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瑞：旅游学科发展评述

    1、旅游学的研究对象、方法与学科体系
    ??????? 二战以来，随着现代旅游活动的发展，作为专门学科的旅游学应运而生。它以从事旅游活动的旅游者、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旅游业以及双方的活动为对象，探究其特有的运行规律及其经济、社会和环境等综合方面的影响。
    ???????? 旅游活动是一项综合活动，对其研究必然涉及到经济学、地理学、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化学、生态学等学科，并以之作为理论平台和方法库。尽管有学者由此对旅游学科的独立性产生质疑，但是客观地说，旅游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不是“非此即彼”、唯我独有，而是“亦此亦彼”、互相融合的。而旅游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则是以归纳法为主，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在大量的专题性、实证性研究基础上逐步完成的。
    2、旅游学科中的“显学”：旅游经济学与旅游管理学
    ???????? 纵观世界各国的旅游研究，普遍存在着偏重研究对象之经济属性的倾向，即从宏观和中观层面探讨旅游活动的经济规律和经济影响，从微观层面研究旅游企业和组织的管理问题。
    ????????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旅游经济学主要是从政治经济学、西方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移植而来，微观经济学中的供求理论、厂商理论、消费者选择理论，宏观经济学中的国民收入衡量、经济政策的宏观影响以及国际经济学中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的有关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较多，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和前沿探索（如博弈论、制度变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则应用较少。除传统经济学外，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体验经济学等的发展也为旅游经济学提供了新的思路，而对旅游者心理和行为的经济学研究也推动着这些新的经济学分支的发展。
    ???????? 从管理学角度来看，以往的旅游管理学主要侧重于旅游企业管理（如旅行社、饭店、主题公园、景区景点等），目前已基本覆盖了战略管理、企业组织、财务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企业文化等主要领域。相对于旅游企业管理而言，旅游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十分不足。
    ??????? 旅游经济学和旅游管理学之所以在整个旅游学科中占据主要位置，根据英国学者弗朗茜丝·布朗（Frances Brown）的分析，这与最初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密切相关——旅游因其经济作用而最早被经济学界所关注，从而形成了整个研究界的偏向。而在我国，其“显学”地位还受最初旅游发展目标的影响——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之初就是在自上而下的制度框架中寻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旅游研究的推进，在国际上，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生态学等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已较为普遍，我国旅游学界也在发生着相应的转变。令人遗憾的是，与这种潮流相悖，在我国，旅游学科被置于工商管理项目下。这显然是十分不科学的，既违背了国际发展趋势，也不能真正反映旅游学的学科性质。
    二、旅游学科的演进轨迹
    1、旅游学科的整体发展
    ???????? 我国旅游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而进行的，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从1981年至1990年，为第一阶段。我国是在1981年才开始独立设置旅游专业的。此间的研究，侧重于引进国外部分研究成果以及介绍世界旅游情况，主要关注入境旅游背景下旅游对目的地的经济贡献以及旅游企业管理与服务等问题。（2）20世纪90年代，为第二阶段。随着我国旅游产业体系的形成以及国内旅游需求和出境旅游需求的形成，旅游学科研究开始从点向面扩展，从经济学、管理学为主体，向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市场学、地理学、环境学、人类学等多学科方向发展。这既是旅游学科综合性的必然反映，也是我国高等院校院系和学科调整的客观结果。（3）2000年至今，为第三阶段。中国旅游经济体系的日趋完整以及中国旅游产业国际化程度的提高，特别是国内旅游和国际出境旅游的兴起，推动了旅游学科的发展，大量新生力量的介入，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溶合，为旅游学科的理论突破创造了基础条件，研究者致力于旅游学科研究范式的讨论和研究体系的建立。
    2、旅游经济学与旅游管理学的演进
    ???????? 作为旅游学科体系中最受关注、相对最为成熟的一个，旅游经济学的发展是沿着两条线索进行的：其一是研究问题的本土化；其二是研究方法的数量化。在研究问题上，除了与国外学者一样，对旅游的产业性质、产业范围、经济影响、运行规律等问题加以分析外，国内研究者还特别关注对中国旅游发展模式的研究（例如政府主导模式、黄金周制度、旅游与地方经济发展等）；在研究方法上，除了规范性研究（normative study）、描述性研究（descriptive study）、文献性研究（review）、概念性研究（conceptual study）外，案例研究（Case Study，包括定性式的和定量式的）、数量经济分析和数量模型研究（econometric analysis and quantitative model study）在旅游经济研究中的应用也越来越普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内旅游经济学界在研究动机和研究方法上正在向国际靠拢，在学术范式上也与其他学科更为接近。
    ????????? 由于旅游管理学被作为工商管理学科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因此其主要任务被限定为从旅游服务企业的特点出发研究旅游企业管理理论、方法及其应用，主要关注饭店、旅行社等旅游企业的组织运行、管理体制、品牌发展、人力资源管理、财务及成本管理等问题。进入新的世纪以来，随着旅游消费活动和管理活动的扩散，研究者一方面对分时度假、大型活动（节庆会展）管理、娱乐业管理等新的业态和领域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对游客心理及行为、消费者体验等问题也更加关注。与此同时，旅游发展中的公共管理问题（如目的地营销、利益相关者等）也日益受到重视。
    三、旅游学科的评价与未来趋势
    ???????? ?过去30多年里，我国旅游经济研究空前繁荣，成果众多，相关研究在引进和借鉴国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强调对中国问题的现实关注和对旅游本质的学术解释，逐步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知识积累和研究体系。从对近十年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一些论文选题视野开阔，贴近时事热点、学术前沿，研究领域呈发散性和多元化趋势。在研究方法上，不少论文都采用数理模型进行定量化研究。然而也必须看到，有些论文不适当地过度使用数理模型分析，用计算代替思考，对于定量研究得出的结论缺乏定性分析和理论解释，论文研究深度不够，对于现实问题解释不足，指导性不强，有唯工具论之嫌，这种倾向在中青年学者中有扩大蔓延之势。正如张辉、魏翔在其编著的《新编旅游经济学》中提到的，“在我国，旅游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对旅游经济的研究无非是利用正统经济学的知识在旅游的标签下演练一些并不复杂的经济学习题而已”。目前旅游经济研究中，主要还是简单、零散地移植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并未形成系统、完备的研究范式，而在这些移植和引入当中，不乏盲目甚至谬误，使用者对经济学相关理论内涵缺乏清晰了解。总之，旅游经济研究的独立性、规范化、成熟度还不高，该领域所呈现的“繁荣”与“混沌”并存的特征也说明其尚未彻底完成“学科化”任务。
    ???????? 就学科发展而言，尽管我国的旅游研究在基础理论和学科框架方面还不甚成熟，然而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它始终沿着“是何-为何-如何”的研究逻辑，在解释和解答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一步步迈向深入。展望未来，旅游研究及学科建设将呈现以下两种趋势：（1）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结合。如果说，在其初期，我国的旅游研究和学科建设是以介绍和借鉴国外为主，中国以向国外学者提供研究素材为主的话，那么未来，国内研究者将会更多地对我国旅游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做出学术解释和理论解答，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理论分析将越来越深入，而旅游研究国际舞台上也会有更多中国研究者的声音。（2）专业性与交叉性的结合。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决定了旅游学科必须是多视角、多专业、多维度的，未来的旅游研究专业性会更强，交叉性也将更加突出。一方面，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将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地理学、生态学、人类学等不同专业出发，运用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围绕人类旅游活动，探究其特定规律；另一方面，不同学科之间，在话语体系、研究方法、思考路径等方面的交流与融合也会日益加强。
    ?????? ?按照科学哲学的要求，构成一门独立学科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其一，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其二，具有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的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其三，具有一定的学科知识产生方式和研究范式，即方法论。对于旅游经济研究而言，如何从纷杂的旅游活动和旅游现象中寻找到其本质，界定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形成一套由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的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并建立起由个别到一般、由经验到理论的研究范式，依然任重道远。
    ??????? 就研究命题而言，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里，旅游经济学和旅游管理学应对以下问题加以关注：旅游产业升级与转型；旅游业与金融、保险等产业的结合；休闲与旅游的产业关联和互动；新市场、新业态（如会展旅游、奖励旅游、节庆活动、自助游、互助游、分时度假、经济型酒店等）的发展；信息技术在旅游业中的运用；旅游景区及世界遗产管理体制；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支持；我国旅游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旅游者行为研究；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正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言，“每一种学问，只要其任务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系统的话，都可被称为科学”。值得期待的是，在与产业互动的进程中，我国旅游研究的学术演化将更加理性、学术积淀将日趋丰富、学术体系将逐步完善。
    宋瑞，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旅游与休闲研究室副研究员、副主任
    原文刊于2009年《中国经济年鉴》，在此作了大量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