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服务业发展不“落后”——关于浙江服务业比重的思考与建议

上世纪中叶以来，服务业占GDP比重的迅速提升，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成为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目前服务业比重的世界平均水平超过了60%，发达国家则超过了70%，而我国2010年服务业比重仅为43%，与世界水平差距甚远。因此，不满足服务业发展滞缓和比重偏低，成为各级政府制定服务业发展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和重要战略目标之一。
    为什么经济发达地区服务业比重偏低？
    
    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常常出现一些经济发展迅速、人均收入较高地区服务业比重不高的现象，这似乎有违服务业比重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增加的一般规律。服务业比重偏低和上升缓慢是我国制造业发达地区工业化进程中的正常现象。分析其原因：
    第一，与我国内需不足条件下的制造业出口导向战略有直接关系。这些地区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都在加速融入全球价值链中由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制造生产环节，充当国际制造业外包订单的承包者而不是发包者的角色，充当全球生产制造商而不是服务供应商的角色。由于受产业分工比较优势影响，在制造业全球化条件下，发达地区的服务业并没能同步地或更快地走向全球市场，仅限于服务本地的消费需求并以正常的速率发展。
    第二，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我国服务业价格上升缓慢。GDP核算的是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服务价格起着重要作用。服务价格的上升则是由工业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快造成的，在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巨大情况下，工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而服务业结构中传统的商贸餐饮服务业占据较大比重，而这些行业面临的劳动力市场是无限供给的，因而服务价格上升缓慢。因此，服务价格相对工农产品的价格上升较慢，从而制约了服务产业比重的上升。
    第三，统计因素造成服务业统计数据较实际数据偏低。相比工业和农业，服务业涉及的企业量大面广，行业属性复杂，服务业的产出计量困难，财务制度不健全，统计手段相对落后，服务业的经济成分日益多元化，新兴服务业大量出现并且发展很快，但由于资料不全，常规统计难以准确计算。
    浙江服务业发展“滞后”吗？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服务业发展速度位居全国前列，但由于外资主导的制造业出口同期增长迅猛，使得工业发展速度更快，结果服务业比重上升缓慢。但这不能说明浙江服务业发展缓慢，更不能说明其落后。事实上，这是浙江在面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条件下，抓住国际产业转型的历史机遇、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快速实现资本积累和工业化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服务业发展及其比重的上升较快，服务业比重从1978年的18．7%上升到2010年43．5%，服务业比重上升24．8个百分点，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是从43．3%上升到51．6%，上升8．3个百分点，而全国第二产业是从47．9%下降到46．9%，下降了1个百分点。与日本比较，日本经济发展最快的1955-1985年，服务业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同为经济迅速发展的30年，浙江服务业比重上升速度则超过了日本。“十一五”以来，浙江服务业发展提速、比重提高、结构提升，服务业增加值从2005年的5360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2064亿元，年均增长13．4%，分别高于同期GDP、第二产业和工业增加值增幅1．5、1．7和1．5个百分点。
    事实上，浙江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挤占了服务业份额，过去一直倡导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和经济地理因素，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浙江服务业发展“被抑制”，这不应该看作是浙江服务业发展的“滞后”，更不是“落后”。浙江民营经济发达，中小工业企业众多，历史上就以制造业见长，在上一轮外向型经济发展机遇中由于较多地接受发达国家以及大都市上海的产业转移，因而经济发展在国内处于领先。在目前浙江仍以制造业为主，而欧美世界发达国家以服务经济为主的全球产业分工难以改变情况下，浙江在“十二五”头几年服务业比重难以较快提升。
    我们不用一味盲从、简单照搬和复制西方国家产业结构模式，高级而先进的产业结构起码应做到“四保证”：一是保证实现充分就业；二是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三是保证产业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四是保证能源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和环境污染破坏的减少。而西方发达国家目前的产业结构模式，近年来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所期望的充分就业、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强大的经济竞争力，反而让西方经济持续波动、长期衰退。因此，我们没必要为服务业比重偏低而苦恼，也不能简单套用服务业比重高低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模式。
    运用新视角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制造业是服务业的生身父母”，离开发达的制造业，服务业就是无根的“空心化”产业。浙江作为先发地区，无论是从“十二五”规划目标要求，还是从经济发展规律，都必须承担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任。而未来发展服务业的战略和政策，必须把握服务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充分利用国内扩大内需的机遇，运用新视角，寻求新突破。
    ——在思路理念上，加快服务业发展不能陷入唯比重论的“泥潭”。“配弟一克拉克定律”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成立的，不顾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环境盲目追求服务业比重，无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要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服务业发展指标，结合人均服务业产品占有量、服务业发展速度等其他指标综合衡量。要有序推进“退二进三”进程和制造业产业转移，从经济区域总体而不是各个行政区域都要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在路径选择上，要利用工业规模比较优势和转型升级内在需求，突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互动发展。制造业规模和转型升级内在要求，是推动服务业发展的潜力和动力所在。2010年浙江工业增加值达到12658亿元，为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加快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就是提升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内在的产业关联度，建立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协同集聚机制，通过服务业嵌入提升制造业的产业层次，通过制造业的需求带动服务业的发展。
    ——借鉴制造业出口导向经验，按照全球化思路加快推进服务业的国际化步伐。服务业市场的全球化，是继制造业全球化之后，我国把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转化为黄金发展期的重要体现。浙江要按照全球化的思路加快推动服务业的国际化发展，让服务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高端分工，逐步使服务业市场突破区域性的限制而融入全球化，进入全球价值链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渠道建立等环节，通过服务业全球化战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要加快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不断提高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水平，吸引更多优质外资及优秀人才和智力进入服务业。
    ——按照制造业规模化、集聚化发展理念，加快推动服务业的集聚发展。服务业集聚区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产物，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载体。现代服务业在信息技术等高科技的融合和改造下，已经出现了极其显著的“物化”倾向，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在现代生产者服务的作用下，被不断地引入到商品生产过程中。要加快推进服务业集聚区建设发展，加强规划引导，明确服务业集聚区的功能定位、发展目标、产业导向和空间布局，研究制定集聚区发展促进政策，从财政、金融、土地、税费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
    ——充分利用加快推进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以及加大民生改善力度的机遇，在扩大内需中增强服务业内生发展动力。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比重都呈正相关关系。浙江“十二五”规划提出城市化水平达到63%，年均提高0．8个百分点，这为加快服务业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而民生的改善，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更是服务业发展的源泉。要抓住“十二五”期间城市化进程加快和居民消费能力提升的机遇，在城市中心地区摒弃一般制造业，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