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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课题：从增长到均衡
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中国经过30余年高速发展，在2010年成长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一般来说，为了实现自身快速发展，后发国家都有机会利用后发优势实施赶超战略，并收获高增长的红利，但考虑到中国有14亿人口，这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当前，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但从人均GDP、产业结构、核心技术和贫富差距等指标来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依旧任重道远。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现代化的时间表大致可以分成五阶段：第一阶段为改革开放之初到1990年，主要任务是解决温饱问题；第二阶段为1991年到2000年，目标是使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第三阶段为2001年到2020年，中心任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整体脱贫，笔者注）；第四阶段为2021年到2035年，目标是基本实现现代化；第五阶段为2036年到2050年，实现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进入本世纪后，党中央更加重视发展的平衡性。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要求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出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总要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正式提出“中国梦”。“中国梦”的核心目标与“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具有一致性，即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时，逐步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强调国家、民族和个人是命运共同体，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终极追求。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GDP增速有所放缓，同时，经济发展重心发生了转移——更加注重质量和结构，更加重视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而不是单纯强调经济总量的扩张。这也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两步走”战略没有再提GDP翻番类目标的主要原因。
近些年来，针对我国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再平衡”政策措施，具体包括六个方面：一是农村发展战略。如“村村通公路”（基础设施）、美丽乡村建设（生态战略）、脱贫攻坚战略（消除绝对贫困）等。二是生态环境战略。如在国内倡导节能减排，在国际上签署巴黎气候协定，推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等。三是弥补民生短板。如城市安居工程（棚户区改造、经济适用房建设、公共租赁房建设等），智慧城市建设（智慧生活、智慧服务）等。四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如推动以上海自贸区为首的自贸实验区建设，实行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化，出台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等。五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六是支持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参见本文最后部分的论述）。可见，从增长到均衡的新进程已然开启。在这途中，我们势必会面临巨大的挑战。
中国挑战：复合型发展、全球化、收入分配机制的耦合
复合型发展的挑战
从单一的工业化建设，到“四个现代化”建设，再到全方位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直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
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具有一定的优势条件，即可以利用相对便宜的土地和劳动力吸引外资，同时可以借鉴和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经验和技术，省去很多走弯路的过程。但与此同时，挑战也客观存在。其一，必须创造性、综合性地回应工业化各阶段的发展课题。当前，中国尚未完全完成工业化，但却必须同时应对以环境气候问题为代表的后工业社会议题，因为这已经是全球性议题，中国作为GDP全球第二的经济大国，必须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在2015年召开的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历史性地做出了积极减排的承诺。这既是发展中大国的责任，也是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多公共话语权和领导权的重大决策。其二，后发劣势问题。后发国家面临的后发劣势，主要体现为子系统缺乏整合性。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是系统工程，彼此相互支撑。在实践层面，如果只注重迅速地从后发优势中获利，忽略各个子系统间的联系，当后发优势的红利耗尽的时候，后发劣势就会成为“发展的陷阱”。
全球化的挑战
全球化有利于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吗？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通过对自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的财富分配数据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个简洁有力的公式：资本收益率远大于经济成长率。由此可知，原本期待的“涓滴效应”（设想一下婚礼上常见的“香槟酒杯宝塔”，香槟从塔尖倒下来，自上而下注满所有酒杯）并不会自动发生。相反，发展差距、收入差距不可避免。他认为，不加制约的所谓自由资本主义会加剧财富不平等。《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作者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罗宾逊则更加明确地指出，一个国家是包容性制度还是榨取性制度，决定着国家的成败。
全球化背景下，传统精英治理失灵，民粹主义势力抬头，很多国家改变了政治版图，发达国家也不例外。其中，美国民粹主义势力兴起的背后，是贫富差距问题（以及移民问题）。一方面，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界和巨型跨国企业借助全球化的东风，不断增加资本收益（香槟酒塔最上面的酒杯自我膨胀）；另一方面，“铁锈带”的蓝领工人的工作被剥夺，失业率增加（香槟酒塔最下方的酒杯容量萎缩，下方递减）。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2015年中产阶级在美国总成年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只有50%。而在1971年，这一比例为61%。这些数据说明，美国已经从橄榄型社会走向哑铃型社会，不稳定性显著增加。2021年6月初，G7财长会议达成协议，对跨国公司划定全球最低税率（不低于15%），目的是纠正失衡的收入分配格局，制定更加合理、规范的游戏规则。这可以看作是全球化背景下主要发达国家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新政。
置身于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也面临着类似的考验，亟需优化重大政策，加强国际协作，克服收入分配不均问题。
改善收入分配机制，打造中国版福利国家的挑战
就当下的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已经实现了；相比之下，“共同富裕”的实现更为困难。无论在世界或是中国，贫困和收入差距问题是永远的焦点。在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势在必行，但内循环的实现有赖于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从本质上说是收入差距的缩小。
收入差距经由市场主导的一次分配和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形成。缩小收入差距的对策也要从这两大机制着手。
就市场机制来说，自由主义市场原理倡导自由竞争，相信通过涓滴效应，可以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就像托马斯·皮凯蒂所说的那样，在资本收益率远大于经济增长率（因此也大于工资增长率）的前提下，任由市场进行分配会导致两极分化。这是什么情况？还是拿香槟酒杯塔来做比喻：在资本收益驱使下，最顶端的那几个酒杯会自我膨胀，这样，虽然倒下来的酒的总量有所增加，但越下层的酒杯就越难接到酒。此外，在两极分化的格局下，尤其要注意贫困的代际传递，也就是累积性的世代贫困问题。因为这一问题久而久之会导致阶层固化，从而激化社会矛盾（参考下文“小镇做题家”的例子）。
可以看出，单一的市场机制容易产生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为了应对市场分配的扭曲，需要切实保障劳工权利，尤其是保障劳动者顺利就业、得到合理分配。由此，应确立工会为集体谈判代表，并推动形成民主的企业治理机制。此外，在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中，需要通过灵活有力的税收政策和财政政策，让更多人有机会增收致富。在具体的公共政策中，实现教育公平、教育均衡化尤为关键，因为它是斩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手段。为此，政府需要进一步强化公平公正的二次分配政策，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
推进共同富裕值得关注的重点领域
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更加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梦”？围绕共同富裕，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重点领域？
在动态治理视野下，持续推进反贫困政策
当前，中国已经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贫困是发展的伴生性问题，是动态概念。只有切实破除贫困的生成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贫困问题，降低贫困发生率。目前，“脱贫不脱政策”还在持续，对脱贫户的观察和巩固仍在进行，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机制以及促进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的内生性机制尚在完善。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参照国际经验，一国的贫困线有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两种。前者将生存必需的营养和物资折算成收入的水平，在此以下的人口规模，用“绝对贫困率”表示（发展中国家主要采用这一指标）；后者指的是全体国民的中位数收入水平，同样地，在此水平以下的用“相对贫困率”表示（发达国家主要采用这个指标）。国内相对富裕的省份，有必要和国际接轨，逐步引入“相对贫困”的概念并在民生福利政策中加以体现。
警惕资本的陷阱：产业资本化运作和垄断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兴风作浪，形成行业垄断，损害创新土壤和收入分配格局的例子屡见不鲜。
以美国为例，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石油、钢铁领域逐步形成寡头垄断的格局。一开始，人们认为在世界市场上攻城掠地，非大企业不可，由此，美国政府对垄断资本表现得很宽容。然而，恶果很快显现：在巨额利润面前，垄断企业开启资本狂欢，创新意愿大打折扣；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大量破产、民众生活水平节节下降，引发了大规模社会批判。直到1901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老罗斯福）继任，他先后对40多家托拉斯提起反垄断诉讼，最终拆分了包括牛肉托拉斯、石油托拉斯、钢铁托拉斯、烟草托拉斯等在内的一大批寡头企业，维护了健康的市场竞争环境。
如果说反贫困是二次分配领域的课题，反垄断则是市场领域（一次分配）的重点和难点。
2020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必要性。针对互联网巨头企业相继投入大量资源入局生鲜社区团购事件，《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告诫互联网巨头别只惦记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科技创新更令人心潮澎湃。疫情之下，社区团购有正功能，互联网巨头介入其中无可厚非，但必须履行好企业的社会责任，不能违反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
需要明确的是，互联网企业利用资本优势和流量优势（市场垄断地位）攻城掠地，在各领域低水平扩张，后果是严重的：
一是埋头搞创新的企业会越来越少。道理很简单：既然很方便就可以获取垄断利润，为何还要辛辛苦苦去创新？现实中“屠龙少年成恶龙”的现象屡见不鲜。例如，互联网巨头企业在嗅到新的商机时，便会迅速复制相似的技术或商业模式，
排挤新企业的进入，扼杀小型创业企业的成长空间；或者干脆进行资本收购（恶意收购），收购以后，却对影响既有盈利模式的创新丢弃不用。
二是导致分配格局恶化。互联网平台企业巨大的议价能力，往往会恶化实体业者的收入份额。比如，农村电商固然可以促进农产品销售，但是利润分配中获利最大的是平台企业，而不是农户。另外，在企业中，员工往往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且不论那些没有与企业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外卖员，即使是正式员工，也经常处于996的高压状态下，因而被戏称为“IT民工”。
三是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迅速发展对实体经济造成了较大冲击，很多中小实体企业面临倒闭的风险。就社区团购而言，互联网巨头涌入后，社区菜场摊贩、小店主的生计面临考验。更严重的是，互联网巨头一旦布局成型，他们要抢占就不只是菜贩们手中的蔬果，还有社区商店经营的日用品，甚至家电产品等。就业是基本民生保障，是影响收入分配格局的关键因素。为此，必须高举“反垄断”大旗，斩断互联网巨头运用资本攻城掠地的野蛮生长链条，倒逼他们反思创新之路，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教育体制改革：学业减负和教育资源均衡化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是实现“中国创造”的主力军，通过教育为青少年赋能，是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建设现代国家的重要路径。可见，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教育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作为应试教育的产物，“小镇做题家”一度成为热门话题。通过悬梁刺股式的刷题方式考上大学，走出“小镇”（边缘落后地区），在大城市站住脚跟的“小镇少年”的奋斗经历，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我们必须反思以下几个问题：其一，中国各地区间存在明显的发展差距，“小镇少年”的学习条件和生活压力是“城市少年”难以想象的，而随着经济总量的提升，地区间的差距还会不断扩大，如何减轻“小镇少年”的生活压力，是公共部门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其二，“刷题”是中国应试教育的法宝，它与创造力所需要的好奇心、热情和独立思考能力相去甚远。这个问题普遍存在于“小镇少年”和“城市少年”身上，是横亘在创新面前的巨石，不改革应试教育，就难以撼动家长和学生的刷题热情，“高分低能”问题会一代代复制下去。其三，“小镇少年”在城市站住脚相当不易，因为缺乏广泛的人脉、活络的社交能力以及广阔的视野，他们最后能达到的境界也较为有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镇少年”代表的是中国年轻人的大多数，社会能给他们多大的发展空间，决定着中国的未来。因为他们的回报，是“中国梦”最为广阔的地基。
1999年高校实施扩招政策以后，高校毕业生人数年年创新高，同时大学生就业问题也愈发突出。除了数量问题，就业市场的结构性问题也不容忽视，突出表现为人力资源的培养和市场需求之间严重倒挂。这既是市场结构的问题，也是教育体制的问题。值得庆幸的是，教育体制问题已经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2021年年中以来，“双减负”的新闻络绎不绝，各地也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过度市场化的义务教育机构逐渐回归公共产品属性。除了减负之外，各地还须重视教育资源均衡化问题，这是更为困难的挑战。但只有教育资源均衡化了，择校的必要性才会大大降低，青少年也才能从应试教育中解放出来，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实现自主学习、自由学习，从而自发地成为“中国创造”的有机组成部分。
藏富于民的浙江模式的启示
浙江不是GDP总量领跑全国的大省，但却是藏富于民的典范，也是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
所谓发展模式（development model），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其特有的历史、经济、文化背景（初期条件）形成的发展机制，是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对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以及发展战略等的选择。其发展绩效受到体制、政策、文化和行为方式等变量的影响。
中国土地广袤，各地拥有共性的同时，也有自身的特性，因此不能一概而论，推行一样的发展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区域亚模式对整体模式的变迁往往起着试验田的作用。1978年以来，改革的推进一直靠的是“自下而上的创新”和“自上而下的吸收”相结合的方式，也就是说改革的首发性在基层。例如，1978年安徽小岗村的“土地承包到户”被上级主管部门关注到，并及时加以吸收、推广，成为全国性的新制度。
20世纪80年代，沿海涌现出若干成长型地区，这些地区不但实现了经济高增长，而且在发展方式上因地制宜。它们的经验，带给其他地区深刻的启发性意义。其中，深受瞩目的是外资主导的“广东模式”和乡镇企业主导的“江浙模式”。后者主要依靠乡镇企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大多来自当地农村，市场也主要在国内，并通过循环积累逐渐提高企业的技术含量（包括邀请来自国企的“周末工程师”传授技术），显现出内生型发展的特征，受到更高的评价。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江浙模式”再分化，形成民营经济主导的“浙江模式”和外资企业主导的“苏南模式”两种类型。从开发绩效来说，“浙江模式”较好地实现了“成长的共享”，更接近内源式发展。2020年8月赛迪研究院发布的《2020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报告显示，以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浙江省在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三个指标上都高于全国“百强县”的平均值，也高于广东、江苏和山东三省——2019年全国GDP产值最高的三个省份。可以说，论“藏富于民”和“共同富裕”，显然浙江更胜一筹。
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浙江省成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再强调并付诸实践，意味着“中国版福利国家”的出发。那么，浙江模式的启示是什么？
总的来说，浙江模式的成功在于民间首创精神和有为政府的紧密结合，两者缺一不可。
前已述及，收入分配格局由市场主导的一次分配和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组成。走向共同富裕，需要深化市场改革（消除垄断、激励创新、完善一次分配格局），也需要深化政府改革——除了强化市场监管，政府还要在二次分配（社会福利政策）中发挥积极作用，其中的重点和难点是教育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医疗改革等。为促进共同富裕，浙江政府除了打造高效的市场经济发展环境外，在二次分配领域也大有作为，如2006年率先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但民生问题种类繁多、非常复杂，作为试验田的浙江需要不断摸索，迎接挑战。
2021年7月19日，《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正式发布。提出将率先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并列出了结构性指标，如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5万元，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超过50%，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0万元至50万元的群体比例达到80%、20万元至60万元的群体比例力争达到45%等，这些指标都具有鲜明的共同富裕导向。
从增长到均衡的战略调整，既需要在后进地区持续构建稳固的反贫困机制，也需要在先进地区开展创新实践，试水“中国版福利国家”道路，它们构成了共同富裕的“两个车轮”。
2021年，中国的发展模式处在全新的起跑线上。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