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障碍性因素及财税对策（下）

    3.加强职业培训财税政策支持，增强农民工就业能力。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解决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单纯靠提高补偿标准是无济于事的。研究者们认为，相关部门应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为失地农民铺就可持续生计之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地方政府应通过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等措施，利用相关培训机构加强对剩余劳动力就业培训的支持，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能力。为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应将培训与就业结合起来，有研究者详细描述了具体的操作思路：以政府购买培训成果的方式，公开招标，将政府补贴与培训质量和就业效果挂钩；试行“培训券”制度，提高参训农民工的自主性；在社区开办农民工夜校，由街道、培训学校、企业三方合作的培训基地进行农民工培训等；对企业培训外来农民工给予补贴，并与企业推行职业资格证书、签订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挂钩。
    三、简评与思考 
    2001年国家“十五”计划明确指出“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自此，城镇化建设进入国家发展战略。其后，各级政府强化颁行各种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了相关制度，有力地促进了城镇化建设。近些年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有力地证明了政策良好的运行效果。但成绩只能说明过去，改革进入攻坚克难阶段，今后，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中小城镇科学发展，需要更为强劲的政策支持。以上研究者秉承科学发展观理念，就构建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拓宽融资渠道、保障失地农民权益等方面提出的对策和建议，为我们廓清了改革的方向。
    正所谓“理越辩越明”，得益于观点碰撞中频频出现的亮点，我们对于城镇化建设的认识更为深刻。笔者认同研究者关于完善财税体制、拓宽融资渠道及强化权益保障的各种观点。但有一个问题似乎淡出了研究者的视野，即在城镇化建设中如何进一步发挥结构性减税政策的作用。
    结构性减税对于促进农村城镇化建设发展的最大亮点在于2006年我国停止征收农业税。其后所得税制（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流转税制（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关税等）改革，虽然较大程度地降低了企业税负，但对于人口与面积占最大数量的农业人口和和农村地区，都没有明显的倾斜。虽然家电下乡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意图，但这些政策的初衷在于打开农村市场，对“建设”的带动作用必然受限。
    笔者以为，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应该以农业龙头企业为切入点，发挥其对于农村经济和城镇化建设的拉动作用。中共“十八大”强调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国内外城市化的具体实践也充分证明，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城镇化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农业产业化为农村城市化提供了生产力进步的物质基础，城镇化的发展为产业化提供了工业、技术、文化教育、信息、市场、金融及交通通讯、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先导和条件。”龙头企业对于推动农业产业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2012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10号），对农业龙头企业给予了所得税、进口关税等优惠政策。“10号文件”体现了国家以龙头企业撬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意图，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结构性减税。为有效发挥结构性减税功能促进龙头企业发展，相关部门应加快制定“10号文件”的实施细则，将文件精神落地生根，增强政策执行力；同时，完善涉农流转税优惠政策和出口退税政策，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帮助其做大做强，增强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
    另外，政府相关部门还应该针对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出台更为有力的财税优惠政策，降低中小城镇发展成本，扶持其稳健成长；运用税收杠杆，打造招商引资的“政策洼地”，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到农村城镇化建设中来。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研究者们虽然都主张加大财税政策对农村城镇化的支持作用，但政策的运用要致力于提升城镇化质量，忽视质量单纯追求速度必然会走入误区，背离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标。
    综上所述，我国城镇化建设还存在一些障碍性因素，需要进一步改革现行财政税收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强化财税政策对于城镇化建设的支持作用。对此，我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的理念，在对现行政策翔实评估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加以完善，提高政策执行效力。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动城镇可持续发展，缩小城乡差别，早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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