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资本流动与区域间经济差距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的30多年，我国改变传统的利用计划经济来协调区域间资本配置的手段，采取了梯度推移、向东部倾斜的非均衡发展策略。一方面，这让有条件的地区优先发展起来，并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持续扩大，而且这一现象在逐步恶化，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区域经济差异较大的国家之一。区域经济差距的持续拉大，使得各地区在资本积累、经济基础、社会环境、人口素质及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配备方面的差距拉大，从而导致资本流动性差异，这些最终将使得区域间的资本流动和区域经济差距持续扩大。本文通过分析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间不同地区间资本流动的差异以及资本流动对地区经济差距变化的影响，在数量分析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合理的建议。
    一、我国区域间资本流动现状及格局
    
    区域间资本流动渠道可分为两类：政府机制驱动下的流动渠道和市场机制驱动下的流动渠道。两类资本流动所具有的目的和特点不同，政府机制驱动下的资本流动是政府部门出于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引起的资本流动，这一资本流动不受市场因素的影响而服从于政府的需要，可能是非自愿的违背市场均衡规律的资本流动；市场机制驱动下的资本流动是指资本在市场价格的引导下通过资本区域流动自动达到资本供求平衡，是一种均衡状态。两者相互独立存在，并共同影响区域资本供求的均衡和区域间资本流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流动机制将决定区域的资本流动方向和基本的性质特征。
    (一)政府预算资金在不同区域间的分配
    政府驱动的资本流动渠道是在政府区域发展宏观战略指导下，通过行政手段完成的。郭金龙、王宏伟(2004)在其研究中指出，政府在资金配置中似乎仍然有较强的控制能力，其作用和影响力不可小视。政府的这一资本区域配置行为可采用两种方式：政府预算资金在不同区域间的分配和通过有差别的区域信贷政策来引导资本流动。本文主要讨论第一种形式的资本流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本的流动更多地体现着市场经济的需求，但政府在资金配置中仍然有着较强的控制能力，政府预算资金在不同区域间的分配主要是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来实现的。研究发现,1995-2000年期间东中西部获得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数额相差不大，东部比西部和中部略多。1999年国家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形势有所变化。国家在西部大开发政策出台后加大了对中部和西部的转移支付力度，且其增速在2004年后有明显的逐年上升趋势，中西部的财政转移支付量与对国家税收有很大贡献的东部的差距开始逐步拉大，相应的东部财政转移支付占比开始大幅逐年下降，大量资本从东部地区流向中西部地区。国家提出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中央政府加大了对东北的投资，在转移支付的年增长幅度上，东北地区的年增幅小于中西部地区年增幅，大于东部地区年增幅。由此可见，全国资本流动总体上呈现出资本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由东部地区向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流动。
    (二)固定资产投资在不同地区间的分配
    固定资产投资的实现过程，就是不断运用货币资金购买物资和支付工资的过程，就是不断进行购买和建造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后，不论是基本建设投资还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国家都采取了向东部倾斜的政策。东部地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国的比重自1991年以来基本都保持在50%以上，中西部所占比重基本持平保持在接近20%。东北地区由于省份较少，所占的比重也最小，基本保持在10%左右。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国家采取了政府投资向东部地区倾斜和吸引外部投资的优惠政策的策略造成了东部地区的投资力度过大，而东北地区不仅拥有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扶持，而且在地理位置上较接近东部地区的一些发达省份，这为资本区域间流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由于自身经济基础薄弱和外部环境的不健全，造成东中西部地区的资本流动能力有较大的不同。
    (三)实际利用外资在区域间的差异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外资本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而外商投资的地区差异也成为导致区域经济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仅次于国内投资地区差异的影响。作为各地区吸引资本流入的一个重要渠道，外资流入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地区资本流入的规模。1991-2008年期间，从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上看，整体表现为东部独大的局势，外资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而其他三个地区吸引的外资则十分有限。从实际利用外资的金额上看，同样呈现东部独大，中部和东北基本持平，西部最少的状态。因此，从资本流入的角度看，我国外商资本流入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资本流入规模：东部＞中部＞西部＞东北。
    (四)金融资本在地区间的分配
    由于地区间储蓄与投资的非均衡分布，加上地区间存在利用金融资源的比较优势和规模效应，金融主体基于对风险和收益的判断，在市场机制的驱动下，通过各种渠道将金融资源转移到高回报地区，其主要渠道包括银行信贷市场、资本市场等渠道。首先，四大区域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分布极不均衡。东部地区存款远高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且与其他各地区的差距逐年拉大。其次，四大区域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分布极不均衡，贷款资金分布同存款资金分布具有相似的特征，表现为东部地区远高于其他三个地区。最后，从各地区的存贷差来看资本流动趋势。东部地区存贷差除1991年小规模负值外，其他年份均为正值，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存贷差均表现为负值，由此大致推断，东部地区的存差意味着金融机构资本的净流出，而其他三地区的贷差意味着金融资本的净流入。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投放向东部倾斜，东部地区的贷款增加来自其他三个地区的存款支持。资本通过这一渠道的流动方向为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流向东部地区。
    二、资本流动与我国区域经济关系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间经济差距持续拉大，通过分析反映区域经济差异的各项指标，很多学者得出类似“自1990年以来中国各省区之间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程度逐渐加深、经济差距急速拉大”的结论，赵志耘、吕冰洋(2007)在其文章中将资本与区域经济差距的相互作用关系描述为下图，并进行了验证，结果显示这一关系在我国确实存在。
    

    为了分析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差距之间的实证关系，本文选取了1990-2011年的数据，因为此期间能较准确地反映近年来我国资本流动及区域经济差距的情况。指标选择上，本文选取地区间GDP之差作为被解释变量，反应地区间经济差异情况；选取地区之间实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差(GDZC)、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DK)、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之差(WZ)作为解释变量，反映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资本流动因素。故本文的分析将运用Eviews6.0软件对区域间截面和1990-2011年时间序列所构建的面板数据(Panal Data)及双对数模型形式进行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具体模型形式如下：
    ln(GDPi.t)=α+αi1ln(GDZCi,t)+αi2ln(WZi,t)+αi3ln(DKi,t)+μi
    其中i=1,2,3分别代表东中部地区，东西部地区，东部与东北地区相应指标的差值(如GDPi,t表示东部地区GDP与中部地区GDP之差)，t=1，……，19代表时间。α固定效果，用于反映回归方程中一些没有考虑的因素影响，αi1、αi2、αi3为回归系数，μi为残差。
    在对面板数据回归前，我们首先对各时间序列做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Fisher-ADF及LLC检验法分别对ln(GDZC)、ln(WZ)、ln(DK)、ln(GDP)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下：
    

    由表1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各变量的水平序列均为平稳过程。由此，我们判定各个变量的面板数据均为I(0)过程。
    由于各变量均是I(0)过程，因此我们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他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是否存在。本文应用McCoskey和Kao提出的基于完全修正最小二乘估计(FMOLS)的面板协整检验，分析结果如下：
    

    如表2所示，Kao协整检验的ADF统计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明各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
    本文假定个体在截距上的差异是固定的、非随机的，并且误差项满足时间一致性。由此本文模型就可以归结为变截距固定影响模型。但由于变截距固定影响模型中的随机误差项可能会同时带来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的问题，因此本文采用似不相关回归(简称SUR)进行检验加权，并对模型进行相应的广义最小二乘法(简称GLS)估计。在实证中采用时期近似SUR加权检验并进行GLS回归估计变截距固定影响模型，即采用广义最小二乘估计法，修正了时期异方差性和同期相关。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3：
    

    如表3估计结果表明，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模型统计检验大部分都显著，而且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此外，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呈正相关关系，符合经济规律，通过了经济学意义上的检验。由结果可见，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地区差距是影响东中西部经济差距的最主要因素，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差对西中东部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大于实际利用外资差对其经济差距的影响。从数字上看，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差对东部与东北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较强，其次为东西部经济差，最后为东中部经济差。实际利用外资差对区域经济差距影响强度为：东部与东北部＞东部与西部＞东部与中部。从这一角度看，其对区域经济差距影响的强度大小与区域间距离情况基本相符。就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差距来看，其对东中部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较强，其次为东西部经济差，最后为东部与东北部经济差。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对各地区的经济差距都有较大的正效应，这说明缩小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差能够有效缩小区域经济差距。
    三、政策建议
    
    (一)改革转移支付制度，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手段来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及人民基本保障的福利水平，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在人才培养机构通信交通设施等方面的建设。增加欠发达地区自身的“造血”能力，使之能够通过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及良好经济环境的培养吸引资本流动，从而带动经济发展。
    (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区域间投融资
    首先，可以考虑降低欠发达地区的存款准备金率及再贴现率，给予欠发达地区优惠的存款准备金政策及再贷款再贴现支持。其次，实施差别化的利率政策，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采取不同的存贷款利率，准许欠发达地区银行一定幅度的提高存款利率，降低企业贷款利率，尤其在重点项目建设和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给予利率优惠。最后，积极推动欠发达地区地方性银行的建设，放松金融机构设置和业务创新审批条件，组建扶持落后地区融资的政策性银行，构建多种融资机制。
    (三)吸引外商向中西部落后地区投资
    我国的资本市场目前还不发达，在本国资金有限的大背景下，我国应积极寻求外商投资来充实目前的经济建设，尤其是应该对西部和东北地区实施政策倾斜，扩大其对外开放的范围和领域，放松对外商投资项目的限制条件以及对外贸易有关管理制度，鼓励外商投资于当地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共同开发落后地区的资源品。要通过相应的政策引导，吸引外商向西部、东北部投资。同时我们尤其应该引进科技发达国家的外商投资，在引进资本的同时增强我国对外商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从而增强自主研发能力，利用外资的溢出效应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发展，从而从整体上缩小区域经济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