、懒惰和穷侈极欲是社会上大人先生们的本分，而有才能、省吃俭用和爱劳动的人们却受他们的统治，只被他们当工具使用。”[2](P275)恩格斯的评价是：“圣西门特别强调的是：他随时随地都首先关心‘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我们在圣西门那里发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1](P726)
    傅立叶指出：“文明社会中工人的劳动不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贫困、死亡的威胁基础上。由于工业进步使工资降低和人民趋于贫困的竞争是倒行逆施的，因为竞争越是发展，工人就越是不得不安于令人讨厌的低工资工作。”[3](P57)对此，恩格斯说：傅立叶“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他不仅拿这种贫困同以往的启蒙学者关于只是由理性统治的社会、关于能给所有的人以幸福的文明、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诱人的诺言做对比，而且也拿这种贫困同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华丽的词句做对比；他指出，同最响亮的词句相对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 [1](P727)
    欧文在社会主义史上第一次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从而把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两极对立时，欧文写道：“我们在英国可以看到两种极端现象的反常结合，即知识与无知的结合，富贵和贫穷的结合，奢侈与忍辱受苦的结合。”[4](P51)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欧文不仅有共产主义理论见解，而且还是反贫困的践行者。“在1823年，欧文提出了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消除爱尔兰贫困的办法……他由于以全部财产在美洲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失败而变得一贫如洗。” [1](P731)
    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贫困的认识贯穿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他们对贫困做了初步的制度解释，但在总体上还不能从深层次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提供深刻的认识，而这只能由马克思恩格斯来做到：“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1](P723)
    （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关系上，联系资本积累和人口过剩、经济危机来阐述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他们分析了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原因和消灭贫困的道路。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等著作中，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本的增加，就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统治力量的增加；随着资本的增加和资本对新的技术、新的生产方法的运用，一方面造成大量的失业者，另一方面也使较高的社会阶层中的大批的人被驱赶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因此，“资本增长得越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越厉害” 。[5](P363)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比例关系变动的考察，探讨了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认为，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工人的劳动和使用他的劳动条件之间，造成一道无边无际的鸿沟，由此形成的“过剩人口”纯粹是资本的本性产生的。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资本积累中资本和雇佣工人之间对立关系发展的三个主要趋势：工人成为雇佣工人的地位永恒化；工人的状况相对恶化；工人自己占有劳动条件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
    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中，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造成的劳动供给比资本对工人的需求增长的要快。马克思引用大量的事实，深刻地揭示了资本财富积累和工人贫困积累之间的对立运动，得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恩格斯在1845年发表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认为，工人阶级的贫困化是由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决定的。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并不在于工人生活水平的每况愈下，工人阶级的贫困化的实质就在于他们始终不能摆脱生活无保障、生活水平随资本的“逞性”而急剧变动的现实。
    马克思恩格斯毕生所关注的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接着，他们指责资产阶级说：“我们要消灭私有制，你们就惊慌起来。但是，在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可见，你们责备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总而言之，你们责备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你们的那种所有制。的确，我们是要这样做的。” [5](P268、288)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就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6](P832)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是从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上研究贫困问题的，属于制度贫困理论，它比空想社会主义的贫困理论更深刻、更系统、更科学。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社会分配不公、导致贫困的制度根源，要消除贫困就必须消灭私有制。
    二、中国现阶段存在贫困问题的原因
    （一）中国共产党人承认并着力解决贫困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指出:“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7]“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 [8]“我们相信革命能够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 [9](P1401)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乐观地认为，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当然，不论毛泽东同志对摆脱落后时间长短的估计怎么样，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一直致力于发展生产、消除贫困，逐步解决了人民温饱问题。但受诸多因素的决定和影响，消除贫困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很多地方还依然存在着贫困现象。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理论界只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基本不提及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贫困问题。然而在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在原有体制下的贫困没有完全解决的同时，农村和城市又出现了各种形式的贫困问题。对此，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 [10](P10)他坚持认为，社会主义不摆脱贫困就没有优越性，“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10](P225)
    在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中共中央历届领导集体对贫困问题都始终保持着冷静地态度。江泽民同志曾经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11]“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12]胡锦涛同志则进一步把到2020年，“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作为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个新要求。[13]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存在贫困问题的认识是与时俱进的，是一种发展了的、全新的制度贫困理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即开始了反贫困和扶贫；改革开放后，政府加大了解决贫困问题的力度，出台了一系列纲领性文献，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改革开放30年中，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的扶贫资金从2001年的127.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349.3亿元，10年累计达到2 043.8亿元。10年来，59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幅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4]1978年，中国农村有2.5亿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极端贫困人口，2010年，按照年人均纯收入1 274元的扶贫标准，全国贫困人口已减至2 688万人。[15]实践充分证明，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不懈努力，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贫困的一般原因和制度原因
    可以说，中国的扶贫成就举世瞩目。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多种原因，贫困问题依然存在。那么，为什么我们投入如此大的社会力量解决贫困问题，而贫困还远没有被消除呢？我们认为，中国贫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马克思的贫困理论主要是指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中，伴随着资本积累而产生的无产阶级贫困化。这一理论对中国现阶段所存在的贫困问题也不是没有解释力。但是，中国的贫困问题也不能这样简单地照搬马克思的贫困理论，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私有制经济并不占主体地位。况且，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私有制经济是在政府的宏观调控指导下和公有制经济的引领下发展的，它和资本主义制度内的私有制经济是有本质区别的。当然，它毕竟是私有制经济，马克思的贫困理论就其普遍意义来讲，对它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从总体上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的贫困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不能用单一原因解释社会主义现阶段的贫困问题。在此，我们可分别从一般原因、体制原因和制度原因进行分析。
    1.社会主义现阶段贫困的一般原因
    人们通常认为，贫困的存在和演变与各个国家的历史背景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自然地理环境等内在和外在因素的综合作用有关。的确，贫困作为全世界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其产生的原因错综复杂。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贫困从一般层面上讲，也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自然地理环境等因素有关，许多学者在分析中国贫困问题时也往往在这些方面做了具体分析。本文认为，所有这些原因应归结为生产力水平这一终极的或深层次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物质生产力能够表明人类获得适合自己需要的物质资料的能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主要矛盾，决定了社会主义现阶段存在贫困的必然性。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改革开放以前的贫困状况时指出：“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10](P134)在这里，邓小平同志显然是从社会生产力方面分析贫困的原因，也就是从贫困的一般原因方面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的贫困问题。
    2.社会主义现阶段贫困的体制和制度原因
    社会主义就其理想状态来讲，其根本经济制度不会带来贫困，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以往社会制度的根本特征。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特殊的、具体路径下，存在着导致贫困的体制和制度原因。
    其一，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的调整造成了人们利益格局的改变，一定范围内出现了贫困现象。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公有制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充分显示。但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模式。在所有制结构上趋向于单一结构，即公有制经济比重过高，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发展。中共中央适时地做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样背景下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所有制方面看，就不能不是逐步降低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逐步减少国有企业数量。与此同时，在分配上，为了纠正平均主义严重的现象，也开始了分配结构的调整。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但问题也就跟着来了，到目前为止，我们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所占的份额有越来越少的趋势，出现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分配关系是由所有制关系决定的，但都是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层面上的范畴。从理论上看，现阶段一定范围的贫富差距的产生应该是我国在改革之初就已经预见到的，因为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分配制度改革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动态过程。它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我国在所有制结构上破除了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形式，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分配结构和分配形式上经历了由单一结构和单一形式到多元结构和多种形式的过程，最终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分配制度改革这样的动态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收入差距扩大、人们利益格局改变的结果，这正是经济体制改革必须的、不得不付出的成本和代价，要实事求是对待。党和政府在适当的时候对这种差距进行积极地调整，正是负责任的表现。当公有制经济退出的份额将要达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所要求的最低界限的时候，必然会发生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毫不动摇的选择，与此同时，分配关系也会相应地适时调整。所以，我国现阶段的贫困有自己的特殊性。贫困部分的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本付出，是短期的。这一点与其他任何国家的贫困都不同。
    其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存在贫困的可能的制度条件。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这个制度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公有制经济，另一部分是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非公有制经济。在非公有制经济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私有制经济，因此，在我国现阶段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剥削。按照马克思的贫困理论分析，资本主义性质的私有制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必然会有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如果政府不积极发挥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调节功能，贫富两极分化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现实。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利用各种手段解决社会主义现阶段的贫困问题，是坚持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要求。
    其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另一项经济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一制度也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作为主体的按劳分配，另一部分是非按劳分配。非按劳分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与私有制经济相对应的按要素分配，这样，社会主义现存分配制度中就包含着劳动者个人收入差别，从而孕育着贫困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从按劳分配看，它是一种有差距的收入分配方式，但贯彻按劳分配产生的收入差距往往会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从非公有制经济的其他分配方式看，必然导致收入差距拉大或悬殊，这是因为人们拥有要素的质量和数量不同（其中尤以资本占有上的不同所造成的收入差别为最大）；人们使用要素的效率和效益不同；人们进入市场和分配领域的机会不平等。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或悬殊的“量的积累”可以达到“质的飞跃”，就会出现贫困。
    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贫困的原因，有贫困的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前者是指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所导致的任何社会都难以避免的贫困，后者是特指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贫困原因。具体包括两点：一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经济关系调整所导致的贫困；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规定中的多种所有制结构的原因。这样，贫困与资本主义积累进程所导致的无产阶级贫困化是有区别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贫困是特定条件下的体制性贫困和制度性贫困兼而有之的混合型贫困。混合型贫困将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完善逐渐消除。
    三、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政策建议
    1.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消除社会主义贫困创造物质条件
    贫困、温饱、小康和丰裕是人们消费增长大体经过的四个阶段。现在,中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这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贫困人口为数不少的小康。所以，从消费的角度看，要实现消除贫困的目标，还需要采取各项措施促进贫困人口消费的增长，这归根结底要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的扩大，以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当前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经济结构深刻调整,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有利时机，充分利用综合国力明显增强、贫困地区投资与发展环境不断改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的有利条件，促进贫困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
    2.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为消除社会主义贫困奠定制度基础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6]经过30年的改革，当时提出的改革任务已经完成，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发展，综合国力得到很大提高。但是，时代仍在飞速前进，改革还必须继续进行,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问题不能不提到我们党的工作日程上来。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党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 [17]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我国扶贫开发在当前已经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贫困理论在当代发展的成果之一，就是邓小平理论中提出了解决中国现阶段贫困问题的对策。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邓小平同志在选择反贫困的基本思路时，总是以一定的制度创新作为条件，以一定的制度变革作为前提。因此，他首先解决的是创造最佳的反贫困的制度结构问题，这是因为制度是反贫困的根本基础。他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0](P357)对中国来说，反贫困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坚持党的领导，不仅不能消灭贫困现象，反而会造成新混乱，增加新的贫困。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灭贫困问题。如前所述，既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存在贫困的制度条件，那么相应的，解决贫困问题也只有从制度上解决。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必须是共同富裕的社会，这是由我国社会性质决定的。这一目标的实现，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我国解决和消除贫困的必由之路。从目前来看，“坚持基本经济制度，才能制止两极分化”，“所有制发展上要扭转‘公’降‘私’升的趋势，阻止化公为私的所有制转换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最终避免贫富的两极分化。”[18]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范围内，分配关系也得是社会主义的。如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中的高管不能将自己和资本家划等号，导致国有经济中出现两极分化，这是有违改革初衷的。所以，要全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既要在全社会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要在公有制内部特别是国有经济中坚持公有制的分配原则。
    3.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为消除社会主义贫困提供经济保障
    贫困产生的原因很多，但从收入分配上看，“如果平均收入没有远远超过贫困标准，收入分配得越不平均，就越会有更多的人陷入贫困。”[19](P436)对贫困的关注必然导致人们对收入分配公平问题的关注。“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13]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一个主要任务。因此，采取各种有效政策措施，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快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使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显著减少，这是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防止两极分化和解决贫困问题的当务之急。
    4.完善反贫困和扶贫体制，为消除社会主义贫困提供政策环境。
    扶贫开发，消除贫困，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局。深入推进扶贫开发，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区域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增加贫困群体收入、缩小发展差距的重大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对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具有重大意义。基于贫困理论的反贫困和扶贫，是政府结合贫困实际制定的特定时期内针对贫困群体，以及为实现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双重目标而制定的行动路线、方针和政策，具有实践性和操作性。在当前国内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形势下和国内外经济政治局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反贫困和扶贫不断遇到新的机遇和挑战。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已成为反贫困和扶贫的新举措。主要包括：优先发展教育，扩大就业，加快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重视农民工在城镇的工作生活问题，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做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抓好保障性住房的各项工作，搞好房地产调控，完善社会管理等。
    总之，大力发展生产力是就贫困的一般原因而言的消除贫困的对策；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针对贫困的制度原因所提出的对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过程中，我们着力消除的是制度原因引起的贫困，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由制度原因引起的贫困可以随之解决；而一般原因引起的贫困只能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逐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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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政治经济学评论》
    作者： 刘建华 丁重扬
    2013.0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