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软实力构建的“网都”范式（下）

（三）网络文化内容高度繁荣的文化名城
    在激烈的地区综合竞争中，城市所生产和输出的文化内容关系到城市的文化繁荣度、文化品质，这不仅是对文化的工业化生产，也关系到城市的文化原创力和文化魅力。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杆是它是否拥有强大原创力、生命力、吸引力、感召力的文化内容，并进而产生约瑟夫·奈对“软力量”（soft power）所界定的“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到所愿的能力”。网络文化不仅是一种重要的媒介形态或产业形态，也是重要的文化内容承载，催生着新型的网络文化作品、网络文化符号、网络文化内涵的创造，是文化体验、文化审美、文化价值等生成、接受的重要场域。例如网络音乐、网络影视节目、网络文学、网络平面艺术等都已经成为文化形式创新与文化内容创新的重要土壤，出现大量优秀的网络原创作品和文化成果。数字内容中心城市不同于数字内容产业集聚城市之处在于，后者强调网络文化的产业形态、生产特征及其经济意义，而前者强调文化的内容及其文化价值维度。韩国在其“文化立国”的战略中，强调通过数字网络化的文化载体对其文化的输出和文化价值的塑造；日本拥有发达的数字和网络内容产业，在《e-Japan战略Ⅱ》等战略设计中把数字内容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战略重点和优先领域，指出要加深世界对日本文化的理解。“新的数字内容产业是一个大都市区主导的现象”，发达的数字内容（digital content）和网络内容也成为许多大都市的重要文化目标。我国上百个城市的文化战略规划中，为顺应全球网络化、信息化的文化潮流，都从不同的程度、不同的方面对数字技术、数字文化、数字艺术予以了重视，但是还缺乏明确地把它上升为一种具有理论代表性的城市性格和城市范型的高度。对此，有研究者提出建设“国家数字文化都市”的构想，强调了建设中国数字文化艺术生产、“数字文化”、“数字艺术”传播中心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要求发挥以“数字文化都市”为特色的城市的世界性、人文性、引领性等多种功能，产生对优秀文化的聚集、辐射效应。需要强调，当前中国城市应当抓住网络文化时代的机遇，挖掘自身文化底蕴和文化创造力，通过繁荣网络文化艺术的生产与创作推动网络文化名城建设，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特色性的新型文化内容中心城市。
    （四）互联网文化空间的总部基地城市
    互联网文化似乎具有无远弗届的超地域性或Cairn cross等指出的“距离的消失”等特征。但是需要指出，在这种传播技术前提下，互联网文化空间的运行及其控制并非去地理化，而是有其本体性的“地方逻辑”，地方性的城市空间依然可以通过虚拟性的网络文化空间实施城市的文化控制力。其中，互联网“总部基地”城市是现代城市体现网络文化竞争力、取得网络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城市范型之一。总部基地城市概念来自经济学中的“总部经济”范畴，总部经济是指某区域由于其特有的优势资源、优势政策、优势区位等吸引企业总部集群布局，形成总部集聚效应的一种现象。在信息社会和网络时代，总部基地城市也表现出对卡斯泰尔所谓的“流空间”（space off lows）的组织和再造。互联网企业的生产、运作、传输、管理等呈现出较为典型的“总部基地城市”的分布模式和特征，在网络设施和技术基础、网络人才与资本环境、网络政策与服务条件等具有比较优势的城市，往往会出现互联网总部的聚集，导致超城市化、超地域化延伸的互联网空间实际上由少数具有强大控制力的总部网络城市所统摄。例如北京集中了中国大部分知名门户网站、新闻网站、专业网站的总部，对我国的互联网文化和网络文化空间的实际运行具有核心性的潜在控制力，体现了网都在互联网总部城市维度的典型特征。互联网总部城市作为互联网空间的大脑与心脏，维持与承担着其他城市难以承担的网络空间中信息流、技术流、资本流、工作流、商流、物流等的驱动与流向，以网站运营中心、网络信息流中心、网络物流和商流中心、网络资本中心、网络人才汇集中心等形态机制产生作用，对其他城市和其他地区的网络文化服务、网络文化信息、网络文化生产、网络文化传播、网络文化消费等具有统筹配置性。推动互联网总部基地城市建设，是城市发挥网络功能、增强网络文化控制力和竞争力的有力范式。
    （五）网络文化科技融合的创新引领城市
    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是当前文化发展的新趋势，也是我国文化发展的战略更新。创新型国家和创新型城市的建设，离不开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的“双轮融合”、“双轮驱动”。北京等城市在新近的文化战略部署中，纷纷把文化科技融合发展作为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工程。网络作为文化与技术的典型结合和高端形态，既具有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的最新高科技载体，也是重要的文化产业领域、文化产品形态、文化精神承载，为文化科技融合发展、创新发展确立了良好抓手和牵引动力。当前方兴未艾的网络创新发展大潮中，网络科技和网络文化都仍在保持高速的、充满活力的更新，其科技性与文化性都显著地超出其他文化载体和文化形态。更为重要的是，网络科技的创新和发展也往往意味着网络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为其提供充分的文化技术准备和基础，例如无线互联网技术催生的移动文化、网络多媒体技术催生的网络音视频文化和网络娱乐文化、网络模拟技术催生的虚拟现实文化。城市通过发展数字网络等文化科技含量较高的新兴产业和新兴文化、新兴科技，打造不同于传统文化城市的文化科技融合型城市，从而在既有的城市文化竞争格局中通过开发新资源、塑造新特色，打造独特的城市文化竞争优势。文化科技融合型城市填补了文化型城市科技含量不足和科技型城市文化底蕴欠缺之间的鸿沟，强调创新型城市、知识型城市等的文化表达和文化特征。网络文化科技融合发展的城市是数字化城市、科技城市和创新城市、文化城市的合成，它不仅把网络文化、数字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技术手段，也强调城市科技因子与城市文化精神、城市人文风骨的融结与调和。网络文化发展中科技与文化的协调、融合不仅是对网络文化本身的要求，也是强调和突出网络文化实力的城市要求。城市的网络技术“硬实力”及其科技创新能力、知识引领能力，为其不断引领文化载体的创新、文化形态的创新、文化表达的创新、文化生产方式的创新奠定良好基础，为城市在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大潮中抢占文化竞争力的新型制高点。
    （六）网络文化服务和文化环境高度发达的“文化宜居”的城市
    随着社会发展的“后工业”转向以及各种城市“现代病”的累积，“宜居城市”的建设日益引起普遍认可和关注。宜居城市不仅包括各种城市布局、自然环境、市政设施、社会事业体系的宜居，还包括信息环境的便利、丰富和迅捷，尤其应包括城市文化服务、城市文化氛围、城市文化软环境的宜居，从而形成“文化宜居之都”的城市尺度。一个拥有强大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城市，不仅应当具有强大的文化传播力、文化生产力、文化资源力、文化创新力、文化话语权，还应拥有完善的文化服务力，以通过城市公共文化场域和城市文化服务水平营造对文化人才、文化群体和文化企业富于吸引力的文化磁场。网络信息技术的崛起为城市文化服务和文化信息环境的改善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和文化渠道、文化方式，为城市公众对文化的获取、分享、交流、互动提供着更为优化的公共性、丰富性、便利性。许多城市都把网络文化服务和网络文化环境的建设作为提升城市文化基础保障、文化公共服务的重要方面。近年来，随着信息城市、智慧城市、无线城市建设的普遍开展，以及各种数字文化服务工程的实施，城市的网络文化环境竞争更加激烈也更加高端。新加坡在2006年启动“智慧国家2015”计划。我国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在城市网络文化宜居性的建设方面也积极探索和尝试，无线城市等未来城市（city of the future）的建设已初现端倪。同时，图书和数字书刊资源的网络公共化、博物馆等文化设施的在线化和模拟化、各种文化信息共享资源的拓展、城市文化服务渠道和终端的延展等，都不断促进着现代“网络新都”（cyber city）文化环境的质变和跨越发展，为城市的文化流通、文化分配、文化积累、文化再生产提供着有利条件和保障。网络主导的文化服务城市和文化宜居之都不仅是当代城市竞争所必须适应的时代要求，也是推动城市文化生产力的重要基础。
    （七）互联网枢纽城市
    在城市竞争体系中，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网络城市”（networked city）或“互联网城市”（internet city），并对原有的全球城市格局带来了冲击。这些城市处于网络传输体系的核心节点或“因特网交换中心”（IEC）、“网络港”的地位。“如果说工业时代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造就了已有的城市体系格局，那么信息时代的信息基础设施以及由此产生的网络空间可能产生新的城市分布格局，至少在基于信息网络的城市等级体系上已经有所不同……只有融入世界信息网络才能得到发展，脱离意味着死亡。”现有城市实力与其网络信息等级并不一定正相关，例如新的通讯枢纽如旧金山、法兰克福和香港等正从纽约、伦敦、东京等传统的“世界城市”（world city）的阴影中浮现出来，而“相比较于人口规模来说，有另外一些城市则成为美国的信息‘黑洞’，如底特律和费城等”。网络的应用一定程度上克服着城市地理以及规模、经济等的限制，带来新兴的互联网枢纽城市的崛起，并对网络话语的控制、分配、重组提供新的权力空间。网络信息时代的“权力正在从‘拥有雄厚的资本’转向‘拥有丰富的信息’”，互联网城市拥有网络空间中更为显著的话语表达权，产生“带宽殖民主义”（Band-width Colonialism）的文化权力现象。“信息流是城际影响力的重要方面，世界关键网络节点对信息流有很强的控制。”而信息中枢的控制力可以成为数字帝国主义的转换前提，“如果一个国家控制了信息流，就如同在另外一个不同的时代控制了海洋一样。”网络信息枢纽城市通过其网络文化生态位的优势和对文化信息过程的服务、管理、集聚、生产等能力的利用和发展，塑造新的文化地理和文化群落，构造网络话语世界中的隐性节点和隐性力场，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安全、文化控制力、文化主动权以至文化战略格局提供重要潜在架构力量。
    三、结语：“网都”谱系与城市文化软实力
    网络时代的来临为城市文化建设和城市文化软实力打造提出了新的诉求，要求城市充分挖掘和发挥网络文化的功能和作用，尤其要突出网络文化对于城市文化发展的转型意义，强调网络与城市的多维度结合带来的“网都”多元文化城市类型，及其对当前和未来城市文化竞争力范式的意义。通过“网都”的战略设计和建设，可以为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构建提供新的路径模式和城市愿景。本研究对我国以及全球范围内的网络型城市进行初步的考察和梳理，强调当前浮现中的“网都”城市形态对于城市文化软实力构建的重要意义，并提出通过网络文化实力建设以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若干种主要的“网都”范型，它们塑造着不同“网络城市”的不同文化特色、性格和差异化文化竞争力。
    与不同城市特征相关的“网都”类型关系到城市文化软实力的不同层面。网络媒介城市关系到城市的文化传播力，网络文化产业集聚高地关系到城市的文化生产力，网络文化内容城市关系到城市的文化创造力，互联网总部基地城市关系到城市在网络文化空间中的文化控制力，文化科技融合的网络城市关系到城市的文化创新力和文化引领力，网络“文化宜居之都”关系到城市的文化服务力和文化环境吸引力，互联网枢纽城市关系到城市的信息文化“软权力”以及对于文化安全、文化话语权的保障力等。不同的“网都”文化范式具有一定的相互独立性，它们可以单独构建特色网络文化城市的核心性格与差异化竞争力，也可以综合性地共同构建城市文化软实力的体系化架构。对于文化发展特点不同的城市，可以采取不同的“网都”战略选择与策略设计。
    网络是文化硬基础和文化软实力的结合，既是一种文化技术、文化手段、文化设施与文化条件，也是生长于文化硬基础的文化媒介、文化形式、文化样态与文化内容。本研究所述的“网都”的城市文化竞争力范式，存在着从硬文化实力向软文化实力渐变的层级和差异。互联网枢纽城市强调城市间文化关系和文化格局的底层网络架构，网络文化宜居城市强调城市环境的文化硬基础，网络文化科技城市强调网络作为典型的和重要的文化科技结合体所产生的城市综合竞争效应，网络总部基地城市强调对于网络文化空间的中枢控制力及其所形塑的数字时代城市文化区位优势，网络文化产业高地强调网络就其产业性乃至“文化工业”意义上的文化生产对于城市文化的提升作用，网络媒介城市强调网络作为文化传播方式与传播渠道的城市意义，网络文化内容的中心城市真正切入城市网络文化直接的文化内容、文化内涵、文化品质。这些类型体现着由文化底层基础向文化上层建筑逐步提升的不同层面，它们建构着城市文化软实力的网络类型学谱系。
    作者简介：徐翔，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北京1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