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区域政策研究的新进展（二）

    后来有学者尝试在传统税收竞争模型中加入聚集力量，则得到新经济地理学“标尺竞争”的结果，如Krogstrup（2008）的研究；也有学者在核心一边缘结构下放松部分假定，则得到与传统税收竞争文献相容的结果，如Baldwin et al.（2003）认为如果聚集力量不足以维持核心一边缘结构时，聚集经济会增强税收的重要性，恶化税收竞争。Huehnerbein&Seidel（2010）则将FE模型扩展到两个区域一四个国家框架，研究发现聚集租金和资本税率的“逐底竞争”同时存在，原因是若干个税收主体可能同时都集中在核心区域，并进行有害的区域内税收竞争。这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如欧盟。Candau（2008）则考虑了两种情形：一是假设采取单边贸易政策，那么核心区非互惠的贸易自由化将使得国家之间展开税收“逐底竞争”，边缘区的贸易自由化将促进“标尺竞争”；二是假设改善边缘区内部的基础设施，区域间仍然实行互惠的贸易自由化，那么这种超国家的政策将使得国家间展开税收“逐底竞争”。此外，Ke-Shaw et al.（2011）将税收竞争与基础设施联系起来，认为不论在属地还是在属人征税原则下，只要两国的禀赋和基础设施相同，其税收竞争将是“逐底竞争”。如果禀赋和基础设施不对称，那么拥有更好基础设施和更多禀赋的国家将征收更高的资本税，并拥有更多的企业。
    2.实证研究成果
    Chariot&Paty（2007，2010）运用法国的数据发现不同行政辖区在营业税率水平设置方面表现出显著的模仿行为，且这种相互作用在经济活动集中的高密度地区并没有更强烈，意味着税收竞争并没有随着聚集的增加而增加。Koh&Riedel（2010）、Jofre-Monseny&Solé-0llé（2012）则重点考察聚集经济对税收的影响是否与地区间的市场规模相关。前者运用德国企业人口数据发现行政辖区对聚集租金征税的能力依赖于聚集规模与临近地区的对比。那些经济聚集规模比临近地区大的行政辖区倾向于选择高的地方营业税。如果规模相差不大，那么即使在聚集租金存在的情况下仍会产生“逐底竞争”。后者则运用西班牙地区产业-市镇层面的就业数据也得到类似结论，即聚集经济在分散的地方劳动力市场中强化了税收效应。但与Koh&Riedel（2010）不同的是，聚集经济在集中的地方劳动力市场中的影响不明显，既没有强化，也没有削弱税收差异。
    （三）税收协调与福利分析
    传统税收竞争文献认为辖区间的税收竞争会导致“逐底竞争”，因此需要进行税收协调。但在NEG框架下，税收协调的作用相对有限。Baldwin&Kmgman（2004）在核心一边缘结构下考察了聚集经济和商品市场一体化进程中的税收协调问题，由于此时税收竞争是单边的，税收协调作用达不到标准税收竞争模型的帕累托改进效果。其认为如果是采取共同税率的税收协调政策至少会损害一个国家的利益，而采取中间税率看似合理的政策实际上会损害所有国家的利益。一个可能的弱帕累托改进是将基准税率设置在最低的均衡税率以下，以达到在不损害边缘区福利的隋况下改善核心区的福利。Behrens et al.（2007a）的研究认为即使国家间同意建立共同的税收原则，他们也不会设置共同的税率，因为更低的税率使资本从小国流到大国，会恶化由本地市场效应导致的空间不平等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即使在高度统一的地区都很难推进商品税的税收协调，如欧盟和美国。与此不同的是，Huehnerbein&Seidel（2010）基于拓展的两区域一四国家的FE模型框架发现考虑区域内税收竞争和新古典框架类似，即政府可以通过对可移动要素采取协调税率来改善福利。
    此外，Ottaviano&Ypersele（2005）和Mai et al.（2008）的研究发现贸易成本是影响税收协调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前者指出在一体化初期，即贸易成本很高时，没有税收协调的可怕的税收竞争是有害的。而一体化后期则稍微好些，这时自由市场和协调的结果往往一致。后者从关税竞争角度考察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认为当贸易成本很小时，关税竞争会导致企业迁移从而产生核心-边缘结构，此时核心区征收正的关税，边缘区零关税；但当贸易成本足够大时，两个国家都征收正的关税，此时会降低两个国家的福利。因此，建议双方达成自由贸易捆绑协议，实现帕累托改进。
    三、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区域支出政策
    目前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的区域支出政策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基础设施政策和区域补贴政策方面。一般而言，区域基础设施政策和补贴政策的初衷都是为了促进边缘地区发展进而缩小区域不平等性。但现有研究表明，政策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一）区域基础设施政策
    1.区域基础设施和聚集
    区域基础设施的好坏是衡量贸易成本高低的重要因素。Martin&Rogers（1995）首次提出冰山成本可用来表征公共基础设施的质量，从而将基础设施纳入NEG分析框架。对单个区域来说，基础设施投资本身相当于一种聚集力。如Andersson&Forslid（2003）、Baldwin et al.（2003）研究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将导致更加显著的聚集。Gruber&Marattin（2010）运用内生贸易成本的NEG模型也发现基础设施的改进产生了更显著的聚集，使核心一边缘模型在一个更宽的贸易成本范围内变得更可持续。Egger&Falkinger（2006）则从中间投入品生产的角度出发，认为在垂直分片的环境中，政府可以将基础设施的提供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来吸引更多的中间投入生产商，从而降低国家进口，增强其作为国际外包目标的吸引力。
    进一步的研究中，Puga（1999）发现聚集程度与运输成本（基础设施改进）存在非单调的钟形关系，Teixeira（2006）运用葡萄牙1985-1998年的数据检验肯定了这一结论。Bosker et al.（2007）则以Puga（1999）的模型为基础，引入第二自然地理结构的不对称和先天禀赋的不对称，将其扩展到非等距的多区域结构，发现运输成本的下降对聚集程度的影响与劳动力流动性密切相关。当区域间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时，随着一体化的深入，聚集程度是增加的，且这种增加是突发性的；当区域间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时，随着一体化的深入，聚集程度稳步增加。当一体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时，聚集的过程发生逆反，经济活动在所有区域均匀分布，这与两区域模型结论一致。
    2.区域基础设施政策的福利分析
    现有研究大多都肯定了区域间基础设施投资的消极效应和边缘区域内部基础设施投资的积极效应。Martin&Rogers（1995）区分了两类基础设施：本地基础设施和国际基础设施，研究发现区域间基础设施的改进会吸引企业到拥有更好本地基础设施的核心地区，伤害了边缘地区利益，而边缘区域内部基础设施的改进不会有这样消极的影响。Lanaspa&Sanz（2004）在Martin&Rogers（1995）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基础设施分为本地基础设施、国际基础设施、促进进口的基础设施和促进出口的基础设施。主要结论为：吸引产业区位选择的最优区域政策是改进本地和国际出口的基础设施政策，其也可以增加福利。Puga（2008）则在聚集经济条件下研究了跨边界的运输基础设施的影响，认为跨边界的基础设施将落后地区与主要市场联系起来，使得落后地区的企业更容易接近新的消费者，但同时也使得他们面对更激烈的企业竞争，最终可能加剧区域的不平等。Roberts et al.（2010）对中国国家高速公路网络（NEN）项目进行测算，发现中国总体的实际收入比NEN未建之前大约高出6个百分点，但NEN似乎强化了现有的空间不平等格局。Ke-Shaw et al.（2011）进一步深化了Martin&Rogers（1995）的研究，认为拥有更好本地基础设施的国家将从国际化政策（改善国际基础设施）中获利，即使国际化政策是另一个国家的单边政策。因此，地方化政策（改善地方基础设施）相比于国际化政策具有更高的优先级。Chiambaretto et al.（2012）则用区域内和区域间运输成本的差别来更精确的评估不同基础设施政策的效应，与Martin&Rogers（1995）的结论一致。
    而涉及核心区域的基础设施政策，Fenge et al.（2009）认为只要贸易的外部性存在，基础设施在核心区域的供给是福利改进的，但这涉及效率与公平的权衡。Graber&Marattin（2010）也认为由核心区域融资建设的基础设施促进了边缘地区的发展。因为边缘区域可以搭便车，将其所有的税收收入用于当地需求，从而产生额外的收入和积极的本地市场效应。不过该研究未考虑外围区域流动要素向核心区域集中导致的产业份额减少的福利损失。经验表明，边缘地区产业份额减少的静态效应是大于整体经济增长率提高的动态效应的，从而使边缘地区总福利受损（安虎森等，2009）。
    此外，全球化对区域基础设施政策效果产生重要影响。Dao-Zhi&Laixun（2007）运用两国家一四区域的FC模型发现，当资本跨国流动时，一国的企业份额会随本地运输成本的下降而上升，随另一国家运输成本的下降而下降。因此，面对全球化的浪潮，拥有较差基础设施和较低治理效率的国家将遭受损失。Behrens（2011）则将Ottaviano et al.（2002）的模型扩展到三区域，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改进和国际贸易开放应该同时进行，才能较好地缩小区域不平等性。而Behrens et al.（2007b）在Mortfort&Nicolini（2000）和Paluzie（2001）的模型基础上加入可变需求弹性以增强分散力后研究发现，国家内部的运输基础设施政策是以邻为壑的行为。因此，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各国基础设施政策的协调是必要的。
    3.欧盟基础设施政策效果评价
    据资料显示，欧盟援助基金中约有1／3的支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Rodriguez-Pose&Fratesi（2004）指出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基础设施、交通和环境方面的支出占其援助基金的比例甚至高达70%和90%。但众多学者基于NEG框架的研究发现，欧盟基础设施政策效果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