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金融发展的七大特点

后危机时代我们用“旧患未除，新忧不断”八个字表现其基本特质，旧患未除是造成此次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和病根，并没有被根除；新忧不断是美国次贷风暴高潮后，全球先后又遇到迪拜主权债务危机、欧洲若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西亚北非动乱、利比亚战事、石油涨价、通货膨胀在各国蔓延等等。
    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因欧债危机出现而延续；但风暴主潮已过，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彻底复苏之前，我们将其称之为“后危机时代”。显然，我们已进入后危机时代——在国际经济金融发展的新形势下，中国的发展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
    在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中，一方面前景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金融、经济、技术等领域酝酿着变革，集聚着力量，一些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已经形成或显露端倪。
    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发生动摇。美国金融体系在全球的地位可能将逐渐下降。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国为主权的美元、以美元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出了问题，这次危机预示美元国际结算货币的霸主地位、美国金融市场作为全球资源配置中心的地位将受到严重挑战。
    而人民币推行国际化正在加速，目前已有的国际货币互换或者推进人民币的结算中心，也是构成这个趋势的一部分。
    西方金融系统去杠杆化过程将会持续，金融监管将会更加严格。危机过后，无论在国家还是在国际层面，强化金融监管成为大势所趋，监管的边界不断拓展，监管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各国金融创新和衍生产品的推出更加谨慎，主权投资基金的运作更注重安全。加强金融监管，强调金融谨慎发展原则，以及回归传统、回归实体经济，成为一种良性发展所需。过去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正在向一个政府担当更多责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
    全球通货膨胀序幕已经拉开，趋势已经形成。主要背景就是各国政府用大量的注入流动性等措施应对这次危机，如同下了猛药。危机过去之后，这些注入的猛药要通过各种渠道释放出来，就是我们感受到的通货膨胀的强大压力。美国实施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带头增发美元，引起世界都在增发货币。欧盟2009年初就开始了欧元增发，去年下半年以来的欧债危机，欧盟在争吵中也还是要增发货币，一是与美联储的美元强势扩张主义相对抗，二是应对欧债危机。
    中国2008年四季度开始4万亿元人民币启动国内市场，也在向市场注入流动性。近十多年来我们的财政每年（除2007年外）都是赤字。今年人大通过的2010年财政报告，赤字达到8000亿元人民币，这是财政的透支。
    中国每年新增的贸易顺差及结汇制度，使央行每年都要以投放基础货币的形式把出口企业赚的外汇换下来，年增加几千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差不多就是数万亿元人民币。国家财政拿不出钱来把央行的基础货币替换下来的那部分，只好由央行增发纸票子。
    当前，澳大利亚、挪威，以及中国、俄罗斯、韩国、巴西等经济恢复较快的新兴市场国家先后退出经济刺激计划，并将货币政策的基调从宽松调整为适度或中性。但通货膨胀基础已经形成。
    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在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纷纷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出台了新的发展战略。美国颁布了国家创新战略和出口战略；日本出炉了旨在确立危机后日本长期经济发展方向的“新增长战略”，即转向“需求引导型增长”模式；欧盟推出的是2020战略，旨在通过高效使用资源和鼓励自主创新实现经济更加健康和更为绿色地发展；韩国在2009年公布了“绿色增长”经济振兴战略；俄罗斯提出了现代化战略。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世界意义。现在看来，谁转变得快，谁就会在将来的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动地位。所有这些战略的共同点就是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目标都是要抢占后危机时代发展的制高点。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际上已经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的焦点。
    美国的国家创新战略和出口战略，实际上一是新能源发展战略，发展可再生能源、推动新的产业革命，是这个战略的核心；另一个是“再工业化”，主张重新重视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通过促进制造业增长，让美国回归实体经济，并力图转向“出口推动型”经济发展方式。在全球需求持续萎缩的情况下，美国采取促进出口翻番的战略，只会加剧国际贸易摩擦。事实上，美国应当调整其高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调整其过度依赖金融部门和虚拟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其全球化即美国化的价值取向。但这是美国的根本模式，也是不可能触动的。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将逐渐增强。新兴市场经济发展速度和前景好于发达国家，金砖四国增加为金砖五国，经济发展速度普遍在8%以上，而发达国家在3%以内。在金融危机中，欧美金融业的霸主地位受到了严重冲击，其发展模式的调整和修复需要时间，金融实力被削弱。同时，新兴市场国家金融业发展迅速，有利于缩小金融实力差距，世界金融格局悄然发生变化，均衡发展态势明显。2008年底由G8搞成G20（“八国集团”搞成“二十国集团”），之后，这个机制成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最重要的机制，它实际上也成为了国际经济金融最重要的协调平台。在世界银行通过的投票权改革方案中，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整体上增加了3.1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公布了份额改革方案，中国的份额从3.72%上升到6.39%。发展中国家过去也总是呼吁要进行份额改革，但那时候这只是天方夜谭，现在，不可能的事情终于实现了。这也确实说明国际体系正在发生变革，而其背后，体现的正是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
    国际上力压人民币升值。主要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压迫人民币升值的目的何在？
    国际上咬紧人民币升值问题，一方面可以抑制中国的出口，扩大中国的进口，从而降低中国经济复苏与继续增长的速度，抑制中国发展。另一方面，能弥补自身竞争力不足造成的国际收支逆差，坐享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财富转移。
    美国认为人民币升值可以减缓美国存在的巨大贸易逆差，医治美国目前存在的高失业，美国需要用国际问题转移由高失业率带来的国内政治压力。同时，目前美国想通过美元贬值逃脱国际债务，重新进行全球财富再分配，然而却因人民币汇率牵制而无法为所欲为。因此美国在2010年围绕人民币升值问题掀起了三次小高潮，100多名美国国会议员致信奥巴马，要求美国政府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反补贴税，奥巴马政府改变了对人民币汇率较为谨慎的态度，公开对人民币“升值过慢”表示不满。美国害怕中国强大，威胁其霸权主义；而人民币大幅升值会伤害中国的利益，抑制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由于内需不振问题普遍困扰欧盟各国，欧盟16国于2010年10月5日集体向中国施加压力，敦促人民币升值，指出人民币低汇率影响到欧洲的经济复苏。欧洲诸国很希望通过压迫人民币升值挤占中国的出口空间、打开中国这个庞大的新兴市场。
    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墨西哥、巴西、越南等与中国同处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阶段，相互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竞争性。很明显，如果人民币升值，就将削弱中国产品的优势，其他国家的出口优势和出口份额就会大大增加。同时，也会削弱中国的成长。
    后危机时代，风暴的余波不断，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一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使得世界经济复苏始终蒙在阴影中。无论迪拜危机还是希腊危机，包括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葡萄牙等国的债务风险，都说明金融危机的遗留问题还没有解决；二是美国QE2已执行完毕，是否还有QE3（即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若不调整债务上限，美债可能违约，这将是世界性的大地震，若调整就又要发债，实行QE3这是隐性延时炸弹。三是2011年7～8月，美国金融市场将迎来更大规模的次级贷款优惠期结束的高潮，也是美国次级贷款需要根据市场贷款利息重新设定利率的高潮，美国次贷危机正是随着这个节奏，一浪高过一浪地演进，掀起了世界经济危机的惊涛骇浪。下一步如何演绎，还是不确定的；四是政治上的，如西亚北非动荡，法国、美国等打击利比亚等等。
    金融危机为我国带来的契机。一是让中国人发现，依靠出口增长为主引擎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着很大的风险，也同样具有不可持续性，同时金融危机为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国外市场的萎缩、出口的受阻，使得我国必须调整经济结构，使经济增长步入以消费内需为主要推动力的轨道，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较快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是这场危机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创造了足够大的空间。
    三是金融危机为我们追赶发达国家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相对于其他国家或地区来说，我国经济受危机冲击最小，超过8%的GDP增长率在全球主要国家中高居榜首。可以说，这次危机在客观上为我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作者：国家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师 刘建安；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工程师 刘峰）