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居民对国际旅游岛政策影响的感知及态度(一)

摘要：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对于旅游影响的感知及态度一直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热点议题。然而，国内外学界鲜有关注旅游地居民对于重大旅游政策影响的感知及态度。国际旅游岛政策实施将对包括海南居民在内的利益攸关者产生重要且深远的影响。文章研究发现：1)海南居民对于国际旅游岛政策普遍持积极态度，但对该政策内容的实际认知程度较低；2)现阶段海南居民对于国际旅游岛政策的影响较为乐观，而对于该政策的风险感知较弱；3)尽管海南居民普遍热衷于彩票等博彩娱乐活动，然而，对于即将在海南试水的博彩旅游项目大部分持较为消极和反对的态度，性别、户口、年龄、居住时间、月收入水平和职业等因素均显著影响其对博彩旅游发展的态度；4)社会交换理论可以被用来解释居民对于重大旅游政策影响的感知及态度，居民对于该政策的积极影响感知越强烈，越倾向于支持该政策。未来随着国际旅游岛政策负面影响逐渐显现，海南居民对于该政策的态度可能会出现分化。
    关键词：国际旅游岛，政策影响，博彩旅游，感知态度，海南岛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70703012).

1 引言
    
    1970年代以来，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对于旅游影响的感知及态度一直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热点议题。国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居民对旅游社会经济文化影响的感知[1-6]、居民对大型节事[7-9]及博彩旅游[10-13]的态度、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影响因素[14-17]、相关理论框架[18-22]以及居民感知和态度的社区分类研究[23-26]等方面。国内相关研究则始于1990年代，研究内容多是社区居民对各类型旅游地旅游影响感知及态度的描述性研究，包括古镇古村[27-29]、海滨[30]、海岛[31]、城市社区[32]、旅游度假区[33]等。一些学者试图引入社会交换理论[34]、社会表征理论[35]来解释社区居民对于旅游影响的感知及态度，并通过聚类分析研究居民感知及态度差异[36，37]。近年来，随着我国相继举办一系列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大活动，国内学者也开展了当地居民对于北京奥运会[38]、上海世博会[39]、广州亚运会[40]等重大事件的感知及态度研究。
    世界各国各地区政府无不将本地居民对在当地开展博彩旅游的态度作为影响决策的重要依据，国外学者也十分关注赌场等特殊娱乐活动给当地居民及社区造成的影响[41-44]。罗夫(Roehl)截取了1975年和1992年两个时间点，时序对比研究了美国内华达州居民对于博彩活动的态度变化，发现大多数居民认同博彩活动给当地带来了显著的税收、就业等经济贡献，但巨大的社会成本往往招致当地居民的反感[45]。朗(Long)对比研究了美国南达科他州和科罗拉多州居民对娱乐赌博业影响的感知，也发现居民大多认为赌博业带来了就业、生活质量提高等方面的积极影响，但也引起了交通堵塞、拥挤和犯罪等社会问题，大部分居民并不建议在其他社区继续开展赌博娱乐活动[46]。美国大西洋城通过博彩旅游发展成功摆脱衰退困境的成功案例[47]对东南亚各地产生了广泛的示范效应。1990年代以来，韩国、新加坡等地行政当局纷纷通过引入博彩旅游项目希望带动当地经济复苏，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南亚地区居民对于博彩旅游的感知及态度研究逐渐成为热点。李崇基等(Choong-Ki Lee，et al.)对比研究了韩国江原道和美国科罗拉多地区衰退矿区附近居民对于博彩旅游发展的感知和态度，发现文化背景不同的两地居民在博彩旅游的负面社会影响、积极经济影响和积极社会影响的感知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48]。李崇基等采用时序法对比研究了博彩旅游开发前后江原道居民对于博彩旅游的感知及态度，发现开发后居民对于博彩旅游的积极经济影响感知得到强化，开发前后对于积极社会影响的感知都很强烈[49]。
    总的来看，在居民对于旅游影响的感知及态度议题上已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但国内外学界均鲜有居民对于重大旅游政策影响的感知及态度研究。2010年1月4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国际旅游岛开发成为新时期海南旅游发展的战略性纲领。国际旅游岛发展战略是关乎所有海南居民切身利益的大事，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离不开政府主导，同时也应广泛征询、了解并尊重东道社区的态度和诉求。与地方政府大力宣传推动和业界学者热烈讨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来自海南本土居民对这一重大旅游政策的声音十分微弱。特别是《意见》中首次提出将在海南试办一些国际通行的体育娱乐项目，率先在国内探索发展博彩旅游，及时了解海南居民对于海南发展博彩旅游的态度具有重要的政策实践意义。此外，国内尚无博彩旅游发展先例，学术界更无居民对在当地开展博彩旅游态度的本土化研究，加之海南居民普遍具有浓厚的彩票消费情节，这更加凸显出海南居民对于海南发展博彩旅游态度研究的理论探索价值。
    2 研究方法及数据
    
    研究采用大样本结构式问卷调查方法收集数据。为使调查样本具有一定的地域代表性，课题组选择与海南琼海嘉积中学合作开展问卷调查，要求该校学生将问卷带回家由学生本人或家长、亲戚或邻居填写，寒假结束返校后统一回收。嘉积中学是海南省一级甲等高级中学，汇集了省内各地优秀生源，学生来源地在海南省内分布广泛。预调查于2010年1月22日在海南琼海市嘉积镇进行，随机发放问卷20份。被调查者反馈意见后对问卷中若干语义表达不当和不符合当地阅读习惯之处进行了修正。正式调查开始前，课题组成员多次前往嘉积中学，与该校团委及学生会负责人就问卷发放及回收事宜进行反复沟通，并就调查目的、填写对象、填写方式、回收控制等问题对班主任开展培训，确保问卷调查工作顺利进行。
    正式调查于2010年1月26～31日开展。共发放问卷1550份，回收1445份，回收率93.2%。剔除部分回答不完全或真实性较低的样本后，剩余有效问卷1314份，有效率90.9%。问卷内容主要包括3个部分，分别是被调查者对于国际旅游岛政策及影响的感知及态度、被调查者对于海南发展博彩旅游的态度，以及被调查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等。感知及态度的描述侧重于国际旅游岛政策的经济影响，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Likert 5-point scale)，分值1代表非常赞同，2代表赞同，3代表说不清楚，4代表反对，5代表非常反对。由于样本量较大，为避免在问卷录入过程中出现人为错误，将有效问卷进行逐一编号以便于检查核对问卷信息。经赋值后将问卷结果录入计算机，并经过人工核对确保问卷信息录入无误后，使用SPSS 14.0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图1 被调查者在海南省居住地分布示意图
    Fig. 1 Samples' distribution of residence

3 研究发现
    3.1 被调查者基本情况
    被调查者的居住地分布如图1所示，海南省18个县市行政区均有样本分布。其中问卷发放地嘉积中学所在的琼海市样本量最大，占到总样本量的66.5%；海口和三亚样本量分别为7.3%和3.5%；与琼海邻近的万宁占到8.4%。从样本居住地空间分布来看，大致呈现出从琼海向周边县市距离衰减的分布状态，基本符合该校学生生源地分布规律。这说明问卷发放过程中质量控制较好，样本具有较好的地域代表性。
    被调查者的人口学特征。样本的男女性别比例分别为58.5%和41.5%。汉族所占比重最大(92.2%)，黎(4.7%)、苗(1.6%)、壮(1.5%)等少数民族比重均较小。职业构成中以学生为主(24.9%)，其次是农民(14.2%)和无固定工作人员(13.1%)，教师(7.9%)、企业固定员工(11.3%)和企业管理人员(8.9%)等也占到一定比例。年龄结构基本覆盖了从青少年到老年的各年龄段人群，以19～30岁的青年为主(35.2%)。文化程度以高中为主(49.0%)，初中(17.2%)、大专(13.4%)、本科及以上(16.8%)的样本也占有较大比例，小学及以下的比例较小(3.7%)。月收入水平的分布较为均匀，400元及以下(20.3%)，401～800元(13.5%)，801～1200元(19.2%)，1201～2000元(22.2%)，2001元以上(24.9%)。总的来看，除民族外，样本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月收入水平等分布均较广泛，反映出样本质量较好。
    3.2 被调查者对国际旅游岛政策的感知及态度
    
    高达96.5%的被调查者都知晓海南要开发国际旅游岛的政策。这说明在强大的政策宣传推动下海南当地居民对于国际旅游岛政策的知晓度已非常高。但仅有8.4%的被调查者表示“很了解”国际旅游岛政策的具体内容，18.2%的被调查者只“了解一点”，而72.4%的被调查者“完全不了解”。可见，尽管当地居民对于国际旅游岛政策的知晓度很高，但对于该政策的具体内容仍处在模糊认知状态。政策宣传的重点需从提高政策的知晓度转向以更浅显易懂的方式宣传政策要点，以提高当地居民对于国际旅游岛政策内容的认知度。
    尽管被调查者并不十分了解国际旅游岛政策的具体内容，但对于国际旅游岛政策的总体态度较为积极，“非常支持”和“支持”的比例合计达到83.2%，“漠不关心”的比重为9.8%，“非常反对”和“反对”的比例仅占7%，总体均值为1.93。运用单因子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发现，置信度为95%时，性别(p=0.421)、户口(p=0.716)、年龄(p=0.286)、文化程度(P=0.115)、月收入水平(p=0.305)等人口统计学因素均没有显著影响被调查者对政策的态度(如表1)。而被调查者在当地的居住时间对于政策态度的影响较为显著(p=0.015)，在当地住时间少于10年和超过30年的被调查者对于国际旅游岛政策的支持程度相对较低。
    3.3 被调查者对国际旅游岛政策影响的感知
    
    71.3%的被调查者认为国际旅游岛政策“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仅有12.1%的被调查者觉得“那是政府官员的事情，与我们普通老百姓无关”，还有16.6%的被调查者表示“不知道，没想过”。这说明大多数海南居民能够站在自身立场理性思考国际旅游岛政策的影响。在被问及“您是否关心海南国际旅游岛开发将对您及家人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时，高达91.4%的被调查者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这也进一步说明海南居民对于国际旅游岛政策影响的认知意愿非常高。

表1 被调查者对于国际旅游岛政策的态度及方差分析
    Tab. 1 One-way ANOVA 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samples' attitude on policy
    

说明：分值1代表非常支持，2代表支持，3代表与我无关无所谓，4代表反对，5代表非常反对。*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下同。

统计分析发现，被调查者对于国际旅游岛政策影响的感知总体上较为乐观和积极(如图2)。如“国际旅游岛开发，我会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回答“非常赞同”和“赞同”的被调查者合计达到76.8%，“非常反对”和“反对”的比例合计仅为5.4%，均值为1.95。被调查者普遍认为“会有更多的外国公司老板和外国游客来海南”，“非常赞同”和“赞同”的比例高达89.6%，均值为1.76。另一方面，海南居民对于国际旅游岛政策可能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和风险的感知度较低。如“政府会扩大征地规模，我可能会被要求征地”，尽管有57%的被调查者表示“非常赞同”和“赞同”，仍有32.7%的被调查者处于莫衷一是的状态，均值为2.37。认同“我的土地被征用后，我可能会被迫外出打工”的被调查者比例下降到33.9%，“非常反对”和“反对”的被调查者比例则上升至26.5%，近4成的被调查者表示“说不清楚”，均值为2.88。对于“国际旅游岛开发可能会让我的日子更不好过”的表述，仅有20.7%的被调查者“非常赞同”或“赞同”，41.6%的被调查者对这一说法表示怀疑，均值高达3.24。

图2 被调查者对于国际旅游岛政策影响的感知
    Fig. 2 Perceptions on the impacts of policy
    

说明：分值1代表非常赞同，2代表赞同，3代表说不清楚，4代表反对，5代表非常反对。以下同。

运用单因子方差分析发现，在置信度为95%时，被调查者的性别、户口、年龄、文化程度、月收入水平等因素均未显著影响其对国际旅游岛政策影响的感知，而被调查者在当地的居住时间、介入旅游业程度和职业特征的影响显著。
    3.3.1 居住时间对于国际旅游岛政策影响的感知及差异
    
    在本地居住时间超过40年的海南居民对于“国际旅游岛开发，我会有更多的工作机会”(Mean=2.13)和“会有更多外国公司老板和外国游客来海南”(Mean=1.86)的感知均相对较低，说明中老年群体并不十分关注政策带来的旅游就业机会增加等积极方面的经济影响。居住时间越少的海南本地年轻人或外地来的新移民对于国际旅游岛政策可能带来的诸如征地、失业等负面影响感知较高，而在本地居住时间较长的海南居民对于负面影响的感知逐渐降低。
    3.3.2 介入旅游业程度对于国际旅游岛政策影响的感知及差异
    
    已有研究表明，居民与旅游业的密切程度直接影响其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在旅游部门就业的居民更倾向于支持旅游发展[16，50，51]。将被调查者划分为3个群体，分别是直接与旅游业相关(自己在旅游行业就业)、间接与旅游业相关(自己不从事但家人或朋友在旅游行业就业)，以及与旅游业无关(自己和家人及朋友均没有在旅游行业就业)。统计结果显示，直接与旅游业相关的海南居民更为关注国际旅游岛政策可能带来的积极影响，“国际旅游岛开发，我会有更多的工作机会”(Mean=1.74)；间接与旅游相关以及与旅游业无关的海南居民的感知度则相对较弱。
    3.3.3 职业特征对于国际旅游岛政策影响的感知及差异
    
    由于样本中个别职业的被调查者数量较少(低于10%)，按照统计分析要求首先对个别职业的样本进行归并处理。具体为：将教师和科研人员归并为教师(10.7%)；农民和村镇干部归并为农民(17.8%)；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固定员工归并为企业人员(20.2%)；军警、离退休人员和其他归并为其他(13.2%)。统计结果显示，学生作为即将进入社会的潜在劳动力群体，最为关注国际旅游岛政策可能带来的大量旅游就业机会，对于“国际旅游岛开发，我会有更多的工作机会”的政策影响感知度最高(Mean=1.74)。农民群体则最担心国际旅游岛政策可能会带来大量的征地压力，以及由于征地问题可能会引致的生活水平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