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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当前中国经济区域走势分化，东北、华北等地区的经济发展态势并不太乐观。为何传统工业地区，特别是曾经重工业发达的地区，经济下滑较为严重？是政策照顾不够？抑或资源配置不足？笔者认为都不是。昔日，国家发改委有专门针对东北经济发展的“东北振兴司”，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出台了《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提出东北地区到2020年，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重大成果，再用十年左右实现全面振兴。
东北持续出现人口、人才净流出
显然，2012年以来东北区域经济下滑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1992年全面对外开放时，东北作为工业基础最完备、劳动力素质最高的区域，国民经济增速处于全国前列，辽宁更是多年在全国区域GDP排名中位居前五。90年代后期东北经济增速开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2003年的东北振兴计划让东北经济增速再次与全国同步。可是2012年开始，东北与全国经济增速“脱轨”，GDP同比下滑较快。
通过“一司两制”改革提升国企效率
针对当前东北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笔者认为有几点建议值得重视。
首先，从宏观层面来讲，中国经济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三大要素——劳动力、资本、土地均出现拐点，今后必须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保证经济稳定增长。而生产率的提升要么来自技术进步，要么来自制度完善所带来的优化。但技术进步往往具有一定的外生性和偶发性，几次工业革命发生的时间点都有一定随机性，因此短期不能寄希望于此。相比起来，制度完善更具内生性及可操作性。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让更有效率的市场来配置经济资源。民营企业的产权制度相对明确，国有企业则存在着一定的“代理人”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道德风险和效率弱化，这在东北尤为严重。如何解决国有企业效率问题便成为纾缓当下东北地区经济困局的关键。客观而言，目前并不具有私有化的社会条件与经济环境，像俄罗斯的私有化也未带来经济复苏与繁荣。笔者认为，当下东北地区国企改革可以借鉴 “一国两制”的构想，在国有企业进行“一司两制”的改革试点。何谓“一司两制”？简单而言，即一个公司、两种制度。企业整体上仍保持国有特征与运转模式，但具体的业务部门、经营部门实行“承包制”、“事业部制”，与管理层签订任务目标，自主经营。改变效率低下、经营成本高企的国企弊病，通过更理性的经济决策、更有效的成本控制来提升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
其次，东北地区人口、人才流出的原因，一方面是该区域的工资水平显著低于东部发达地区，同类工种可能不到北上广深薪水的一半；另一方面，这几年企业效益下降，提供不了充足的优质就业机会，一些好的就业岗位往往也是“关系”重于能力，不仅违背公平竞争，而且压制了人才上升的空间与积极性。可以尝试通过更为积极的鼓励措施，包括税收优惠、激励机制等，引导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吸引企业家、专业人才留在东北地区。客观讲，东北的自然资源禀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缺乏的是先进技术、观念，两者若能有效结合，东北经济才能得到振兴。
再次，针对政府“有形的手”过多参与经济活动的问题，应该进一步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减少行政事项审批，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让政府“有形的手”收回去，推动服务型政府的建立。另一方面，应该积极在东北地区进行税制改革试点，进一步降低税率，“放水养鱼”。
不少东北同志在交谈中都提到，作为“共和国的长子”，东北地区过去向全国运出了大量生产资料（原油超过10亿吨，煤炭、粮食数亿吨），上缴了大量利税，补贴其它地区，对外输送了数十万名技术与管理人才，现在适当向东北倾斜一点，将有利于回报东北、拯救东北经济。（作者：范为，清华大学公共经济金融与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对东北经济增速下滑，此前的看法总结起来有三点：第一，产业结构单一，过多依靠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东北的工业占GDP比重约为47%，高于全国42%的平均水平；重工业占工业之比为78%，高于全国70%的平均水平。当全国工业体系出现产能过剩时，东北工业企业的效益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下滑。第二，所有制结构单一，国有经济占比过高。比如，黑龙江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高达68%，远高于全国20%的平均水平。在中国经济从要素推动向效率驱动转变的过程中，国有经济的低效导致经济下滑。第三，东北人口、人才净流出。由于气候、市场环境、就业前景等因素，东北持续出现人口净流出，人才更是流向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这些因素确有负面影响，但笔者认为观念与体制层面的因素影响，应是更深层次的原因，不可不察。
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挤出效应”
计划经济主要是讲如何分配好资源，即如何“分蛋糕”。而市场经济主要讲如何创造更大的蛋糕。过去，东北的工业体系最完备，在计划经济时代处在生产链条的高端，那时人力、资本、原材料、机器等生产要素都是通过国家统一分配、调节的。东北对这种资源配置方式早已习惯，且根深蒂固。一旦要由市场来配置资源了，自己自主决策了，很不习惯，很难和浙江等沿海民营企业去竞争。
此外，在东北经济发展中，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出现的频率与程度过高，如东北某市44个局委办有43个有行政处罚权，可见“有形的手”涉及面有多广。这种长期依靠政府、国企的经济发展模式对非公有制经济形成明显的“挤出效应”，民营企业只能是庞大的、强势的国有经济体系的附庸，很难孕育出华为、腾讯这样成规模、成建制、有竞争力的大中型民营企业。尽管东北地区私营企业数量占到企业总数量的60%，但其产值只有工业总产值的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