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共同富裕三途

    
    
    蔡昉，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本文为作者在“2021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的演讲整理，有删改。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求。走向共同富裕有多途，但和当前面临的挑战相关，可以通过以下三方面路径加快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
    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
    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需要做好以下三点。
    首先，要保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其中包括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要实现这一目标，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
    按照我国潜在增长能力预测，要想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在未来15年里保持14.7%到14.9%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和生产要素资本、人力资本、生产力提高幅度等潜能推算，“十四五”结束时，我国人均GDP可达13000美元到14000美元，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到2035年，人均GDP可达22000美元，将非常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还差一点。
    如果通过一些必要的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将到2025年人均GDP提升到14000美元，那么到2035年人均GDP就可以接近23000美元，相当于今天葡萄牙的人均GDP水平，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这是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也是通向共同富裕的一个基础。
    第二，要保持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同步。
    历史上，GDP的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常常是分离的。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GDP增长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同步性非常强，这意味着人均GDP的提高可以转化为居民收入的提高，居民能够共享发展成果。
    未来，还应继续调整国民收入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份额。同时，也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各种收入差距。
    第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要叠加发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居民收入差距，也就是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几年后就趋于平缓。基尼系数代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亦然。基尼系数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保持在0.46左右，陷入徘徊状态。这说明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还不够合理。事实上，初次分配是有极限的，不太可能把收入差距降到0.4以下。从OECD国家的经验来看，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多在0.4以上，有些甚至超过0.5。之所以最终的分配结果都在0.4以下，有的甚至能达到0.3，是因为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实现了再分配。
    因此，要想把收入分配结构改善到合理水平，必须借助再分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再分配应该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手段。而且，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也显示，虽然经济增长、技术变革、全球化可以做大蛋糕，但并没有自然而然分好蛋糕的机制，所以必须借助再分配手段。
    促进和扩大社会性流动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促进社会性流动。历史上的流动，主要是横向流动，比如农民工从原来务农转移到非农产业、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沿海地区。但是，在横向流动中也有纵向流动，比如居民收入、身份、地位的提高，以及岗位提升等。这得益于第一，教育水平改善速度非常快，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有高校扩招，让更多的人进入教育序列当中。第二，经济增长非常快，蛋糕做得非常大。
    而现在，我国已经进入中高速或者中速的增长时期，劳动力的流动显著放慢。在这个时候，更应关注向上的纵向流动。如果没有切实的手段，社会性流动容易变成零合博弈，相当于挤一辆公共汽车，你挤上来我就掉下去，这种现象会发生，也会产生社会冲突。中央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核心就是加速社会流动。
    如果按收入将居民分为五组，从宏观看，每组的收入都在提高，这是今后必须保障的，如果不能做到这点，就不能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从微观看，每个家庭的收入也在不断增加，这是过去的一个重要特点，但今后可能会出现零合博弈的现象，一些家庭的收入改善速度或将明显慢于其他家庭。从中观看，很多家庭可以从低收入群体或次低收入群体不断跨越收入组，进入更高的等级中，这个群体是社会流动的关键，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
    因此我们提出，应该进入到一个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计划，主要涉及这三个群体。
    “倍增”之一，脱贫后低收入农村人口。
    党的十八大以来，大概有接近1亿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脱贫，但仍是低收入群体。OECD国家的相对贫困标准是居民收入中位数的50%。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中位数是14389元，它的50%就是7195元。2020年有所提高。
    假设30%的农村家庭符合这个标准，总人数至少为1.53亿，数量非常可观。如果能够把这部分人群培育为中等收入群体，将创造又一个共同富裕奇迹。
    “倍增”之二，进城农民工市民化。
    2020年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是4549元，是中等收入群体下限水平。虽然农民工大部分也能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群体，但他们仍面对“无形的墙”，即得不到充分的社会保障，无法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因此，只有把他们变成城市居民，他们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否则是非常不稳定的。比如2020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外出农民工和住在城镇的农民工均减少了3%。
    目前，我国外出农民工约有2.91亿人，如果能够把这些人变成中等收入群体，意义非常巨大，足以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计划。
    “倍增”之三，让老年人过上中等生活。
    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老年人口比原来想象得大，老龄化程度比原来想象得高。目前65岁及以上人口高达1.9亿，60岁以上人口高达2.7亿，这是一个庞大的中等群体后备军。如何让老年人达到中等收入生活水平，是我们老有所养的基本要求。同时，这也是共同富裕的需求，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保证消费需求能够继续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基本条件。
    社会福利全覆盖均等化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力》一书中讲到，经济增长会跨越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素驱动，依靠资源和劳动力；第二个阶段是投资驱动，配合资源大规模投入资本；第三阶段是创新驱动，依靠技术和生产力的提高；第四阶段是财富驱动。波特认为，在前三个阶段，经济增长都是上行的，而到了财富驱动阶段，经济增长是减速的，而且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停滞。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跨过了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阶段，当下需要做的，是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紧密结合。
    长期以来，特别是2012年以来，制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是供给侧，是潜在增长能力。但现在，随着中国人口趋近于零增长，需求侧的制约愈发明显。这意味着，我国正面临双重制约。按照这个分类，中国需要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这两个阶段和两类手段相结合，在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既要保持必要速度，也要学会运用积累起的财富实现增长。
    在这个发展阶段，现代化不能回避的就是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建设。如果人均GDP在1万美元到2.5万美元之间，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能够从26%提高到36%。那么这10个百分点的提高，就意味着能够基本建成福利国家。
    从现在到2035年，中国正处在第三和第四发展阶段，必须真正建立起福利制度。除此之外，建立福利国家也保证了人的基本需求，可以实现社会政策托底，支撑创造性破坏。否则没有宏观层面的支撑就永远会在微观层次，去保岗位、保产能、保企业、保产业，最后的结果就是旧的不能出去，低效率的企业不能退出。
    福利国家是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走的路。当然，我们有中国特色，就是七个“有所”：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是覆盖全生命周期的。
    因此，在这一阶段，我们既要关注供给侧，保持潜在增长能力，也要从需求侧、共同富裕入手，去保障消费能力的提升，以实现潜在增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